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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北站,双水人的见证-《双水碾》:火车北站的人文见证

时间:2023-10-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19年暑运后,老成都人口中的“火车北站”进入了全封闭改造升级阶段,据说要到2024年才能重新启用。而对于就在火车北站旁边土生土长的双水人来说,双水境内的火车北站“成都站”,又岂止是一两个字可以代替的。作为成都的一个老地标,火车北站的诞生,与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一样,成为一段川人世代渴望通过一条条天路走出盆地的历史见证。重庆东站和成都车站同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

火车北站,双水人的见证-《双水碾》:火车北站的人文见证

2019年暑运后,老成都人口中的“火车北站”进入了全封闭改造升级阶段,据说要到2024年才能重新启用。前几年,听说要改造,对于站房上郭沫若手书笔迹的“成都”两个大字,市民们纷纷呼吁要保留下来。而对于就在火车北站旁边土生土长的双水人来说,双水境内的火车北站“成都站”,又岂止是一两个字可以代替的。

作为成都的一个老地标,火车北站的诞生,与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一样,成为一段川人世代渴望通过一条条天路走出盆地的历史见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惨痛的国事让国人民智渐开,老百姓明白铁路有很多好处,而清政府则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国内掀起了一股建设铁路的高潮。光绪二十九年(1903)7月11日,一条梦想中的川汉铁路,经四川总督锡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正式成了一种可能:

窃维各国互争雄长,铁路所至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从未有让人修筑,自失其利而自削其权者也。中国处此时局,欲变法自强,政固多端,而铁路尤不可缓……四川天府奥区,物产殷富,只以艰于转运,百货不能畅通,外人久已垂涎,群思揽办,中人亦多假名集股而暗勾外人,计取强求,百端纷扰。若不及早主张,官设公司,招集华股,自保利权,迟之日久,势不客己,或息借洋款,或许人兴修,必至喧宾夺主,退处无权。尤恐各国因此稍启争端,转多饶舌……[1]

川汉铁路预定线路自四川成都起,经内江、重庆、宜昌,到湖北汉口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的成渝铁路,其实就是这条铁路线在川境内成都到重庆的一段。

鉴于民情呼声,锡良力主自修,他奏请官设川汉铁路公司,招集华股,速筹自办,以辟利源而保主权。光绪三十年(1904)1月22日,锡良奏遵商部新订铁路章程,在成都岳府街设立“川汉铁路公司”,川省留日学生同乡会向锡良呈《集资开办方略》,建议早日修路以免外人觊觎,并发表《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呼吁自主自办:“四川铁路入他国之手,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服属于他国之日也!”

1905年,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1909年10月,川汉铁路部分路段开工。

清宣统二年(1910),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次年4月,清廷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借款合同,将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出卖,接着于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湖南、广东、湖北、四川等省人民遂奋起反对,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开展保路斗争,尤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参加者达数十万人,从而在1911年6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铁路国有,失信天下。”当时的四川,民众的热情被铁路这件事点燃了。1911年7月创刊的保路同志会机关报《西顾报》说:“吾川七千万人,省垣实为聚处人文之薮,平时最讲服从,素乏政治思想,独于是日同志会开幕,一呼而万人响应,及闻罗(纶)、程(莹度)、邓(孝可)诸君沉痛之演说,而万众皆泪不可仰(抑),均曰起起起!均曰死死死!甚有拂衣而起,似欲即吮仇人之血者。”1911年由四川保路同志会创办的会刊《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则称:“蜀人振臂一呼,集者数万。会中万众血男子,指不胜屈,有先死誓众者,有破指示决者。有官者弃官,有产者捐产。如欲一一数之,将穷白纸莫罄,此犹狂热之已表著者。”“无日无会,无会不数千人。报名者十五日内,无不纷至沓来,近方未艾。无男无女,无老无少,无富贵贫贱,无智愚贤不肖,无客籍西籍,莫不万众一心,心唯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约保路,直提出其灵魂于躯壳之外,以赴破约之一的。”

1911年8月,修筑近两年的川汉铁路宣告停工。9月25日,四川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11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太后偕六岁皇帝溥仪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

1935年,国民政府决定续建成渝铁路,次年6月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1937年7月,因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停工。1947年5月,整个工程再次陷入瘫痪。直至1949年,已用款总计折合大米约十三亿斤,仅在重庆到永川段修建了部分路基、隧道桥梁,完成了总工程量的14%,但一根钢轨未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邓小平在西南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重要决策,并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说:“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

1950年2月,中共中央、政务院在批准修建成渝铁路计划方案时指示:“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同年6月12日,成立大会在嘉陵新村举行,15日,在重庆举行成渝铁路开工典礼。邓小平莅临致辞,贺龙亲手将一面绣有“开路先锋”的锦旗授予筑路大军。当天,高举“开路先锋”旗帜、由西南军区直属部队(二野及十八兵团)组成的军工筑路一总队,开赴九龙坡、油溪工地,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揭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序幕。

二十多年前,在故乡,我曾经跟着作家刘丙文去拜访过诗人孙贻荪老师。那时候,只知道他是一个铁道诗人,上过朝鲜战场,但并不知道这位慈祥的老人原来是成渝线的建设者之一。直到写作本书,才知道孙老师简历上那“铁路”二字的分量与含金量。

1950年6月15日,十七岁的孙贻荪接到部队首长的命令,来到西南军区大操场报到。他抬头一看,主席台背后的横幅上写着“成渝铁路开工典礼”。那时,他刚从二野军政大学毕业,就被派到军工筑路一总队直属二团当参谋。就这样,用灯笼火把照明,在钢钎、大锤、十字镐开凿下,军人和民工组成的十五万筑路大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修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1950年8月1日,开始从重庆向成都铺轨。1951年6月30日铺轨到永川,12月6日铺轨到内江。1952年1月26日铺轨到资中,6月13日铺轨到终点站成都。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重庆东站和成都车站同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邓小平、贺龙、宋任穷参加大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在成都站为通车剪彩。重庆、成都对开的两辆彩车上午10时分别驶出车站,当晚在内江车站交会。[2]

孙贻荪记得,历时一年半,铁路终于修进了成都。但自从进入成都,天气就跟这支部队过不去,每天下雨。眼看离7月1日通车时间只有两个月了,部队却在驷马桥被阴雨阻挡住了。

“驷马桥这个地方,是通向成都火车站的咽喉要地,有一段七百米左右的路段,必须要把路基抬升十多米才能达到铺轨的高度要求。”孙贻荪回忆,“修建路基需要碎石和泥土来夯实,但驷马桥周围全是农田,取土不易,只能人工挑担到远处去寻找。一挑泥巴,从陡峭的跳板往上攀登,最后倒在填方处,一路湿滑摔跤,已所剩无几。”

最后,铁道兵第六师师长罗崇福想到四川人常用的一个办法:到作坊收购碾米谷壳,把它撒在路上,撒在箢篼里。果然效果很好,跳板上的人脚下再不滑溜,箢篼里也不沾泥巴了。许多加工米的作坊老板,听说驷马桥工地急需大量谷壳,连忙开机打米。一时间,部队运谷壳的汽车络绎不绝。终于,经过四十多个昼夜的攻坚战,烂泥疙瘩的驷马桥终于铺上了铁轨。“最少也用了六百车谷壳。”讲述这段经历,孙贻荪感慨万千。当驷马桥的最后一根铁轨铺上的时候,大家兴高采烈,驷马桥的旷野里鞭炮齐鸣。师长这个时候招呼他去成都最“高级”的耀华餐厅吃红烧鱼。孙贻荪以为师长要犒劳他,结果师长说:“今天是为你送行,接上级电话,你马上回重庆大军区接受任务,奔赴朝鲜战场。”[3]

抗美援朝期间,孙老师离开成渝铁路到朝鲜战场任战地记者,回国后,他依然选择了回到成都铁路部门任职,并成为一名著名的铁道诗人、作家,可谓把一生和诗行都献给了两条伸向远方的滚烫而铿锵的铁轨。

那么,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全国铁路枢纽之一,为什么当时的成都站——成都人俗称的火车北站,选在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呢?对此,金牛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四川本土文化研究者浅夏作了完整的梳理:

1948年,国民政府为修建成渝、天成铁路,曾对成都站做过1∶10000比例尺的设计图,站场位置就选在成都市北郊。

1950年6月和1951年8月,西南铁路工程局和铁道部设计局派员勘测,对成都枢纽做过规划设计,选定成都站设于成都市近郊的府河东岸,即今火车北站。

据最初任西南铁路工程局成都工程处秘书科长、高级工程师的江大源回忆,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也参与了成都市早期的规划,特别是火车站位置的确定:

铁路通车不能单靠两条钢轨及车站设备,还需要为客货机车服务的设备和设施;需要有发号施令的行政办公楼及对社会的服务设施;还需要运输部门与城市规划联系与协调。铁道部派齐植凯工程师到成都进行现场设计,我奉命邀请我原成都大学的老师、当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劼人先生来工程处共商铁路建设与城市规划的配合方案。

时值盛暑,挥汗如雨,李副市长、成都工程处处长毛定原及铁道部齐植凯工程师不辞劳苦,反复研讨铁路与城市的相关规划方案,常至深夜。最大难题是车站位置,原方案是设在现成都铁路局机关处。毛定原处长考虑到城市的发展,建议北移约一公里,即设于现在的位置,多次陈情,获铁道部首肯。(www.xing528.com)

在建设分工上,成都市负责修建由车站到市中心的南北轴线人民路;建筑大队负责修建三米宽的西城角进城的现新华西路西段,名曰“通锦路”(在饮马河上修建12米宽的钢筋混凝土桥梁,由毛定原处长题写“通锦桥”三字);以及经西北桥至火车站一段及改造由石灰街北巷子的进城公路。[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牵头做成都城市规划的马识途先生,曾经撰文提到关于成都站的选址问题:

1952年的夏天,解放后在四川新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就要修到成都了,接着将开始建设四川出川的唯一一条铁路宝成铁路也将在成都开工。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也要马上开始,国家的141项重点建设项目中有好几个就放在成都。铁路车站放在哪里,重点项目摆在何方,都必须很快作出决定,于是成都的城市规划就迫在眉睫了。

城市规划,对我们说来是新课题,只好毛驴子当马骑。要我去管成都市的城市建设,后来还把我调去筹备建立省建筑工程局,后来改为城市建设厅,叫我做厅长。成都的城市建设自然在我管辖范围内。我们找到了刘昌诚工程师,刘昌诚不久就搞出一张成都城市规划的草图来。我们看了一下,大体可行,便定了下来。首先是把成渝铁路火车站摆在城北,货站摆在城东北八里庄,新工业区自然就放在离货站不远的东北郊。城市的中心还是放在皇城三座门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天府广场一带。当然要从城市中心辐射出几条干道出去,首先要修建的就是一条直通火车北站的人民北路,城中心向东西两方规划修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向南修人民南路。还有一条直通东郊工业区的大道。外围规划一条环形的一环路,还准备修二环路。[5]

其实,早在1936年,实业家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次年,四川省政府就提出建设“成都新村”的计划,并将成都市区按功能进行划分,其中“工业区——在城北火车站附近”,就可见当时已经把火车站定在了城北。[6]

1952年,为迎接成渝铁路通车,首拓梁家巷道路(现在一环路北三段)接人民北路与簸箕街,沟通旧城区与火车站的交通

1961年4月,划出货运部分新设成都东货站(2010年底更名“八里站”)后,火车北站改为客运站。成都站站房先后历经四次较大规模扩建或改建,其中1984年10月新建成的站房经2005年9月改造后使用至今。[7]

1982年,成都站站房改建时需要题名,成都市人民政府和成都车站新站房筹备组经过多套方案的选择对比,决定选用郭沫若为武侯祠题字时采用的笔迹。于是,新站房上的“成都”二字也一直沿用至今。

“一唱那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款又拉夫……四唱那成渝路,通车到成都,四十年希望实现了,鞭炮响连天……火车头冒着烟,带着幸福直向前。男女老少齐欢唱,永远跟着共产党,幸福万万年,幸福万万年!”[8]

▲1952年7月2日,成渝铁路通车,从重庆出发的列车到达成都站 佚名摄

1950年,成渝铁路开始修建。1952年,因为修铁路,羊子山被西南文教部宝成铁路沿线文物调查征集小组发现。随着铁路的开工,西南铁路工程局相继拆分出的铁二局、铁二院、成都铁路局等西南大型铁路部门,分别于1952、1954、1957年由重庆迁往成都,聚集落户于成都主城区的西北部、成都火车站附近,包括西南交通大学这些大型的涉铁企业、科研院校和交通部门,以火车北站为中枢,纵向是人民北路,横向从人民北路与一环路交会处起,至沙湾一带。仿佛一夜间,成都人就发现,城北落户了太多的铁字号单位。城北除了林业厅、新华印刷厂和木综厂外,就是铁路局、铁二局和铁二院三铁的天下了。沿着人民北路往城中心延伸,路两侧则排兵布阵一样分布着成都铁路局机关、下属单位、后勤文化设施、职工宿舍院落和医院、学校等。[9]

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火车北站附近,逐渐有了一个“铁半城”。而红房子,则是几十万铁路职工的家属宿舍区。红房子,大盖帽,五湖四海的外地口音,曾经让火车北站附近的双水碾人、青龙场人羡慕不已。园艺社区的周安林和尹显根的二哥,都是当铁道兵后退伍回来就被安排工作成为铁路人,周安林就被幸运地分配在了成都的铁二院。

今天,随着周安林们的退休,“铁半城”大片的红房子也逐渐消失了。然而,作为成都的一个老地标,火车北站勾连的不仅仅是成渝线、宝成线、成昆线……还有那一段段家国的历史与川人出川入川的梦境,更承载着北门双水碾人乃至成都“铁半城”人们对北门满满的回忆——而双水碾街道水武街火车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依然一批批地长大、走远。

“北站”是他们心目中永远的站台。

火车的鸣笛声,是成都铁路人和北门双水碾人永远的梦乡。

【注释】

[1]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

[2]浅夏:《铁半城(一)从成渝铁路说起》,方志金牛微信公众号,2018年2月28日。

[3]刁明康:《走进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老成渝铁路 乘客寥寥主要跑货车》,《华西都市报》,2015年12月21日。

[4]江大源:《我与成渝铁路建筑工程》,参见章玉钧总编《共和国五十年四川文史书系——成渝铁路今昔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5]马识途:《解放初期成都城市建设的日日夜夜》,参见蒲秀政主编《走近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另见章玉钧总编《共和国五十年四川文史书系——城市建设展新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题作《世纪回顾 过去的成都》,文字略有不同。

[6]成都市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成都新村筹备委员会工作概况》,全宗号:32,目录号:1,案卷号:88,第27页。

[7]浅夏:《铁半城(二)落户通锦桥与确定火车北站》,方志金牛微信公众号,2018年3月14日。

[8]选自时乐濛词曲《四唱成渝路》。此歌在成渝铁路修建时,传唱不衰,曾经是一代成渝铁路人的激情回忆。

[9]浅夏:《铁半城(三)曾经的荣耀》,方志金牛微信公众号,2018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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