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也被称为“外部效应”或“外部经济”。外部性来源于个体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差异以及个体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收益的差异，并将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其中正外部性来源于社会边际收益大于个体边际收益，负外部性来源于社会边际成本大于个体边际成本。同时，庇古认为外部性使得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必须通过政府手段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以交易成本作为切入点对外部性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分析，并提出与庇古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校正的功能，只要满足交易成本足够小且产权清晰界定的条件，市场机制本身就能解决外部性问题。除了马歇尔、庇古和科斯，还有很多学者都对外部性的概念进行了解读。Douglass（道格拉斯）等（1973）同样把外部性理解成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收益或成本的差额，也就是说有其他方在未经允许时支付了成本或享受了收益［40］。盛洪（1995）认为，外部性产生于至少有一方没有完全支付其行为所导致的成本或获取其行为所引起的收益［41］。换句话说，只要至少有一方获取了另一方的收益或支付了另一方的成本，外部性就产生了。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外部性可以理解成是经济活动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所被动承受的来自正在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的收益或成本。从以上多位学者对外部性的阐释与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学界对外部性的理解上存在三点共识：第一，都认可市场无法消除外部性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外部性是一方的行为对另一方所造成的一种无法通过市场自动调节的外部效应，所以效应的产生方并不会因为其经济行为而获得回报或付出代价；第二，都一致认可外部性的正负作用，即都认为正的外部性即外部收益可以导致总效益增加，负的外部性即外部成本可以导致总效益减少；第三，都同意是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外部性，同时这种外部性是一方经济主体被动承受的［42］。
解决外部性的方法主要有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两种，两种方法解决外部性的思路不同，适用范围也不一致，各有优势与不足。其中政府手段是对庇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认为外部性使得市场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即“市场失灵”。因此只能通过市场以外的力量也就是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来消除外部性，如政府可以对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征税，额度等于个体和社会之间边际成本的差额，或政府可以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社会主体进行补偿，额度为个体和社会之间边际收益的差额［43］。在政府手段的作用下，外部性对经济活动的不利影响就可以消除。政府手段更多的依赖于政府干预，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政府手段亦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个体和社会之间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差的计算上。在现实中，个体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确定相对来说难度不大，但是社会整体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却较难核算。不仅如此，由于信息交流与监督不力的情况，政府有时也会出现失灵的现象，同时政府手段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组织管理成本。市场手段则是对科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认为在解决外部性的过程中，不应过多关注成本之间的比较，而应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尽可能减少经济主体因外部性而遭受的损失上，并指出只要满足交易成本足够小且产权清晰界定的条件，就可以把外部性问题产权化，即内部化［44］，然后通过讨论、协商或者产权交易等各种市场手段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然而，市场手段同样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产权化的实现上。因为在实际补偿中，这恰恰是最难以实现的地方。所以，市场手段适合产权比较容易清晰界定的情况。同时，由于市场手段使得市场机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企业和个体更加倾向市场手段。因此，外部性理论是进行广东省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