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的孔子觀与孔子学刊

從學術的角度看，對於孔子這位歷史名人的評價自然是見仁見智的。但若從整個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角度看，還需要給予孔子一個客觀、公正、科學、理性的評價。古今中外的歷史發展早已證明，這種評價必定是積极的、肯定的，至少應當説，積极的、肯定的評价應當是一種主流聲音、基本立場。此時，谷牧在統一思想方面起到极为關鍵的作用。

谷牧曾在不同場合下表達過自己的“孔子觀”。這些場合，多是在孔子基金會的有關學術平臺上，或为學術論壇，或为學術刊物。1986年3月，孔子基金會主辦的學術刊物《孔子研究》問世。在發刊詞中，谷牧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對孔子及其思想的理解，對孔子研究立場和方法的認識，對《孔子研究》的殷切期待，等等。[10]

在這篇文章中，谷牧没有講一句官話、套話，講的都是真話、實話。他首先把孔子定位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這個評價是公允客觀的，完全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他特别提到了孔子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思結合，這三點無疑是最能代表孔子思想價值和歷史功業之處。

谷牧指出：“《孔子研究》以歷史上的‘尊孔’和‘反孔’为鑒，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國傳統文化，也不對之采取歷史虚無主義態度，而是主張把孔子和中國傳統文化作为科學的對象加以深入系統的研究。”這樣一來，他就为這本刊物乃至整個學術界確立了研究孔子的基調，那就是理性包容，并在此基礎上秉持一種温情與敬意，因为孔子和中國傳統文化是“科學的對象”。

筆者從谷牧的發刊詞中找寻出幾個他特意加上引號的詞，這基本上可体现出谷牧對於孔子研究的主要立場和鲜明態度——“沙裏淘金”“古为今用”“推陳出新”“百家争鳴”“求其友聲”。“沙裏淘金”强調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産，“古为今用”强調文化遺産的時代價值，“推陳出新”强調實现文化遺産的創造轉化，“百家争鳴”强調追求學術氛圍的自由開放，“求其友聲”强調對以文會友的期待之情。

這篇發刊詞經過反復討論，并報中共中央書記處審定，可以説既代表谷牧本人的思想，也代表新時期中共中央在孔子研究問題上的原則和立場。發刊詞和谷牧在此後孔子基金會主辦的幾次重要會議上的講話，“指明了我會（作者注：指孔子基金會，下同）開展活动的宗旨和原則，成为我會工作的指導性文件”[11]。

如今，在歷任編輯團隊的不懈努力下，在廣大學者的鼎力支持下，《孔子研究》已成为研究孔子和儒學的重要學術平臺。谷牧對《孔子研究》所提出的以上五點原則，對於辦好刊物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今人不容小觑。(www.xing528.com)

在《谷牧回憶録》中，谷牧專門開闢一章，用來介紹“關於孔子基金會的工作”，這是他晚年极为看重的一項文化工作。[12]在這一章中，他系統闡述了自己對孔子的基本認識。這應當是谷牧在關於孔子、儒家文化認識問題上最權威、最精練的表述。[13]書中，他强調了三點：第一點，孔子最基本的貢獻。他認为孔子“一生辦了三桩足堪稱道的事”，即創立儒家學派、整理編録古代典籍、創辦私學。第二點，要科學而廣泛深入地研究孔子。這部分的大意與《孔子研究》發刊詞表達的意思相近。第三點，研究孔子要古为今用。他認为孔子學説中可为今用的有三個方面：直取而用之的，剖取而用之的，借取而用之的。根據谷牧在文中援引的《論語》原文我们可知，三個方面大體上分别對應孔子的教育主張、政治主張和道德主張。

值得一提的是，谷牧多次提及在孔子研究中要“古为今用”，這與鄧穎超为曲阜所題之詞“古为今用”是一脉相承、一以貫之的。

在國務院長期抓經濟工作的谷牧，還特别提到孔子思想在經濟方面的可用之處。他列舉了在“孔子與經濟”關係方面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認为孔子思想嚴重脱離生産實踐，造成中國兩千多年經濟發展不快；二是認为“二戰”後經濟發展快的國家和地區，多是受儒學影响較深的。谷牧列舉以上兩種觀點後指出：“孔子和歷代大儒學説中的許多論述，對當代經濟和社會發展是有積极意義的。……儒家一些道理，可加以改造發展，運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中，并廣而推之，为建立和諧社會和國際新秩序發揮作用。”[14]

谷牧還站在促進國家統一和增進國際交流的高度評價孔子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抓緊抓好研究孔子的工作，對於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加强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做好海外華僑和華裔的工作，增進與各國人民的友誼合作，有著重要的作用。”[15]

此即谷牧的“孔子觀”。應當説，這樣的立場、觀點、方法，直到今天都没有過時，仍然是我们從事孔子、儒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闡發和傳承發展的主要遵循和根本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