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基金会工作的蓝图和实施-孔子学刊第十辑

孔子基金會成立后，在一些重大問題的態度上，名譽會長谷牧與會長匡亞明都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對孔子基金會的發展付出了頗多心血。兩人在參加孔子基金會有關工作會議時，有時一同出席，有時因故只有一人出席，但始終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共同为剛剛成立的孔子基金會聚攏起大量的人氣。

1984年9月26日，孔子基金會第一次會長會議在曲阜孔府忠恕堂召開。匡亞明主持會議。他在講話中提出，成立孔子基金會的主要目的有三個：一是保護好“三孔”，二是進一步加强對孔子思想的研究，三是把曲阜建設好。为了辦好這些事情，需要大量的資金，所以成立基金會，要吸納各方資助。他還提出，为加强對孔子思想的研究，要在曲阜建立一個設有圖書館、博物館、孔子研究院、賓館、古樂舞廳等的綜合性的孔子研究中心。[16]

1985年6月26日，孔子基金會會長會議在曲阜孔府飯店第三會議室召開。這一次，匡亞明因身體原因未參會，而谷牧作为名譽會長，第一次參與了孔子基金會的工作會議。會上，谷牧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對孔子基金會發展建設的構想。他的講話高屋建瓴、井井有條、要言不煩、開放包容，极具指導意義。[17]

關於孔子基金會的職能定位問題，谷牧指出：“孔子基金會應當是全國性的機構，應當是全國研究孔子的代表性機構，研究中心設在曲阜。”

關於孔子基金會的主要業務問題，谷牧指出：“孔子基金會要以研究學術的面貌開會。”“將學術研究的旗幟舉得高高的，要講文化交流、講學術研究、講友誼，外國人就有興趣了。”“要同國際上有關的研究孔子的機構建立廣泛的聯繫。”“要搞好‘三孔’的保護工作，要做好孔子研究的後勤工作。”

關於孔子基金會的研究視野問題，谷牧指出：“開這種會，世界上來研究孔子的學者，我们都歡迎。臺灣地區的學者來也可以……這樣對開展臺灣地區的工作有好處，可促進祖國統一。美國學術界的中國人很多，地位很高，多數是願意來的。”“第一步可考慮與日本、新加坡、美國等國家聯繫。”

關於孔子基金會的人員構成問題，谷牧指出：“名單要研究，多吸收一些學術上有研究的專家學者。把榮毅仁、劉靖基請進來，他们肯定高興。包括楚圖南，他在這裏教過書，在國際交往上很有影响。周谷城是在學術上很受大家尊敬的老人，可以考慮，可以把名單擴大一些。”

關於孔子基金會黨的領導問題，谷牧指出：“如講加强黨對孔子基金會的領導，就是山東省委領導。”

兩天後，谷牧在濟南就孔子基金會有關問題與時任山東省委書記梁步庭進行了交談。除提到了上述幾個方面外，谷牧還强調了幾個問題：一是，“將來我们可以搞一個孔子研究的資料中心”[18]；二是，“將來搞個曲阜市”；三是，孔子基金會的基金募集問題，指出“搞基金并不難，重要的不是資金，而是要擴大影响力”[19]。

孔子基金會成立后的前十年，舉辦學術會議是其最重要的具體業務工作之一。其間，孔子基金会共舉辦了四次儒学國際学术讨论會。

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由孔子基金會、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曲阜召開。谷牧、匡亞明等十二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三十多位元首政要、學者參會。在致辭中，谷牧指出：“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批判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顯得特别重要。”[20]這是在中國首次舉辦關於孔子研究的高規格國際學術會議。

1988年10月，孔子基金會與原聯邦德國阿登納基金會在波恩舉辦第二次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這是孔子基金會首次走出國門、在國外隆重舉辦關於孔子研究的高規格國際學術會議。(https://www.xing528.com)

1989年，恰逢孔子誕辰2540周年。當年10月7至10日，孔子基金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组織在北京和曲阜主辦了第三次儒学國際學術討論會——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10月8日下午，在谷牧的協調下，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北京飯店會見了部分參會專家，并發表重要講話。這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公開發表關於孔子的講話，意義非同一般。[21]

此後，孔子基金會聯合有關组織或機構又陸續舉辦過系列國際性學術論壇。這些學術活动，大大提高了孔子基金會的活动组織力、學術號召力、國際影响力。

這裏有必要提及孔子基金會的主要業務。建會之初，從學術角度重新認識孔子、還原孔子本來面目應當是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所以谷牧多次强調要把孔子基金會的工作重點放在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學術儒學”或“精英儒學”的繁榮發展。但從本質属性上講，儒學絶不只是供經師文士坐而論道的義理之學，而是注重化民成俗、知行合一、起而行之的生活之學、智慧之學。面向民間、面向大衆普及推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學，同樣是儒家學者義不容辭的職責和使命，也是儒學的終极價值所在。谷牧審時度勢，通過孔子基金會這個平臺，在兩種不同場合下，於中國儒學界乃至整個文化界，率先公開提出孔子之學的普及問題。

1992年4月16日，孔子基金會會長擴大會議在曲阜闕里賓舍召開。谷牧在會上講話，强調孔子基金會的工作必須適應國家加快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新形勢，并提出三點具體意見[22]：

一是强調學術研究和工作品質問題：“今後孔子基金會的工作應在提高研究水準和工作品質方面多下苦功夫，這是關係孔子基金會在國内外的聲譽、形象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二是强調要把學術研究與现實問題結合起來：“對包括孔子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十分重要，一定要繼續做好。但是，我们孔子基金會不能只是停留在純學術研究上，還應该把這種研究與民风民俗现實問題有機結合起來，以各種通俗易懂的有效形式，對廣大群衆尤其是廣大青少年進行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教育，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服務。在這方面，孔子基金會是有許多工作可做的。”

三是强調秉持開放理性的文化觀：“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批判地吸收外國先進文化，這是我们黨和國家確定的一個宗旨。在實際工作中，如何把這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充分地加以運用，以便为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新文化作出貢獻，這是我们孔子基金會必須加强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现在看來，以上三點意見都是具有綱領性、指導性的。特别是在第二條意見中，谷牧首次明確提出學術研究和普及教育并重的工作思路，這就为孔子基金會的業務拓展提出新的思路，也为廣大儒家學者提出一個新的課題。

1994年10月，由孔子基金會主辦的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與儒学國際學術討论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孔子基金會主辦的第四次儒学國際学术讨论會。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李瑞環、李嵐清、谷牧等出席開幕式并講話。會議期間，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接見了部分參會專家并合影留念。谷牧在致辭中再次强調了普及問題。他説：“對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還應當把提高和普及相結合，必須走出純學術研究的書齋，把學術研究與建設精神文明，養成高尚的、優良的民风民俗，解决社會前進中的现實問題有機結合起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精華傳播給廣大群衆，尤其是廣大青少年，并且要引發他们的興趣，以利於廣大人民文化素質和社會道德水準的提高。”[23]

從此，组織學術研究與開展普及傳播成为孔子基金會兩大重要業務，一些學者也逐漸把學術志趣和行动方向轉向“民风民俗现實問題”，更加注重孔子之學的經世致用性。由此，“學術儒學”“精英儒學”開始轉向或融合“大衆儒學”“民間儒學”，儒學開始走向生活、走向社會、走向民間，并逐漸實现中國优秀传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雖然谷牧從一開始參加孔子基金會工作會議時就在强調，自己是名譽會長，只是掛名，不管具體事[24]，但他在孔子基金會創辦初期，特别是在创办后的前十年间，为孔子基金會把方向、定戰略、明思路、拓人脉、聚人氣，對提高孔子基金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