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

任何一个民族都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不同地域的民族受到各自的地理环境、肤色人种、生理结构、劳动方式、食物结构、地质变迁、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在漫漫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塑造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类型与特征，有着不同的民族审美心理与艺术表现方式。在这些众多的成因中，地理环境几乎是构成原始民族一切特征之源，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种族的生物特征、交流语言、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模式。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就十分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并有过精辟的见解。《礼记·五制》记载：“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管子·水地篇》中还探讨了不同地域水的不同性状对该地域人群性格、民风的影响：“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庄绰撰写《鸡肋编》则云：“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朱文长《琴史》中所载琴家赵耶利在对比蜀、吴等各琴派风格差异时也有着类似的评论：“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此处，琴家正是根据长江中下游水域“绵延徐逝”之势来评价与这一徐缓水性相一致的地理环境对吴派琴风的影响；又据长江上游江水“激浪奔雷”之势来评价与这一湍急水性相一致的地理环境对蜀派琴风的影响，可谓“观其水势而若闻其音声之趣”。

在西方，同样不乏这样的论述，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一些学者尤其强调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对民族文化与审美心理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例如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就提出纬度和滨海性是影响人性、民族性甚至社会制度的主导因素；丹纳将环境与种族、时代看作影响民族审美心理形成与发展的“三要素”，认为自然环境对民族心理具有深刻的影响；黑格尔说：“一个阿拉伯人就是和他的外在自然处于统一体的，要了解他，就要了解他的天空，他的星辰，他的酷热的沙漠，他的帐幕以及他的骆驼和马。因为只有这种气候，这种地区和环境，阿拉伯人自由自在，像安居在自己家里，只有这全部的地方色彩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他的内心生活。”^[3]普列汉诺夫说过，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一个民族早期处于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会产生相应的文化特性；李约瑟也指出，地理因素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大量的实例，大量的分析与研究，也都证实了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先生曾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4]中西方民族同样是受到各自所处的外在自然与地理环境的影响，二者由于不同的地形、地理位置、土壤、气候、水流资源等环境因素，深深影响着各种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与类型。

现代社会因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信息交通的便捷等原因，各族人民之间交往、交流更为频繁；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个民族可能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也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地域，导致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交融甚至同化加强；所以，不可否认，在近现代，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种种影响已日趋减弱。但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及资源条件等对民族审美心理（包括音乐审美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却具有绝对的影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人类文化初期，自然条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因而，我们要探悉中西方民族文化与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及其特征并进行比较，首先应当从其生存的地理环境入手进行分析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