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钢琴的传播及文化差异

1949-1966年是中国钢琴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在1950-1956年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恢复发展过程中，先后重点办起了上海、北京两大国营钢琴制造厂，为发展国家钢琴艺术事业打下了物质基础，接着又增建了营口和广州钢琴厂，钢琴的产量年年增长，质量不断提高，有计划地逐步为城市文艺团体、音乐专业院校和各级学校供应钢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除满足专业音乐团体、音乐院校需要外，在一些大工厂俱乐部和县级以上重点中学都分别配备了钢琴。此时的钢琴已经开始逐渐向民间“下移”。

北京、上海两厂还能独立设计并制造品质优良的演奏用三角大钢琴。上海钢琴厂还能生产批量的出口钢琴，远销东南亚各国。不过，虽然这在中国钢琴制造史上，当时已是空前的进步，但普及率距离西方发达国家的钢琴还相差甚远。据统计，当时拥有6亿人口的中国，全国钢琴总台数，还不及仅有200万人口的维也纳一个城市的钢琴总拥有量，而中国私人家庭所拥有的钢琴更是极少数。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集中了我国第一代优秀钢琴家和教师，其中不少是经国外深造、学成回国的优秀人才。到1955年，该钢琴系已是人才济济，形成了“五大骨干教授”的局面——他们是李翠贞、范继森、李嘉禄、夏国琼和吴乐懿。由李翠贞任系主任，范继森任副主任。由于这一钢琴系的出色教育，使上海钢琴舞台在这一时期内升起了一批钢琴新星，他们是周广仁、傅聪、顾圣要、李名强、殷承宗、李瑞星、李名铎、洪腾、李其芳、王羽、朱雅芬、孙以强、尤大淳等等一大批青年钢琴家，真是群星灿烂、争芳斗艳，从而被西方乐坛所瞩目，上海市也由此而被美誉为中国钢琴家的摇篮。

中央音乐学院（先在天津市，1958年迁入北京）钢琴系集中了较多的师资力量。开办之初，骨干教师有著名的易开基、洪士链、李昌荪、朱工一等人。1955年又调周广仁入院。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特别是50年代后期在国家聘请的三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钢琴专业的进步十分显著。在这一时期里相继涌现出了郭志鸿、刘诗昆、鲍惠荞、陈比钢、李淇、赵屏国、石叔诚、谢达群、潘一鸣、应诗真、杨峻等大批青年钢琴家，顾圣婴、李名强、李瑞星和殷承宗也都在苏联专家班上学习。人才的辈出，使钢琴系在海内外的声誉日增。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使正在大步前进的中国钢琴艺术受到严重挫折。但由于殷承宗等改编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被推上当时的音乐舞台，“文革”后期，“钢琴改编曲”这种形式在一定条件下被允许生存下来，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钢琴曲创作的唯一形式，由此，也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钢琴改编曲，成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文化大革命”结束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钢琴教育，已由音乐院校、艺术院校和师范院校为主体，形成了空前规模的教学网络，从而为全国钢琴艺术的普及打下了基础。除了恢复各地原有的音乐专门学校及艺术院校、师范院校音乐系的钢琴专业教育之外，又陆续扩大发展，增加了不少新的钢琴专业教育机构，使全国形成规模空前的钢琴专业教育网点。在原有各大行政区音乐专科学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音乐学院中，将钢琴专科发展成为钢琴系，调配和充实了骨干教师，并充分发挥他们在各自地区内的钢琴艺术教育与演奏实践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中国钢琴工业也迅猛发展，在上海、北京、营口、广州四大钢琴厂的基础上，又增办了宁波等钢琴厂，使80年代初年产量由一千台，一跃而上一万台，北京上海钢琴厂的钢琴还远销东南亚诸国。随着国内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带来的文化生活的需求，很快出现了家庭购置钢琴的社会现象。钢琴一时成了中国市场“第一紧俏货”，抢购之风促进钢琴厂的年生产量猛增达数万台仍供不应求。在短短几年内钢琴已以每年4万台的销售量在中国城乡迅速普及开来，这是史无前例的。^[13]

如今，随着钢琴的迅猛普及，“学琴热”使本来还成不了社会气候的中国业余钢琴教育，迅速变成为一个以儿童为主体的拥有上百万业余学生的钢琴普及教育新园地。钢琴不再是贵族人家才能拥有的财产，而是已名副其实地进入了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爱上了钢琴，全国的钢琴教育、学习、创作、阐释、研究、欣赏等等，都已形成了一个较为良性的循环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