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克果的苏格拉底式改造

潘戈（Thomas L.Pangle）　著

吴明波　译

冷战在历史舞台上谢幕，国际政治格局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震荡和重组。正确理解民族间正义的理论框架，虽遭人们长期遗忘，却在这个历史关头重新进入人们视野。我们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缺少足够标准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看到一些经典的、可供选择的哲学观点，带着它们对国际关系的道德思考渐渐回归；同时不出意料，这种回归的尝试激起了政治思想领域的强烈反响，很多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思想史家都卷入其中。

但这些都不及以下的发现令人吃惊：我们当前的政治形势正驱使我们复兴廊下派的世界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或多或少从根本上超越了民族忠诚和疆界。人们很难否认，如今在处理世界事务的时候，一种普适的道德考量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这种考量包含了不成文的人权准则和尊重普遍人格：这是否预示着万民法（ius gentium）（如果不是按照它在中世纪赋予的意义）在廊下派和格劳秀斯派（Grotian）中的重生呢？按照廊下派的观念，制定和推行这一超民族伦理和意识，不是依靠具体的国际法或是国际外交，也不是依靠联合国或者世界法庭这样稳定的国际组织，而是更多依赖跨文化的公共舆论。这种舆论的倡导者正是哲学家或智者以及教育界的先锋。也有人称，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全球性的公共舆论由各种非官方机构，甚至是特别的组织、协会或活动培育而成。当前国际舆论中，站在伊拉克库尔德族群和索马里立场上的人权干预，明显带有“CNN元素”的痕迹；[1]非政府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笔会（PEN）和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icins sans frontières）——在国际舞台上表现活跃；“避难城市网络”（le réseau des villes-refuges）的出现，明确地实践失落的万民法“庇护权”[2]……这些都是准廊下派主义、世界主义意识或者是“万民法”正在苏醒的证据。1995年的全球治理委员会以及在学术中开始讨论“全球公民社会”——据说它们呼吁新的“世界公民精神”，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廊下派主张的回响。[3]在欧洲，德里达发表了世界主义宣言，呼吁廊下派理想的复兴，他借用阿伦特的话说道：

施行现行国际法仍旧需要依照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合约，是时候想象一下超越这个领域了。就当前的形势而言，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世界还不存在。更何况，这个问题并非“世界政府”所能解决。[4]

在北美，纳斯鲍姆受到廊下派特别是塞涅卡的影响，写出大部头的著作来呼唤公民教育改革，旨在树立一种世界主义意识。[5]

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康德的质疑。任何试图依靠不成文的万民法构建国际关系之道德维度的尝试，都遭到了康德相当有力的驳斥。[6]在康德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更接近霍布斯对人类自然状况的深入考察，而忽略甚至放弃了考虑具体的法和合法组织。康德认为，所有的自然权利必须在“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相对）下重新思考。如此一来，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将人们的信任押注在不成文的万民法上多么徒劳无益——或者更宽泛地说，任何未经国际联盟有效立法的法律设置都徒劳无益。在上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康德很大程度上设定了国际关系中道德因素的讨论框架。由此，讨论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双方辩论，一方是康德派，或威尔逊—康德派，也就是所谓“理想主义者”，另一方就是所谓“现实主义者”。在人们眼里，这些“现实主义者”高度一致，却疏于定义，因为他们怀疑，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真有可能超越国家利益。[7](www.xing528.com)

然而如今，外交政策采纳“现实主义”架构而弃“理想主义”于不顾，令人们越来越不能满意，尽管这种“现实关照”无可否认有它明智的地方，但始终存在道德缺陷。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原本期待国际联盟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战争，走向永久的和平，但惨痛的教训令我们对康德的历史辩证法失去信心的同时，也让我们在两个世纪来第一次敞开胸怀，准备接受以廊下派式万民法为代表的全新的国际主义，并重新思考它的诸多含义。

但正如共产主义理论家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警告，廊下派世界主义的回流，尽管在合理的普世层面显露并回应了我们的道德经验，但它或许模糊甚至忽略了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我们可以并且必须执行正义诉求的领域——公民共和的领域，在这个领域，“身份”或团结（solidarity）这样的概念并不抽象，而参与自治也并非无稽之谈。桑德尔驳斥了纳斯鲍姆提倡的新型公民教育，因为这种教育认为国民身份“与道德无关”，主张学生“首要责任是对全人类的责任”。尽管桑德尔也承认，我们必须警惕“种族和国家身份有时候会导致要命的沙文主义”，但他仍然强调，我们与此同时也要考虑，还存在一种可能：

当人们身处在一个由巨大而遥远的势力支配的世界时，人们或许希望，借由在公共场合更多地表达他们的公共身份，可以帮助自己确立政治身份。[8]

廊下派世界主义的复苏体现在理论家身上，就是他们从多重角度描述廊下派的国际主义，并且以廊下派世界主义理想为中心展开辩论。这些举动意义重大，因为这也许可以在观念上拓宽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层面。但它的意义不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或许将引领我们发现正义这一概念难以定夺的本质。因为正义遭到国际社会最严厉的挑战。当我们借助这些挑战进行选择性的理论研究时，我们发现，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几个根本问题，对正义进行真正的哲学探讨，一定会触及这几个根本问题。

为了证实上述提法，也为了推进这一类型的理论研究，我认为分析前人如何批评廊下派的世界主义是个良好开端。迄今为止，这类批评中最深刻、最犀利，同时也在精神上与该主义最一致、最具建设性的批评正好出自西塞罗。如果我们确实想严肃探讨廊下派世界主义，就必然会涉及西塞罗的批评，借以分析西塞罗对廊下派式命题的反思和再造，我们也得以重新思考廊下派世界主义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