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国学校与我们的学校-今日教育比较

被有关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标准、加深课程内容和争取长远教育效益等难以应付的问题（甚至在条件最优越的国家也如此）困扰20年以后，家长、学生和教师以及并不研究教育的政府部门和专家进一步提出“适切性”“责任制”和“评价”的要求。这些人正确地不把他们自己看做学校制度培养出来的产品的消费者，而是各种见解和经验的提供者。伙伴关系不但范围扩大了，而且发展成为终身关系。

教育研究（包括教育的比较研究）在不太久以前基本上还是专家的事情。那时还有关于使教育研究更加“专业化”的谈论。有一种科学态度曾使某些论述有关教育问题的作家认为他们能从他们自己的研究中找出“规律”和内在的趋势，而这些规律和内在趋势的发现将使他们所从事的“学科”与数学和太空研究的计算同样具有预见性。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多么荒谬！稍后我们将考虑这种想法对比较研究的发展所具有的一些含义，但是现在提一下这个问题似乎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承认本书和一切教育著作的目的现在是很不相同的。

近年来很多教育改革是非“教育”界人士提出的。确实，有很多教育改革是科学家、战略家和行政官员强加给教育家的。在教育本身内部，1968年席卷法国的学生运动，在短短几年内对全世界高等教育内部管理的影响，也许与1862年美国建立赠地学院的影响一样大。

在我们周围，各国政府、国家计划和研究机构，以及国际研究和合作机关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有时有助于教育的发展，但有时却对教育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设置障碍。在这种背景下进行教育的比较研究，显然必须不同于在它们以前或不考虑它们时所进行的研究。

1960年以来的巴黎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和1963年成立的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都表明各国政府和私人企业为了它们自己的效益和适切性多么需要继续不断地重新评价一切教育事业。在另一个水平上，苏联和中国的成就和目的，为仍旧生活在低收入的国家的世界一半人口树立了一个有巨大潜在影响的榜样。不管对不对，他们很吸引我们自己的学生，也许很吸引我们的儿童。这个世界在教育和教育的适切性方面正经历着一场良心的危机。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本或那本书籍的可能的用处时，以及拟定我们希望予以回答的问题时，我们自己也是不相同的。(www.xing528.com)

我们通常忘记那些似乎与我们学校很少直接关系的领域的公共业的意识，是多么有力而深刻地渗透于所有我们关于教育的思想当然，我们记得各国的太空计划和其他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但是我们一般把这些计划看做国家资助大学和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我们忘记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每所学校的课程和动力。更主要的是我们低估了它们对每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教育的态度或者对他子女的期望的总的影响。人类认识的边界无限扩大了；但是在它们内部我们关于教育适应生活的意识往往受到政府事业的状况或技术复杂的事务的作用的限制。对按战略“分类”的情报的控制，和由于（例如）防止核副产品的扩散而强加的安全检查，与为“国家利益”发起的研究而拨给的特别经费一样，都是政府和教育关系密切的例子。在技术、工业和商业的许多领域中所确定的教育优先措施受到长期规划的强烈影响，这种计划决不能考虑仅仅一个国家或一种事业的发展。

约六十年以来，所有技术上的主要进展（当然还包括它们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归功于政府对研究和开发的巨大投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飞机的发展，和从那时以来民航事业的进步。各种气垫船（在公路、铁路和空中行驶的）是另一个例子。电子计算机、通信系统和许多新材料又是一些例子。最后一种由私人大量投资发展的是20年代中期的电视机。如果说研究和革新是私人的事（这个现象正在减少），“大科学”的开发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的鼓励。甚至“私人企业”也从政府合同和特许权中获益很多。很多贸易公司比起小国家来规模更大，更富裕，影响更大。

这就是今日教育的真正环境。这就是从学校或郊区窗口可以看到的真正景色。但是，在家庭和学校以内，我们对于什么是可行的和什么是需要的看法，也受到外部发生的事情的强有力的影响。在那里，变化是迅速的，特别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人们开始用教育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里的教育一词并不总是正式的教育家所理解的那种教育。通信系统、系统分析、多重实验，以及社会和消费者方面的反馈，这一切都迫使我们重新估价我们所接受的和所传授的教育。同样，学校（越来越多的学校得到税收的资助）中学生组成的变化和终身再教育过程也迫使我们对我们的教育重新估价。外部世界的这些方面内化在我们的教育思潮之中。确实，公共教育的一些敌人说，外部世界的变化过程和重大事项是学校的真正的“隐蔽的课程”。当然，没有一种课程能忽视它们。在这种情况下，“谁控制着课程”这个问题是难以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