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社会变革及教育挑战-别国学校与我们的学校

社会变革在丹麦如同在其他各国一样正在加速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有时在此之前）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丹麦是一个摆脱了困扰许多国家的压力的国家。有关“小民主的小国家”、社会服务或成人教育的书籍往往把丹麦描绘成一个世外桃园。确实，丹麦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浪漫主义。从二次大战前大国的斗争以及战后各国狂热地追求繁荣的情况来看，丹麦似乎没有受到感染。

此外，不管怎么样，丹麦既摆脱了瑞典那种受良心谴责的战时中立，也免遭了挪威战时在纳粹占领下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因此，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间联系非常密切——这种联系是学校内外所着意要培养的，丹麦却似乎仍然有些独行其是。然而，战后以来，欧洲也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经济上进行了许多重新组合。作为天然贸易国家的丹麦在西方商业领域内大显身手，不久以前它还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丹麦在上述这些方面的交往能力对其自身的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0年前，丹麦的广告就已经比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广告更带“色情”，前面提及的那种宽厚的容忍使得大学管理人员对男女学生在公共宿舍内同居也熟视无睹。哥本哈根，这个以前往往爱好悄悄作乐的城市，现在也公开放荡。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及其城市中几乎一半的母亲外出工作这个事实，改变了所有儿童可在家庭接受课外教育的传统。尽管幼儿园以及午后活动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但是大众媒介以及广为宣传的成人标准的“可供选择的学校”仍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例如，许多年来，在瑞典立法禁止酗酒以后，哥本哈根就成为邻国人假日寻欢作乐的中心。性放荡越来越公开，这个大港口的舞厅和妓院在国际上也臭名昭著。1969年世界第一届性和色情作品贸易交流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决非偶然。虽然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这类行业也在迅速发展，但哥本哈根在这方面仍然十分有名。几乎在同时，英国一个调查色情作品对青年的危害的委员会也专门去了哥本哈根作调查旅行。

《红皮小书》于1969年在丹麦首次出版。第二年它在德国出现。该书原版流入英国后不久，于1971年被列为禁书，但其修订本后来又在英国出现。丹麦首次出现的这本红书，对所有的权威，特别是对学校及长辈中的当然“权威”激烈地提出怀疑，因此许多国家的教育家认为，这本红书起着颠覆作用。同样，它对青年男女性关系问题的道德观点和中立态度，以及它所提供的避孕知识和有关人际关系中容易犯的错误，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不道德”的。特别是这本红书在丹麦流传很广，在其他国家也拥有较多的读者。问题在于以前相当庄重的丹麦社会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www.xing528.com)

人们也许很容易忘记，丹麦人一向容忍非正统的政治观点以及广泛的个人爱好（例如后面要论及的一些民众高等学校）。人们也可能忘了，丹麦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伟大的旅行者，而且在本世纪内，大批丹麦人作为专家应聘到各地工作。许多在外的丹麦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必然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带进本来可能只是一座偏僻的北方半岛或气候相当恶劣的群岛里。在今天这一信息传播很快的时代中，这些变化肯定会对绝大多数的学校和家庭产生影响。

近年来，世界上对丹麦的有些“自由学校”宣传得很多，这类学校是由小团体或社区建立起来的，“学校”与家庭、外界很少有结构上的联系，它所进行的是非正规教育。“自由学校”比它在试验阶段到底能进展多少，现在还很难估计。不过，它对其他类型学校的教学以及师资培训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由学校”是丹麦人不仅容忍差异，而且实际支持不同事物——有时还从税收中拨款资助（典型的如民众高等学校）——的特定思想的特定产物。确实，柯尔特（他的名字与民众高等学校的发展史是不可分的）实际上在1852年就创办了第一所自由学校。他力图使学校脱离纯书本教育，脱离国家控制，使个性和心灵能够在一种口头的和实际的（不是书本的）教育环境中得到发展。国内其他地方的家长们立即仿效了他的做法。因此，近来的“自由学校”成了丹麦教育与社会活动之间长期联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社会活动对公立教育的结构和办学实践则提出了一次又一次挑战。

尽管丹麦许多或绝大多数教育家对学校改革抱有很明显的激进态度，但丹麦学校改革的进度却是较缓慢的，这一方面的确是因为在那些仍然强调社会联系和工作方向的人们中所存在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些人不肯承认学校和正规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占有首要地位——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取消学校论者”。因此，近年来，一度曾被看做丹麦农村的顽固传统开始得到上流社会的支持，这是因为人们对非常强调训练的社团普遍感到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