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教育：学制结构与1958年前大不相同

丹麦儿童7岁入学，“国民学校”是九年制的综合学校，目前包括小学及初中。整个“国民学校”原则上不分阶段。只有到了八、九年级时设置若干选修课，学生才可以根据不同学科及不同程度选修一些课程。毕业考试是自愿的，学校可以根据单科或“国民学校”最后两年学的全部课程的考试成绩对考生作出评价。这是义务教育期间的惟一一次考试，而且没有及格、不及格制度。

这一简单介绍已表明，即使从结构上来说，与1958年前的学制有很大不同。这一变革对继续升学的学生人数以及今后30年丹麦教育的前景有着更重要的影响。这里概述一下丹麦过去20年来的重大教育改革是很有价值的。

这个斯堪的纳维亚最保守的国家在建立综合学校制度的过程中的第一次重大转折是1958年。是年颁布的一项新教育法（该法第二年生效）废除了先前的教育制度，根据以前这个制度，11岁左右的儿童要经受选择或者进“不举行考试的中学”，或者进“举行考试的中学”。举行考试的中学可使学生经过各阶段的若干次考试，进入学术性文科中学（16～19岁）并有希望升大学，或入中等程度的实科中学，这类学校可以使学生进各种类型的学院学习，获得中等水平的职业。所谓“不举行考试的中学”，实际上切断了学生入学术性中学和实科中学的通道，尽管在理论上讲，这类学校的学生以后也可能有机会学习比较高级的学科，或者转入其他开设高级科目的学校。

虽然，除了分散在各行政区的学校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外，某些社会因素，如家庭背景、农村生活、学校距离和期望水平低，等等，都对学生的选择过程有强烈影响。1958年教育法废除了儿童在11岁时进行的正式选择，允许地方当局在综合学校中开设综合学科（如果它们愿意的话），或在学术科和职业预备科之间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分化——尤其是在14岁最低离校年龄之后。哪个地方当局采取分化办学形式，那里的学校就仍然要使所有学生学习大量的核心课程。这些经常是在一所学校里进行，即使围绕核心课程实行专业分化的学习也是如此。

目前进行的这场大变革，实际上始于1972年第一次起草、1975年通过的新教育法，1976年法案开始生效，规定设立九年制综合学校。由于政治上的争论，也由于教育上的不同看法，法案的通过经历了一段极其困难的过程。关于教育上的不同看法，涉及的有6岁儿童入幼儿班，为16岁以上的青少年增设十年级，以及未来的学徒训练和职业教育类型等各种问题。幼儿班及选读的十年级于1975年根据教育法令创办。

1977年的立法为16岁以上的青少年进入文科中学提供了新的条件，以确保学生能适应文科中学的学习（因为，“国民学校”高年级的学生中有许多选读的是理论学科而不是实际的或对职业有用的学科）。同时，所谓EFG法案（由丹麦文职业训练课程的首字母组成）提出了为未来各种职业作准备的“基础职业训练”。最终的目的和愿望是同时达到以下两个初看起来有些矛盾的目标：（1）对那些修习扩充课程的学生，他们学习的是不适当地强调理论的文科中学的课程，就采取一种职业的现实主义态度；（2）在职业迅速变化的情况下，为那些希望改变职业或以后接受再训练的人们提供未来选择的机会。

1977年的立法在某些方面反映的是全欧洲而不是丹麦的对义务教育后教育和训练的担忧：如何消除“普通”教育和与工作联系的学习两者之间的障碍；如何防止选择与工作联系的学习的学生过早地被确定今后低人一等的工作前途；如何保证与工作联系的学习不过分狭窄，既能灵活多样，又有利于适应现代环境。

正是这种以某种方式将这些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希望，促使丹麦政府数次通过议会法案支持实行为期12年的连续教育，把学术性中学的各种选科与程度比较低的实际训练结合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地方当局学校委员会可选择上述这一学校模式，但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国家工业、训练系统以及高等教育吸收中学毕业生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到1990年的长期规划仍然引起人们讨论的原因所在。在当今的形势下，这种计划不能只考虑像丹麦这样的小国的情况，而必须考虑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

这样经过最近几次的改革，丹麦的基本学制可概述如下。

学前教育　尽管丹麦继续强调家庭有责任看管孩子，可是，整个60年代迅速形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了幼儿园的发展（私立幼儿园自1912年开始创办）。1975年，法令规定为6岁以上的儿童兴建公立幼儿园——但仍然实行自愿入园，这个比例数看来有可能增长。毕竟，除斯堪的纳维亚集团和苏联的义务教育入学年龄为7岁外，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义务教育的年龄为6岁。

国民学校“国民学校”为九年一贯制的学校（7～16岁），十年级可自由选读（但地方当局必须设立十年级）。这种学校是综合性的，最后两年学生可根据不同的水平自由选科。九年级或十年级结束时有一次自愿考试。如果学生不选择参加正常的九年级考试，参加的十年级考试就是比较全面的。丹麦人喜欢说学“年”而不是年龄或班级顺序，这无疑是因为他们沿袭欧洲大陆的习惯做法，即成绩不及格者要留级，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愿为那些希望接受回归教育的人充分提供学习条件。

基础课程除丹麦语和初等数学外，还有历史、地理、生物、音乐、体育、艺术和宗教，六年级起加强自然科学教学，开设外语（一般是英语）。尤其对那些准备进入文科中学的学生来说，九年级可以选修第二外语（一般是德语）和高等数学。职业前的选科（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未来的职业上）早就开设了，近年来又不断对它作了些调整和重新组合，以使其具有“多价”作用。

目前在16岁前后强调与工作相联系的或以工作为方向的准备，目的在于确保这种教育具有广泛的职业基础和学科兴趣，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教育作用，并允许学生更方便地转校学习。与此同时，束缚于一种手艺和跟一个师傅学习的旧的学徒训练制度也正在消失，目前有一百多种职业正在以新的职业培训形式出现，其中有一些是理论学习和实际培训交替进行的“工读交替制”。义务教育后的前景如何，自然会影响到义务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最近的立法强调所有理论性的教学大纲都要同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

可以看到，新型的国民学校不仅将“举行考试的中学”和“不举行考试的中学”（11～14岁）予以合并，而且还把先前的“实科中学”（14～16或17岁）纳入该学制。实科中学过去是通向学术性文科中学的走廊，或（在最后一两年）起着“二等”通道的作用，使学生以后可获得中等职业或入师范学校等。实科中学毕业考试及其证书（前几年在“初级中学”毕业时授予），过去常常作为文科中学优秀生19岁时为入大学而参加的毕业考试的替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民学校教育结束时举行的新的毕业考试取代了从前的实科中学毕业考试，同时也开辟了与劳动生活相结合的新的教育前景（可能是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后的回归教育）。目前经常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12年一贯制学校是否还应看做对儿童进行完全中等教育的惟一的或理想的途径。因此，目前的九年或十年制国民学校比以前更灵活，教育目的也更多样化。

义务教育后的教育(https://www.xing528.com)

直到60年代末，摆在16岁左右的丹麦年轻人面前的惟一真正的人生大道是进传统的高级中学即文科中学。这类学校开设完全的学术性科目：现代语和古代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音乐。第一学年的课程较广泛，接下去两学年专业化较强。主要分科是以语言学科或数理学科为基础，此外还有不少选修学科，但丹麦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一样，在分科教育的同时也让学生学习大量的共同知识。

60年代中期，16岁年龄组中只有7%的人进入文科中学，而多达45%的人到某一行业去当学徒，剩下的一半人进入工商业部门就业或从事其他实际工作，他们之中有的人可接受部分时间教育和训练，有的则没有。

自60年代以来，上述比例已有明显变化，目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青年或者进入学术性的文科中学学习三年，其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张毕业证书以便能够进入高等学校，或准备参加另一种通常称之为HF考试（即“高级预备考试”）的考试。18岁以上的青年均可参加这种考试，但一般须在文科中学、师范学院或其他机构至少学习两年。例如，除90个全日制学习班外，还有60个夜间学习班，开始学习人数较少，1967年参加HF考试的只有500人，但10年后，每年的合格考生人数即达1.6万人。通过HF考试的学生有资格进入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1974年，它的范围及其权利经过重新规定。许多丹麦人很热衷于HF考试，因为它有助于具有各种不同工作经验、受过不同学校教育的人接受各种形式的“回归教育”。

目前，该年龄组中还有三分之一的青年开始接受学徒训练或接受某种为期三年或四年的新的基础职业训练计划（EFG）的教育。EFG计划中关于与工作相联系的学习和训练的分科比较宽，使得那些负责70年代末丹麦教育改革的人士感到乐观，但是，对EFG计划的整个结构及其前景，至少在1990年前还须不断进行评价。所谓“U90”（U是丹麦文“教育”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学习计划不仅在丹麦引起广泛的讨论，实际上它还出版了英语著作供国际讨论，同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专家前去考察。

最后三分之一的青年大多数直接就业或接受某些就业训练；但从70年代中期起，16岁以上青年的失业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焦虑，在这方面，丹麦和所有工业化国家一样，失业（或者说学校与工作前途相脱节）已成为一个经常发生的问题——也许如前所述是一个半持久性的问题。丹麦长期关怀那些既无工作又不在受教育训练的人，应当说，这是值得称赞的。丹麦人不把这些不幸的人称为“流生”，或以某些类似的贬义词称呼他们，而称他们为“剩余人口”，意思是说，他们依然是一批未享受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人。丹麦人经常说，他们没有抄袭瑞典的做法；可是从瑞典人所接受的这一原则——即所有16～25岁的青年都有权利就业或接受某种形式的教育和训练，我们可以看到可能的未来政策的指针。

应当注意的是，在考虑义务教育后的教育时，我们已经大大超越学校制度本身——不只是注意义务教育年龄范围的教育，而更多地从与生活相联系来考虑，同时还考虑了教育水平和学生的准备状况。准备状况和合适的动机在任何年龄阶段都能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丹麦改革中对“回炉生”教育作出如此明确的规定，这些“回炉生”希望能够得到第二次学习机会，或“完成”高级中学水平的学习或相应水平的职业教育。当然，丹麦的成人教育（与英国一样）过去向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后期学习机会；但是这种杂乱无章的课程所面临的问题是：经常不协调，大量的浪费或挫折。丹麦目前打算使义务教育后的教育系统化，为具有各种抱负的人提供义务教育。

确实，“U90”的预备文件既强调连续性又强调“创新”；为实现此目的，“U90”计划制定者设想，在义务教育结束时许多学生将脱离正规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学校受教育。在瑞典当然存在这种大家熟知的现象，60年代的美国也是如此（不过年龄范围稍大些），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对现在我们在西欧发现的义务教育后的教育的联系和方法作出根本性的重新估价。

丹麦中央教育委员会（它是教育大臣为了审定今后15年的各种教育的需要而设立的基本独立的机构）在1975年年终报告中有以下一段话：“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大、中、小学学生不仅要学会对他们所学学科的方法和成绩持一种批判态度，而且也要学会怀疑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不言而喻的和合理的部分，怀疑社会制度以及维护社会合法性的思想意识形态。”这段话说明了学校范围要后退到什么程度才有“创新”的前景。

根据这一看法，日益发展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课程要鼓励依靠自己和培养集体负责重定方向的精神。“总的设想是，（关于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的）政治辩论今后将集中在十至十二年级进行”，也就是说在16～19岁年龄范围的“义务教育后”阶段进行。

丹麦人在开办“补习学校”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这类学校为那些课程有所删简的旧小学，特别是农村小学以及14岁离开学校的人们开设补充课程。从“补习学校”出来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又重新去接受占主流地位的传统教育，虽然大多数学生入工业和商业学校（一般是两年制，有日读班和夜读班），或进行二至四年的学徒训练，或通过旧的实科中学的考试进入高级商科学校和技术学校（这些高级商科学校的水平同英国的“继续教育”初级阶段或美国的“社区学院”相类似）。正如其他许多国家那样，丹麦义务教育后的教育也是混乱的，它反映的是地方的和局部的特殊需要。“U90”计划的长处集中表现在它决意要使多种多样的“补习”课程合理化和现代化，而且还要以某种方式把它们统一起来，使其与新设的基础广博的EFG职业训练课程相结合，最后也许与重新组建的文科中学结合起来。

1971年以来，瑞典的联合高级中学或综合文科中学都早于丹麦出现（当然，这类学校在整个60年代甚至还要早时就在发展）。瑞典人依靠的是中央计划和严格的规定，与此相反，丹麦人在考虑地方和个人的差异时（特别是在仍然很不完善的义务教育后的教育方面）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瑞典人正在把一度由中央牢牢控制的某些权力下放到区和地区一级，同时，还在把更带经验性的观点贯穿到他们的“滚动式”改革中去。

另一方面，丹麦为他们高水平的文科中学感到自豪（文科中学由中央控制，它们不像其他类型的学校那样受地方影响），这一点使得绝大多数文科中学教师和许多家长对学校“综合化”或地方化的改革感到忧虑。国民学校在其最后两年广泛设立的指导制度在某些观察者看来使选择的强硬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再者，自1971年以来，可把考试题目事先告诉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19岁），并允许他们把书本和笔记本带入考场。这样，某些类型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以及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业已丧失其重要性。

但是最近的社会调查表明，虽然大多数丹麦人属于“工人阶级”（从生活标准看，丹麦人在欧洲仅次于瑞典人），但只有大约20%的文科中学学生出身于这个阶级。扩大社会招生来源的需要，以及鼓励培养更广泛的职业兴趣和减少浪费的和过早的竞争这两点需要，都成为改革者提出改革的重要理由。当我们进而讨论高等教育时，就更能认识到这些论点的说服力，因为正是与“大学的联系”才是文科中学所以存在的理由。确实，文科中学的校长和大学校长的称呼一样，这一点似乎强调说明了上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