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的演变：从初中到大学水平的教育

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我们所碰到的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和大多数个人都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即他们对青少年的个人发展都抱有真挚的愿望和献身精神。可是，如果我们由此就这样猜想——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生产和教育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由于它们比商业世界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给了公民个人以更亲切的关心才取得的，那么我们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在残酷的革命时期（如今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喜欢把这次革命比做一场已经过去的噩梦），当时所面临的政权建设的“确定性”——它使苏联的教育工作者自然而然地相信他们掌握着通向未来世界的全部处方——不得不让路给无情的和实际的决策。

在极端环境论者看来，人比经济模式的傀儡强不了多少；人类试图驾驭的就是这种经济模式。如果说有人难以控制，那么就可以改变他们或让他们靠边站，就像我们把一棵树栽培成一种合乎需要的形状，甚至根除它一样。在苏联，“个人崇拜”被认为是一种缺点，因为它不仅仅是为斯大林或其他一些已经倒台的神歌功颂德，而且它还试图把你或我的一些个人主张合理化。革命初期，有一位疯狂的革命者（达卡切夫）曾建议把所有25岁以上的人消灭掉，以便苏维埃有一块干净的立国基础。这个罪恶的妙主意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信条——为了建设未来，不仅有必要抛弃许多人，甚至有必要抛弃整整几代人——的一个间接证明。可是，苏维埃国家的设计者和教育家们并没有抛弃他们；相反，从一开始他们就试图把那些年龄较大的公民改造成为有益于未来世界的母体。除了斯大林采取过一些蛮横的过火措施外，被流放和清洗的基本上只有那些最强硬的持不同政见分子（及其家属）。当时，感化人的各种技术尚未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因为时间太仓促。不久，除在异常情况下，苏维埃制度已能自立。但无论如何，统治者重视青年人，强调再教育。

在早期苏维埃领导人所抨击的事物中，“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曾首当其冲，原因有三：（1）它通过感情的纽带使世代延续下来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文化交流永久化；（2）它是与遗产和财产积累联系在一起的；（3）它的禁忌与宗教密切相关。所以，曾有一度婚姻的重要性受到极度轻视，离婚变成只不过是一道填表手续。临时同居和人工流产受到鼓励——不过，如今这种行为遭到强烈反对。教会及神职人员都遭到迫害。然而，儿童却受到很好的照顾——不仅是父母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国家的照顾。父母上班时，由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其他幼教机构照管幼儿；直到如今，几乎仍然这样做。学校，不仅接替父母的职责，而且还接替父母的权威来管教孩子。在学前阶段给予孩子许许多多的照顾，为他们安排各种娱乐活动，乃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学前教育的一个特色。

20年代中期，苏联强调的是解放、实验和平等。妇女开始与男人平等，在担任公职上受到同等对待。在儿童自身的和公共事务的发展中，则使儿童感到自己也是真正的参加者——其重要性不亚于父母和教师；而在对待父母和教师的问题上，只要有必要，儿童就敢于批评和谴责他们。一位12岁的“少先队员”的故事可以从一个方面帮助说明苏联当时的思想状况。这位少先队员叫巴甫列克·莫洛索夫，他告发其父是“人民的敌人”，于是，其父被判处死刑，而这个孩子则被称赞为全国青年人的榜样。这个孩子的形象前不久在一幅青年宣传画的背景上还出现过。

在这段时期，部队的军衔也被简化到了不能再简化的程度，军官不穿有军阶之分的军服，士兵不向军官行礼。在20年代的混乱状态中，学校的科目、课本、时间表均由地方，甚至以最“进步的”方式由儿童自己决定取舍。直到30年代初期，有时仍然由儿童自己选择教师。学校不举行正规的考试，那些在各地被证明似乎与“生活相适应”的东西便算是学校的准则和课程。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程度每年升级。那些想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也可直接升学而无须达到预定的入学标准。教育界当时认为，这种组织模式反映了现代的美国方式。很长一段时期，约翰·杜威在苏联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物；而杜威本人也对这种对他的崇拜表示感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有关杜威论述苏联的文章收集在《杜威的印象，1929》一书中，W.W.布里克曼编辑，1964年版）。那一段时间里，政府规定惟一不能享受高等教育的是从前的贵族、专业人员、牧师以及被怀疑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子女；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某些地方，即使是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也甚为缺乏。尽管革命初期政府对教育发展的预测比较乐观，发布了不少信心十足的宣言，但是由于以后苏维埃政权所遭受的种种挫折，因此直到1940年俄罗斯本土（苏联的心脏地带）才普及四年制教育（从8岁开始）。

苏联教育制度目前已演变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几个困难阶段。1933年以前，教育作为地方自决权的一部分，由各加盟共和国全权管理。国家不设教育部。中央集权化控制的程度是有限的，它取决于共产党的力量和团结状况。地方的资源和需要决定教学的内容，学校鼓励儿童自己安排和管理自己的学校生活。虽然学校和教师短缺，学校仍然收取学费（直到1930年才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但是，青年工人、成年人以及贫困阶层仍然享有很多的上夜校的机会。苏联当局试图通过这种途径为他们提供“初中水平”甚至大学水平的教育。很显然，这种体系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必然是严重降低了整个教育水平，导致产生这样的设想：各人的判断力都是一样强的（苏联教育家认为，原则上讲，几乎每一个人，只要给予适当的机会，都是同样可教育的）。反智力论的观点颇为盛行。其直接的实际后果造成了苏联工农业各部门的劳动力质量低劣。(https://www.xing528.com)

这期间，苏联的教育实验的水平是相当低的。自从1919年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新型的无产阶级教育的不少实验就是从创办“劳动学校”入手的。从生活中学习以及通过劳动发展个人文化的思想是罗伯特·欧文老早就提出、马克思于1848年作了肯定的；1917年以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在她的一系列极有影响的论著中又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介绍。鼎盛时期的“劳动学校”——它最初由德国的凯兴斯泰纳所创办——可与美国最佳的“工艺”课程相提并论。在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劳动学校的名字和办学方向都是受人欢迎的；但是，到了30年代，人们便清楚地看到：它无助于办好教育或苏联的工业化。

当然，也许是因为钦佩美国技术的缘故，列宁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劳动学校的试验和其他“美国方法”的热心倡导者；但是，斯大林不久便取得了实权，1928年他宣布从第二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央集权控制加强的显著标志；后来，这种控制便逐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种种迹象表明，旧的粗制滥造的教育方法——在摆脱旧制度的桎梏时期，它还行得通——是注定要失败的。与此同时，杜威和其他所有的“美国方法”也都“失宠”了。于是，苏联教育的第一个重要阶段（1917年至大约1929年）结束，第二个重要阶段开始了。显然，在第二阶段，苏联教育重新转向了传统的欧洲规范，不过，却带有苏联化的目的。

在第二阶段期间，1929年至大约1935年的六年主要用于巩固初等教育；1935年至大约1941年的六年主要用于加强和协调各类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苏维埃国家的实力以及在工业部门和政府机构建立起一个卓有成效的等级制度。对苏维埃社会中个人和亚群体的利益的关心，看来比以前减少了，而不是增多了。与此同时发生的一个趋势是：斯大林在农庄和工厂企业无情地推行集体化，并对地方文化进行了镇压（尽管他自己也不是俄罗斯人，而且直到临终前他仍然操一口格鲁吉亚腔很重的俄语）。

苏联教育史上的第三个阶段也许可以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较长一段时期为终了。这一阶段主要是恢复和进一步巩固战争所损失的一切，因而可以说这是一个恢复和巩固第二阶段成就的阶段。在斯大林时代，各种名目的清洗和党内运动都不允许影响这项总的建设任务——即在学校、就业部门以及其他公共组织中对学生和工作人员进行严格而有效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守纪律、有知识的极权主义的公民。一个新的政治干部统治阶层崛起了；这些人以及经济建设领域出现的英雄，得到了丰厚的个人报偿；而其余的人还想像在地方分权控制时期那样通过学校获得多样化的机会的希望，则非常渺茫。这期间，各种各样的“装点门面的一套”都遭到了禁止；消费品供应短缺；从学校教室到学生服装，都只能因陋就简。

因而，虽然斯大林后期的特点在于培养了大批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制定了各项大规模的发展计划，为未来生产了大批“资本”货物，但是，一个崭新的教育阶段只能说是始于斯大林逝世之后。这个崭新阶段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综合技术教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