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教育出版-‘马工程’重点教材首发

2006年秋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的重点项目，一套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教材如期发放到了500万高校新生手中。一套教材的编写大纲由党中央讨论审定，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高水平的教材需要高质量的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全社力量，向困难挑战，承担了这套教材的出版发行任务，打响了一场高教社建社50多年来较为艰巨的出版之战。

事情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04年。这一年的3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一份有关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要求中宣部、教育部深入研究高校公共理论课的教学问题，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从培养师资队伍、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改进宏观指导等方面下功夫，力争在几年内使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之后不久，中宣部、教育部成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大规模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同时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2004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形成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送审稿。200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则上同意了送审稿。2月，《意见》正式印发。

《意见》最终确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格局，即在高校四年制本科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四门必修课程。2005年年初，中宣部、教育部决定编写一套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将其纳入刚刚启动的“马工程”重点项目，力争于2006年秋季开学后在全国高校（包括高职高专院校）统一使用。

2005年3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成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担任组长，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任副组长。成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审委员会，袁贵仁担任主任委员，国内知名专家韦建桦、吴树青、张岂之、罗国杰任副主任委员，正式启动这项工作。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出版的重要基地、教育部直属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高教社把完成这项工作视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闻讯后立即于3月23日向教育部递交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申请承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出版及相关工作的请示》，提出举全社之力承担教材编辑出版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并给出了保障这项工作顺利推进的具体方案。考虑到高教社在高校教材出版领域的实力和不辱政治使命的决心，教育部很快批示，同意由高教社承担这项工作。

教育部的批示让高教社全体员工备受鼓舞。社领导班子将高校思政课教材出版列为当年社内的“一号工程”，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受社长委派，领导小组由我牵头，王霁、阎志坚、王军伟（负责发行工作）三位副总编辑协助。在总编辑办公室的组织下，先后召开20次协调会议，调动社内编辑出版优质资源，全力以赴完成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

首要任务是确定教材编写大纲。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定向申报、择优遴选、集中编写”的原则，教育部组织各省市申报教材编写大纲。经过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的评审专家的认真审议，四门必修课程各有三个大纲通过初选。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最后确定了四本教材的编写组的首席专家和编写组成员。其间几经修改，形成了教材编审大纲的送审稿。2005年9月，党中央审定批准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大纲。

大纲确定后，要立即着手编写教材。以四本教材中最先面市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从2005年11月初稿拟定后，集中修改、审稿、统稿达十余次。有些章节几经调整。初稿字数约30万，每次修改都要改动数百处，修改2万～4万字，四次大的修改涉及字数均超过6万。虽然最后教材定稿字数仅为18万多一点，实际上修改的总字数已是实际出版教材字数的好几倍。教材的文字经过精心推敲和打磨，语言非常简洁、凝炼，是名副其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教材编好后，需要仔细审定。作为“马工程”的第一批重点教材，这套教材意义重大，受重视程度空前，因此审定过程非常严格：先是教育部组织的教材编审委员会专家审议，之后是教育部党组审议，再由“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审议，最后是党中央审定。

“马工程”重点教材首批四本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自教育部批准高教社承担编辑出版任务后，高教社就正式投入工作。高等文科出版中心思想理论分社和《思想理论导刊》的全体同志，与专家们共同工作、共同奋斗，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参与配合、组织了近40次新教材的编写会、审稿会、统稿会、征求意见会和培训工作会。不仅为专家组提供了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还积极为专家组建言献策，得到专家组的好评。这也是编辑参与教材研发全过程的体现。

在书稿评审过程中，每次从专家组修改完毕到下一次送审的时间间隔都非常短，有时甚至只有一天的时间。往往是专家们改完的章节经中宣部、教育部审读后，编辑人员马上进行编辑处理，处理完又马不停蹄地送上级部门再审。这中间，有些章节还不是一次就能敲定，需要反复征求意见和进行小规模的研讨。所以，编辑们就只能抓住送审、研讨的空隙加紧工作。只要稿子一到，哪怕熬夜加班，也要把稿子审读、排版、校对、印制出来。有时为了抢时间，许多同志经常连续一两个昼夜没合眼。

由于书稿每次大的修改后都要经过一次“短平快”的编辑加工，因此，当时主要负责编辑加工的相关编辑总是加班加点，把挑灯夜战当作“家常便饭”。但是，无论时间要求多么紧，编辑工作一定是一丝不苟的。我记得当时编审王方宪就把这种“认真”形容为：“蛋中把骨挑，目光赛大雕，字字精推敲，逗号也难逃。”因此，每一次教材送审，对我们的编辑人员来说都是一次战斗的洗礼。

说到编辑部的工作，自然不会忘记封面设计部门的同志。为了实现较为理想的装帧设计效果，他们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不厌其烦，易稿十几次，最后得到领导同志的认可。

作为四本教材中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从拿到稿子到出版，用了不到一年时间。而从2006年8月4日中午12时终审稿确定，到第一批教材计划印制入库，只有10天时间。万事开头难，因为是第一本教材，回想起那些日日夜夜，真是记忆犹新。下面的时间进度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工作的紧张程度：

8月初，高教社专门就出版印制环节进行了开会动员，要求专业定点厂、专用纸张、专用油墨保质保量完成这项任务。印务部负责人胡涛立即召开了定点承印厂和纸张供应商会议，周密部署相关工作，确保落实印制要求。

8月3日，拿到书稿的电子文件，预先进入排校环节。

8月6日下午，数码印刷原稿复印件送中宣部审阅。(www.xing528.com)

8月8日下午，去中宣部取样，一刻不停地工作到深夜，定版准备开印。

8月10日晚8点，经过全社人员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组织人员对软片打印样进行审读后，我权衡质量和时间进度，终于敲定了正文版样，同时开印封面，开印之后发现封底的网址有问题，马上改黑版。

8月11日，发现某承印厂印的封四有一色道比其他的色道颜色深，紧急通知印刷厂重新打样，同时重印外封。

8月11日，开始批量印刷正文，印制员全部下到21个承印厂，从制版、晒版开始督印，从墨色、字迹到印刷工艺都严格要求，签字同意开印。

截至8月16日，第一批300万册教材完成印制，开始入库。

8月16日以后，印制过程顺畅，每天至少完成50万册的生产量。

8月底，累计500万册教材及时入库。

在印制生产环节面临如此高压的态势下，在保证内容质量方面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反复强调，这套教材意义不同寻常，而且量大，要慎之又慎。

果不其然，差点出现大问题。8月9日上午，印务部王琦打电话说，稿子清样弄好了，工厂等着开机印刷，希望我签字，同意开印。

一旦签字就开印，这么大的印量，一旦有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通知总编室主任肖娜第二天（8月10日）一早组织年轻编辑再增加一次通读。本来，总编室已经专门组织资深编辑对清样进行了三次集中通校，并出了软片。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于是决定这次通读就把软片清样当成书，一定要找与本书编辑审读过程无关的年轻编辑作为第一读者，就像看书一样，看看软片清样有没有问题，做到“零差错”。

就是在这次通读中，社里一位青年编辑刘新英，真发现有三个段落中的数行文字与此三段首句缺乏紧密的意义关联，似有讹误。她不是专业学法律的，不敢贸然断定，故又仔细阅读其他相关文字，发现其他段落的段首句与此三段中的数行文字更为呼应，由此推测很可能是由于某方面的疏忽，导致此数段出现内容倒错。后来一核查，发现确实有问题，而且是一处严重的硬伤！原来是责编在抢时间加班誊抄作者样的过程中，一时疏忽将本应加到第三、四、五段的内容分别插到了第四、五、六段之中。

这真是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是经验，更是教训。质量面前不能有任何疏忽。后来我逢会就讲，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四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第一本，十几个印张首印500万册，出问题不但要负政治责任，引咎辞职，也会给出版社带来上千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

在进入批量印制环节以后，我也严把印装质量关。500万册书，21家承印厂同时开印，时间那么紧，任务又那么重，要保证同样的高质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其中有一个厂，承接了12万册的印装任务。印后做质量检查，发现印刷墨迹有些模糊，我丝毫不留情面，要求工厂把这12万册全部报废并重新印刷，确保印制质量。

发行环节也同样“压力山大”。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省、各学校也都非常重视。但是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里，保证9月1日秋季新生入学前人手一册教材，谈何容易！当时承担发行任务的高教社蓝色畅想图书发行公司的领导和员工秉承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班加点，经过艰苦努力，打了一场成功的“闪电战”，终于把这500万册教材迅速在全国大江南北全面铺开，圆满实现了预定目标。当然，这与相关出版中心的大力支持，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院校代表和发行公司销售商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早在5月份就先期启动营销推广工作，几乎调研了全国1100多所高等院校和1300多所高职院校，搜集信息，做宣传，给后期的发行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另外，学林网公司依托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网站，成功研发短信防伪技术，首次用于这套教材。高教社打击盗版办公室积极配合，利用各种会议宣传此书，并在全国范围铺开一张大网，防止盗版书进入学校，也为这套教材顺利发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作为“马工程”首批重点教材，其出版发行工作的顺利、高质量完成，给出版界创造了一个奇迹，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为后续“马工程”专业课重点教材的出版发行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高教社的领导和全体员工不辱使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出版使命感和崇高的敬业精神，高效地完成了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一号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亲手抓好编、印、发各个环节是责任所在。在操作过程中，我提出审读软片清样这种非常规的举措，坚决把住了质量关。因而我要求以后的重点书出版也必须这么做。总而言之，这些做法是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如果当时我不考虑这些也没有什么错，毕竟三审都完成了，而且主管副总编辑亲自督阵，我完全可以授权开机印刷。但是，事情好像是冥冥中注定了一样，就在第一本书上出现了这样的硬伤。如果当时不这么做，那造成的损失及其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这是我一生从事出版工作当中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责任担当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是碰到问题就必须得那么处理，而且要果断。现在想想也很后怕——这本教材要真是带着错误出去了，那我作为总编辑，就是渎职！

非常高兴的是，作为教材建设成果的代表，由高教社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已入选“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历史巨变”的1号展厅和2号展厅与广大观众见面，反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