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国王是艺术爱好者，身边也围绕许多著名的音乐家，但在市民阶层的日常、学校和教堂生活中，对艺术关怀变得越来越少。在对拿破仑联合战争、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期间（1797—1840），政治发展自然和军事领域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人们对艺术衰败的抱怨也就不足为奇，尽管在18世纪末，市民阶层已经沉浸在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思想中，开始积极参与到艺术保护的活动中去。因此就有了艺术专科学校的建立，然而其中却没有音乐的情况出现。出于对合唱的保护，卡尔·弗里德里希·法史（Carl Friedrich Fasch）于1789年创立了柏林演唱专科学校。在他的领导下，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对此表示支持，并在法史死后，他于1800年接管了校长的工作。1803年，当哈登堡部长要求对学院进行改革时，策尔特没有答复，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了为广大群众阶层提高音乐生活水平的机会。他在1803年9月28日提交呈文，通过这个呈文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开启了与普鲁士文化当局深度的交流[14]，他控诉青年合唱团和管理者及城市吹笛者的衰落，以及音乐艺术对道德的影响，尤其指明对“德国民族教育”的影响。[15]他建议将演唱专科学校设立为皇家专科学校的音乐官方机构，并为其设立一个教授职位。[16]在1803—1804年冬天，策尔特从不同的备忘录中整理出建议，并在1804年夏天发给了歌德，歌德又把他的“文章”传给了席勒。这使得他们交换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确定了音乐与宗教之间进一步相连的战略，实际上，这记录了19世纪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
图2.1 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Karl Friedrich Zelter，1758—1832）。油画来自卡尔·博伽斯（Karl Begas）。
歌德赞同策尔特的观点，认为“首先也是唯一可以通过教堂歌唱这条途径来帮助音乐普及。”但是出于实际原因，他建议我们不应该批判现状，而是要从被改善了的音乐教育的优越性开始。
“但是现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建议你们在可能的情况下隐藏自己和你们所持的立场，一般来说，宗教和道德从这样一个机构中所获得的好处，是多于那些人所说的对艺术的期望的。”[17]
席勒的回答也很相似：
“您给歌德的文章，让我真的感到很高兴……正是因为他很好地抓到了问题的症结，并且如此开诚布公地向敷衍艺术的人宣战，因此他想他不太适合赢得那些应着手实行者的青睐。歌德在这里写给你的观点，也是我所确信的。他们将是你最美妙的论点，必须要给那些人一个重击，这将会被政治的时代需求所使用……
这一切都取决于事情将被如何对待。很少有人会觉得现在是时候为艺术做点什么，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宗教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本身亦如此，能让每个人都明白……所以人们一定很高兴看到，宗教能从艺术中得到帮助……
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论据都可以作为素材向代表团提出，通过这些人这件事提交给国家。我再一次重申，必须提高音乐的优势，但不应该是主要的，而只是作为一个附属而已。”[18]
他提议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来处理此事。然而，在策尔特被任命为国家顾问五年之后，他并没有转向施莱尔马赫，而是支持洪堡，并向歌德请求在调解上的帮助。并且洪堡采纳了策尔特建议的每一个细节。洪堡尝试在理性上建立的普通教育中，设立以古代语言、历史和数学为基础的学科。相比之下，音乐教育更应该为统一的“品格教育”服务，为人的道德修养和宗教修养做出贡献。音乐也凭借着它对情感的作用成为民族教育的工具。1809年5月14日，洪堡在直接向国王提交呈文的时候，提出一个关于音乐保护和音乐教育纲领性的指导建议。
“很多人都抱怨，音乐对一个民族的特性和教育的影响力不足……更令人惊讶的是，音乐艺术本身已经被排除在艺术学院的活动范围之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它要比其他艺术更能影响低等阶层的思想。那是因为它是民众信仰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为上帝服务的音乐学院的忽视也是最大的损失……
因此，在我的职责之内，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个双重职业，就是如何增强音乐在公众崇拜和民族教育中的作用，从而使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明显。(www.xing528.com)
我们不是从理论改善，而是从音乐本身能净化人的角度来讨论，人们可以称它为官方的。因为它是在召开所有会议之前，由国家的权力掌控的。所以一切都依赖于组建一所合适的学校，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已经在听音乐的人听到越来越多好的演奏……”1
“最后，第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里对待音乐的态度。一些较大型学校虽然有音乐课，但它既无效，也不充足……合唱的滥用行为是可以消除的，不可否认的是，音乐的公共教育是不能放弃的。”[20]
为了改善对学校和教堂仪式音乐文化的保护，他建议创建“正式的音乐官方机构”以及设立一位教授职位和相应的薪酬，用来“监管整体公共音乐”。这一提议在1811年5月17日的皇家法令中被采纳。弗里德里希·威廉下令：
“鉴于公共音乐对民族教育的重要影响，我应洪堡国务大臣的要求……为了净化民众而设立一个特殊的音乐机构，更确切地说在柏林的艺术专科学校已经设立了一个音乐教授的职位，这个职位是由策尔特担任的。特别重要的是发自内心赞美的教会音乐。但是对此我明确提出，这个计划由最相称的神职人员来监管，音乐特别以声乐和管风琴为主，因此要为学校里的歌唱课，为教会领唱和管风琴师的考试操心。”[21]
至此，策尔特完成了长期以来的愿望以及在洪堡支持下的计划。这也是可以1 W.v.洪堡（W.v.Humboldt）：《关于宗教音乐》，摘自《作品》，第4册，第38页。被理解的，为什么在世俗化的时代，策尔特和洪堡会将公共音乐和教会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起初，这只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不是从艺术出发，而是以宗教为论据，并以宗教与音乐关系的普遍共识为依据。然而在这其中，策尔特对于合唱的改进和复兴最感兴趣，在他的所有文稿中就只涉及这一点。他非常辛劳地在艺术专科学校中建立他的演唱专科学校。但这种策略并没有与策尔特的观点有本质上的对立。因为他认识到艺术作为“培养人类道德”的教育价值。因此，他在1809年3月11日的备忘录中写道：
“如果国家要认真地为音乐做一些事情，那么我觉得最急需的是，再次把艺术与它所属的有价值的主日敬拜结合起来。尽管从敬拜方面看，这似乎不是那么必须的，但我把它放在这里。”[22]
在我们这个年代，音乐和祭坛、教育和崇拜的联系（只要想想负责学校事务的教育部门的相应名称）是被标记出来的。试想一下，如果策尔特听取了席勒的建议，施莱尔马赫实现了他的计划，那么普鲁士音乐教育将会有什么样的进程呢？这些都是多余的；不难想象，他们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洪堡的领导下，这种音乐与教会再次在教育政策上的连接，从舞台表演到身穿水手服站立在管风琴前演唱的学校合唱，以这种世俗化艺术宗教的形式，贯穿了整个19世纪。[23]因此，教会为增强对大众音乐的保护提供了拯救性的依靠，且在学校中建立这些框架。在那里，特别是在中学，歌唱应该是超出了为教会服务专属范围。所以策尔特在1809年起草了这个计划：
“首先必须查明和重建合唱团学生现有的优势。学校里必须开设以前普通的歌唱班。那些所有学校应该保留的教会乐监，必须教授男生演唱；由此每个教会乐监都要为他的教会组建一个小型合唱团；教会乐监要相互帮助，努力使学生能够演唱，当他们进入中学时……
在较高级别学校，歌唱可能很快会有进一步的变化：不是只停留在教会歌曲的演唱上，而是用古语演唱合唱歌曲，这涉及吟唱拉丁和希腊诗人的诗歌，在街头演唱可能会失去自我，在这个情况下，在学校演唱会更好些。”[24]
在策尔特被任命为音乐教授后，他提出为“教会乐监、合唱指挥和歌唱课老师”开设见习性质的培训班。后来，这个培训班需要一个必要的平台，在各地广泛建立，国王在1811年基本上同意了这个计划。不过策尔特已经开始了个别教学。自1819年以来，伯恩哈德·克莱恩（Bernhard Klein）开始在这个机构里教学。从1820年开始，威廉·巴赫[25]（Wilhelm Bach）在这教授管风琴课。从1820年起，第一次正式开启培养教会乐监和歌唱课教师的道路。“教学由克莱恩和巴赫担任，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26]前者教授通奏低音、对位和声乐，还在大学里中设立图书馆，后者教授管风琴演奏。
直到1822年，由于政府议员舒尔茨（Schulz）的支持，“皇家教会音乐学院”正式成立（在100年之后由凯斯滕贝尔格（Kestenberg）扩建成为“教会和学校音乐专科学校”）。舒尔茨担心合唱团的生存问题。因为在战争年代，有许多年轻的歌手崛起，而这些歌手通常源于合唱团的领唱，这使得合唱团缺乏领唱，面临没落的风险。[27]
教会与学校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皇家学院的组建过程中得到了体现，也反映在学校歌唱课的条例中。因此伯恩哈德·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纳讨普（Bernhard Chriostoph Ludwig Natorp，1774—1846）抱怨皇家教会监理会对明斯特的指令：“歌唱教学对于改善教会演唱和青年教育同样重要，到目前为止这在我们教会管辖地区的学校还没有得到认真地考虑和实施。”[28]因此他规定，学校的音乐教学首先应该改善教堂歌唱教学。[29]因为学校的歌唱教学不仅对于美化学校和家庭生活至关重要，也是“对民间节日的精细化，尤其是对公共教会礼拜仪式的美化，为家庭和教会的复兴做出贡献”。[30]这明确地界定了歌唱课的民族道德教育功能，就像宗教教化的功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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