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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音乐教育史:对退化的音乐进行探讨

时间:2023-11-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元首很乐意在党派知名人士的围绕下,出席希特勒青年协会的音乐会和音乐表演。我们初步猜测是本土的因素,他那乐队声部的巨大力量和宗教般的庄严,使其成为德国音乐的缩影。布鲁克纳的音乐应该是“促进那些信徒的敬虔,首先使国家机器有顺利运作的可能。”为了控制和指导民族文化,帝国成立了一个帝国音乐检验部门,根据1939年3月29日发布的“音乐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负责控制音乐作品的出版,就像外国音乐作品引进的问题一样。

德国音乐教育史:对退化的音乐进行探讨

如果说在缪斯文理中学艺术天分的培养仍然具有特殊的地位,那么总的艺术政策就是建立在与纳粹思想意识形态绝对统一的基础上的。由于音乐可以产生情绪和捕捉情绪,所以在所有节日和大型阅兵中都起到了核心作用。元首很乐意在党派知名人士的围绕下,出席希特勒青年协会音乐会和音乐表演。

其音乐思想运用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对瓦格纳和布鲁克纳思想的民族变形中。瓦格纳,思想上有着某种接近日耳曼神话中的根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出现在布鲁克纳身上就让人感到惊讶了。我们初步猜测是本土的因素,他那乐队声部的巨大力量和宗教般的庄严,使其成为德国音乐的缩影。布鲁克纳的音乐应该是“促进那些信徒的敬虔,首先使国家机器有顺利运作的可能。”[38]于是希特勒试图通过音乐来实现“雅利安人的情感”[丢姆林(Dümling)]。1937年6月6日,在由路德维希一世建造的(北欧神话中的)沃丁神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中,布鲁克纳半身像在元首和整个党派知名人士面前立了起来[39],他们前一天晚上出席了布鲁克纳《第三交响乐》音乐会和一个演奏他《e小调弥撒曲》的大型弥撒仪式。这是一大历史事件。音乐完全处于创造神圣敬虔情绪的感觉范畴内。

图10.2 1937年6月6日希特勒参观在沃丁神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举行的由A.罗腾伯格(A.Rothenburger)创作的布鲁克纳半身雕像展览。

图10.3 展览宣传广告,杜塞尔多夫,1938。(www.xing528.com)

音乐学者和政党的思想家们随后进行音乐种族研究[40],以展示日耳曼民间音乐的优越性和犹太人对音乐的病态影响。音乐因此被提升为“最德国”的艺术;“真”的艺术等同于“德国”,然而这只是依据政党教义,紧抓启蒙艺术宗教的毫无保留保守的浪漫化思想。对音乐作用方式的真正渗透应该与基本的音乐表达方式一样具有种族条件。因此,调性和三和弦被宣称为典型的日耳曼音乐元素,所有新的异常音乐都被诬蔑为“异类”或“堕落”。不符合纳粹艺术思想的是“文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犹太教”,被烙上敌视人民的印记,被禁止,最终被淘汰。

1938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帝国音乐节上,汉斯·西弗勒斯·齐格勒[41](Hans Severus Ziegler)和保罗·塞克斯特[42](Paul Sixt)一起自创组织了一场主题为“堕落音乐”的展览,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来消除所憎恶的新艺术,“恢复”人们的自然感觉。在展览的同名刊物上,可见对犹太人的仇恨和辱骂。“这其中经常夹杂着仇恨,当人们想到我们有陌生民族的诗歌、音乐和肖像时,从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对日耳曼人的一切事物总是充满了地狱般的仇恨……在‘堕落音乐’展览中呈现了一幅女巫盛会和最轻浮的、精神艺术的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画面,以及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胜利,傲慢的犹太人的狂妄和精神完全愚蠢的画面。”[43]被排挤的音乐家包括库尔特·韦尔(Kurt Weill)和他的歌剧脚本作者贝尔特·布莱希特(Bert Brecht),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和他的学生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及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恩斯特·克雷内克(Ernst Krenek)和弗朗兹·施雷克尔(Franz Schreker)、保罗·欣德米特和恩斯特·托赫(Ernst Toch),大流士·米豪德(Darius Milhaud)和乔治·安太尔(George Antheil),利奥·法尔(Leo Fall)和奥斯卡·斯特劳斯(Oskar Straus)等。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米洛斯》和《黎明》及其编辑被称为“音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杰出先驱”。而所有的知识分子画家作家哲学家科学家和研究者,也和作曲家和表演者一样,同样被认为如此。

为了控制和指导民族文化,帝国成立了一个帝国音乐检验部门,根据1939年3月29日发布的“音乐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负责控制音乐作品的出版,就像外国音乐作品引进的问题一样。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推荐的作品和书籍的清单,同时宣布“不想要和有害的”被禁作品清单。对被排斥的犹太艺术家的演出禁令终于随着他们身体的毁灭而消除。除非他们移民,否则他们都要被带到特莱辛施塔特集中营,遭到杀害。被安东宁·德沃夏克(Antonin Dvoŕak)“发现”的神童作曲家埃尔文·舒尔霍夫、罗曼·霍本斯托克-拉马蒂斯的老师波兰人约瑟夫·科夫勒(Józef Koffler,1896—1943或1944),或者勋伯格的学生维克多·乌尔曼(Victor Ullmann,1898—1944)在希特勒夺取权力之前,已经作为作曲家和指挥家开启了他们非凡的职业生涯。对这一代作曲家的驱逐和杀害,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重新发现,并在艺术上进行了修复,揭露第三帝国中可怕的艺术挖掘工作是作为一种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对艺术进行肆无忌惮意识形态的占有,和保护那些顺从并服务于该制度的作曲家。

为了反对德国艺术与种族结合的纳粹文化宣传,在流亡中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和库尔特·韦尔一起,与布莱希特联合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的反抗运动,其音乐政治方案源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大多数德国作曲家驱逐流亡之后,他们的社会功能实用音乐形成了唯一的音乐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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