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与德国音乐教育史

“德国青年在面临选择时，不应该再像在自由主义中以所谓的客观方式进行，无论他们是想在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民粹主义还是爱国主义，宗教还是无神论中成长，而是要根据基本原则有意识地被塑造，该原则被公认为是正确的，并被证明是正确的：根据纳粹世界观的原则。”这些关于纳粹教师协会（1937）^[44]的讲话，明确地显明极权主义国家的教育功能。无论是党派的学校还是青年工作，要在民粹主义集体意识观念上塑造青少年的体能、政治观和世界观。在1938年颁布的国民学校教师教育的规定中，明确要求将教师培养划分为政治和体能教育，科学研究和职业实践培训。把古希腊体育训练与德国情感和心灵教育相联系，这是缪斯的特点。因此缪斯教育成为校内外的教育原则。

共同的歌曲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用一个简单的术语把戏，就篡夺了整个音乐教育。战争歌曲集体形式的演唱被确定为音乐教育的中心内容，以及突然启动的艺术教育，在这艺术教育指的是“歌唱”，并提到一种新的灵魂深处的艺术。这样，国民学校及中学和高中低年级音乐课就完全服务于党派政治思想的灌输。缪斯的整体性只涉及有约束力的世界观的整体性。“在旗帜上、在餐桌上、来自农民或使我们自豪的力量、欢乐的咖啡时间和晚上的庆典中的格言和歌曲，在我们整天的行程中，在学校和路途中，从起床号直到在繁星点点夜空下的摇篮曲，都是我们世界观的一种表达。”^[45]歌唱的这种功能化与艺术教育毫无关系，或许是音乐教育工作者根本没有觉察到，或者是因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明确要求而被取代。因此，以新战争歌为基础的缪斯定向的音乐教育范例，不再是教育上声音的训练者，“而是思想、体育和音乐上高质量的领导者”。^[46]毕竟，这不是克雷兹施马尔那个年代，不涉及演唱训练和声音保护或歌曲的音乐理论教学。“一切歌唱的灵魂”不再是一种审美的表达，而只是“信仰表白的推动力”。^[47]因此，起源于魏玛共和国时期（被称为蔑视制度时期）的凯斯滕贝尔格改革成就受到了强烈的否定。“通过吸引身心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来清除我们今天仍受过去十年在内容和形式上影响的艺术混乱。大脑中的音乐将不能再影响青年。这将是真正对灵魂和思想产生深刻启发的艺术，这也使我们今天的工作有了新的面貌。”^[48]这是对一个新的音乐教育专业固有的目标，以及对凯斯滕贝尔格的一般教育思想完全地背离。在作品审查中不是运用理性的分析方法，而是以音乐实践演奏和情感体验的需求为标准。缪斯教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教育，不再需要“音乐专家”，而是“为前线服务的音乐人……例如，在工作服务中可以带领休闲活动的音乐人。^[49]从青年音乐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缪斯教育思想成为纳粹教育国家支持的核心思想，持有该思想的代表人物首先是社会学家汉斯·弗赖尔和教育家恩斯特·克里克。“但缪斯艺术是这个国家、制度和教育的基础。”^[50]克里克依据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道德教育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音乐教育理念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与青年运动的文化批评完全一致，他看到了人在两种基本力量中的相互作用，日常生活的理性与节日庆典中狂欢迷醉之间的紧张关系。克里克强调音乐对性格培养和人格塑造的效果，恰恰因为它的狂欢和通灵作用走向不可思议的沉没。^[51]因此，缪斯教育可以直接被纳粹教育思想所吸收。在《音乐教育》（1933）的序言中，恩斯特·克里克写道：

“缪斯教育已成为各州、国家青年、帝国军队、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党教育的必需品。军人的精神不能单靠军事实践来发展：要在灵魂、态度和道德、荣誉、奉献和忠诚中，全方位培养其抵抗能力。”

按照领袖原则组织起来的青年音乐运动中青年联盟的组织结构、对民歌的热情和对集体音乐的保护，此时都重新获得官方的青睐。尽管凯斯滕贝尔格的学校音乐改革接受了青年运动的教育是为了音乐的目的，或许是为了音乐而音乐的想法，但是此时只有“通过音乐来达到教育”的呼声。在一体化统一教育的强制下，教育改革中的儿童个性化学习苗头被一笔抹去。恩斯特·克里克的著作《缪斯教育》（1933）成为第三帝国（1933）学校教育的主导思想（《纳粹教育》，1935），在他1932年的《民族政治教育》一书中，作者“关于教育和学校的民族改革”仅对劳作学校的观点进行嘲弄和讽刺。^[52]他抨击“学校改革运动的激进主观主义”，这是“文化教育无政府状态”的根源。^[53]他反对“文化自由主义的偶像”^[54]“纯粹的人文主义和它带有的纯粹真理、美善和道德”^[55]，坚持“国家政治目标……权威价值”^[56]。因此，他把学校的使命定义为“把儿童具有的家庭形象带入不断延伸和深化成熟的民族同志的种族、民族、政治世界观”^[57]的道路上。在民间遗产方面，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劳务处和大学学生会应该“建立自己的缪斯教育体系”。^[58]“在军人英勇的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中，作为必要的教育手段包含了兵役英雄诗歌、各种音乐和艺术。”^[59](https://www.xing528.com)

什么是教育学家克里克所要求为学校建立的缪斯教育体系，早在1929年，格奥尔格·高奇（1895—1956）就与法兰克福与奥得河畔的音乐住宿学校合作，开始“复兴缪斯的民众力量”。在那里，教师们接受缪斯精神的继续培训。有青年音乐集体经历的老师，屈从于学校政策的诱惑，很容易支持民族风俗、歌舞、节日和庆典，因为这样可以传播和巩固自己的思想。然而这不是政治上对音乐的滥用，而是团体式缪斯行为的反知识性和非理性的神秘化，是第三帝国音乐教育日益功能化和媒介化的原因。仍然以民歌和歌唱为中心的国民学校比较容易受到缪斯理念的影响，相对于较高级学校来说，在这类学校中专业艺术观点依然有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有遮掩。

图10.4　帝国青年领袖文化局结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