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伯莱被誉为美国教育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意义的人物，《美国公立教育》是奠定其在教育史学领域之关键历史地位的代表性作品，是第一个绕不开的历史坐标。他在书中实际上就是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公立学校出生、成长、发育并日渐成熟的经历。这个大故事的主体或说公立学校命运的关键经历，就是卡伯莱描述的“七大战役”。战役的结束以州立大学的建立标志着制度建构的最终完成——一套涵盖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基本公立教育体系，美国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他甚至准确断言，到1860年，至少在原则上，美国北部各州的公立学校制度已经确立。虽然很多具体的教育工作还要继续，但公立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已经深入人心，民主已经获得胜利。[10]在他看来，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基本原则、精神和理念将不断在既有基础上在美国各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公立学校制度是美国教育的真谛所在和精神命脉。这套基本教育制度由税收支持，免费、平等地面向美国人开放；它摆脱了教派的控制，掌握在人民及其代表手中；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对其加冕，将真正实现美国人民的团结，实践“合众为一”的国家格言。南北内战结束以及20世纪的新变化，促使其进而走向向下延伸的幼儿园、向上延伸的成人教育，都是公立学校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新的教育观念的拓展和新的学校发展方向，都是这个公立学校制度躯体的自然成长使然。
卡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成书前后，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某种文明没落。在他看来，欧洲英法德的黄金时代将要结束，[11]美国内部的边疆已到极限，美西战争（1898年）后确立的帝国战略举措，意味着美国积极参与和走向世界的新秩序。在卡伯莱看来，第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是一场正义的解放战争，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从西班牙的统治中得到解放，而美国俨然是救世主和解放者。[12]同样的，英法在殖民活动中的学校创建，也被卡伯莱视为正义的自由——解放之举。卡伯莱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表露无遗。美国的对内民主对外殖民，在卡伯莱等美国主流话语群体中，是内在统一的。1914年被卡伯莱认为是美国的天降机遇，[13]世界大战后的新生活新秩序需要美国，而美国也有这个禀赋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建立了优越的基本教育制度体系。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曾有“轴心时代”一说，而在1885年，当时家喻户晓、德高望重的乔塞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我们的国家》一书就提出历史上总有伟大时刻对历史的未来将有决定性影响，他认为美国人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14]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受控于当时的美国人，美国人能抓住机遇拯救世界是时代的中心问题。[15]在20世纪初，美国人抚今追昔，已经有着美国世纪的憧憬与展望。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就有一种美国例外论或卓越论，即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因具有独一无二的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以及突出的政策与宗教体制，故世上其他国家皆无可比拟。美国就是一个山巅之城，受世界瞩目。美国有着上帝交付的神圣使命。单从《美国公立教育》的字里行间就可清晰看出，卡伯莱深深地相信这一套，并以投身教育来践行其美国使命。当无数美国仁人志士追寻美国之路时，卡伯莱认为教育无疑是其中的关键。除为教育史课程提供教科书的直接动因之外，卡伯莱的教育史写作另有深意。或许正是那深意驱动，成为后人斥其教育史学为辉格史学的深层动因。(www.xing528.com)
在卡伯莱的历史书写中，特意对当时的移民特征和来源结构作了简略的图示。卡伯莱看到了当时相对少数的亚洲移民，也注意到了讲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但并没有讨论他们的教育问题。卡伯莱没有对美国的黑人教育以及美国黑人与白人在教育领域的巨大不公与差别留下只言片语。美国教育的族群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利益冲突和复杂矛盾，被卡伯莱一笔带过。卡伯莱的美国教育史学似乎是没有颜色的，如果一定要加上颜色，那也是白色的。卡伯莱以美国公立学校为中心的教育史故事是一个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文化代言的白色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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