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电视文化建设的发展及其珠江文化的特点与优势

题引：广东电视台如果将广东电视文化的确立作为自己的实践目标，并在这个高度去办电视，将决定着广东电视的视野、深度、特色和干预文化发展的力度。

历来被视为大众传媒的电视，把它当做文化现象去考察，并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去检视，这还是近两年的事情。可以这么说，电视文化这一观念，自建国以来它面世的30年间，我们还很少被主动接受并达成共识。因而时至今日，我们尚难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去支撑住它的理论体系。多年来，我们的电视传媒一直是着意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即党和政府的重要宣传舆论工具，以“喉舌”的形象去面对自己的视听大众的。与此相适应，其表达功能是很难超越教化与宣传的范畴，难免不堕入那种“我对你说’、“你打我通”的“单向效果模式”，擅长的是教化手段，强化的是灌输效应，忽略或相对弱化的则是受众方面即大众的获知、参与、娱乐和利用信息的权利。近年来，出于对历史的反省，并且由于受众现实的需要，电视的娱乐功能、审美功能终被认识并有所改善，但也不过是在主功能身边扮演着调剂和陪衬的角色，而其他功能呢？1989年年初，有关单位曾在首都知名人士中作了一次专题社会调查，结果表明，91.5%酌调查对象均认为我国新闻传播媒介受众参与意识薄弱，具体表现在其反映群众呼声太少，尤其是为群众提供议政、参政的机会更少，就是专家、学者能走上荧屏的也是为数不多，而且由于历来提供的精神食粮多忌讳“五谷杂粮”而导致“单一化”，这样去面对一个国门洞开、八面来风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大环境，难于促进并形成人们具有主动参与、乐于独立思考的健康人格以及培养甄别真伪的处事能力。宣传舆论中必然会有一窝蜂、一刀切、一边倒的现象，当社会尚处在人治之风还较盛行，法治有待发展和巩固的历史条件下，一旦国家政治生活出现某些变化，就会极易造成宣传舆论误导，社会思潮因此走离正确轨道的悲剧现实，结果轻则带来信息的伪化，重则会造成民族精神的病态。回顾“文革”十年浩劫惨痛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正是基于对以往的沉痛反省，而且当今天我们党从事的伟大的改革事业已经迈人深化阶段，社会各个领域亦普遍意识到“现代化”绝非经济概念，而是越来越被人们所理解的一种心理状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背景的耦合运动，是一种民族文化总体的变迁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文化热”应时而起，传播媒介中特别是在视听界以往罕有的那种强调双向流通、看重社会参与、追求多元丰富、讲究整合调适的声音由衷而出，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以人为核心，以受众为主体，深入开掘电视文化潜能，旨在强调如何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新型电视文化意识，进一步促进了电视表达功能的拓展和改善。在前不久召开的《广东电视文化建设恳谈会》上，与会的众多知名学者与专家，从电视文化的价值观上所给予广东电视台的最高评价，就是褒赞广东电视一改过去单元化的传播工具形象，已不仅仅只去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只着重在宣传政府的条文政令，只强调进行面向基层的教育与宣传，而是在不动摇电视继续履行其喉舌职能的同时，已相当注意反映人民的心声，传达群众对政策的多种反应，从而初具大众意识了。如获1988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住房改革千家谈”，其活动的举行及系列的深度报告，就是典型的一例；又如《事事关心》节目组与广州市有关单位连续举办的“羊城教育论坛辩论大赛”，大胆为教育战线的师生员工创造直接议政参政的机会，使之能释放能量，有利于帮助整个社会进一步认识并限制和缩小教育在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误区。在这里，电视文化意识的萌发、渗透与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一种对旧有观念突破性的跃进。不过新时代的电视文化，应不是短视的，太急功近利的，它的基点是要落在使传媒能以宏观的、长远的、文化的眼光，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自身功能，由此来把握今天，去掌握未来这面上。而这，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民族文化固有的尊严，及其在与人类文化精英的伟大灵魂对话中进行的对人类终极关切而展开符合目的性的探求，都使得电视文化必然被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轨道上。因此，强调电视文化意识，首先就得理顺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教化；人们千差万别的个性、气质、情操、风格，靠文化培养；人们的欢乐与痛苦、高兴与悲伤、幸福与不幸以及崇高与卑俗、伟大与渺小诸如此类的情感，靠文化赋予。所以，文化社会学家们都在断论“文化，文化，人们全部生活的意义及存在价值，都离不开丈化”（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自序）。确实，究其定义，文化本身就是人类群体经由社会传承而积累起来囊括物质、精神诸方面全部创造物的代名词。作为一个复合整体，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论及电视文化意识的确立，我们必须标明这样一个理论误区，即意识到文化内涵的广阔性并非就是在取代文化自身复杂的倾向性。就文化具体形态而言，从时间上分，它有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差异；从性质上论，它有先进与落后，正面与负面之区别；从区域上看，它更因有地理、种族、民俗之不同而带来重大差别。如单就风格而言，就是同一文化母体的黄河文化与珠江文化就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文化没有统一的形态，也没有划一的标准。而今天人们大谈文化眼光，大讲文化意识，其目的首先就是是要使人类在自身观念上，能早日从以往狭隘、单一、短视、线性的思维定势的束缚之中挣脱出来，以形成宏阔、多员立体的新视野，开拓出更有作为的新天地。在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文化是具有全方位、全功能的意味的。不过，如果我们眼光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很可能在电视文化具有的全能性下，失却主体性，要么会成为通俗文化的附庸，把人封闭在现在时态里，成为失去超越性、批判性的存在；要么就充当意识为所欲为的传播工具，让人沦为一种没有个性和自主意识的政治传声筒。好在“文明”赋予了文化铁骨铮铮的气节，“文明”存留了文化耀古光今的菁华，“文明”代表了文化前途未可限量的将来，因此，文明作为文化发展到更高阶段的特征，作为人类创造史上进步的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它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的价值指向。今天，鉴于我们传媒本身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所倡导的电视文化意识的价值指向，只能见诸我们社会中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方面，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具体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任务上，就是以培养“四有”人才为重点，以全面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依归。当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改革深化阶段随着现实各类矛盾的冲突、激化，而上升到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这举足轻重的位置上来的时候，我们在视听领域里引入、确立和强化电视文化意识，也就有了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了。

在确立了电视文化价值指向而进一步具体规范其价值标准的时候，有一点是要做些必要说明的。作为一种考察结果，我们广东电视这些年来所取得有目共睹的实绩，是被社会所公认，并已进入全国同行前列；不少人还认为它与中央台和上海台业已形成电视竞争场上三足鼎立的局面。它的优势就在于其内涵的丰富、多元、生动及富于开拓、创新精神。为此，当我们在确定自身电视文化的价值标准，寻求合乎自身发展目标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衡量尺度和自知之明的。应该承认，由于起点的滞后，和地方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说到与国内先进同行尤其是与中央台的专业化对比上，我们不适宜把价值标准重点定在节目制作水准的攀比上。确实，在文化素质、制作设备及经费、人员配置等方面，彼此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我们可以扬长避短，利用手中的传媒，创造出一种别人难以比肩的大文化氛围。主张这种具有宏观性的攀比，其意义远非前种比较所能同日而语。实际生活里，当北方在初初感应着我们中华民族在挣脱愚昧的阵痛中唱出劲烈苍凉的“西北风”的时候，作为在全国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广东，它确实应该有一股春意拂面，能掀动时代浪潮的“东南风”。而拥有最能揭示中华民族追寻现代化进程的近代百年史和改革开放十年史，就是广东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上岭南八面来风的地理环境和讲求实际的民众心理，能够也应该形成宽松、清明、务实的人文生态环境，即创造出一种大家都能把话说出来的机会，造就一个人人都能比较从容、开通地把自身的潜能释放出来的社会气候，从而给广东电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下社会政治开明、大众心态健康的良好基础。因此，认真审视历史，并在大胆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努力开掘本身区域文化的潜在优势，创造鲜明的地方特色，已成为我们的战略发展目标，实际上，这也就是广东电视文化对广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应起的重要作用之所在。

要使电视文化能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尽可能发挥它的巨大影响，电视文化意识的引入意义远大。但要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对自身文化大背景的认识深度。具体到我们广东，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做到对广东电视隶属的珠江文化的潜在优势有较深入的了解和独到的认识：

一是属海洋型文化带来的开放性、兼容性、善变性，十分有利于形成当地开放、宽松、灵变、和谐的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从而也预置并强化了社会开放的心理。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去划分归属，广东应纳入以其为主的珠江文化区。我们从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上看，广东确实是得天独厚：它地处中国最南端，背靠大陆，毗邻港澳，濒临太平洋，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省份。而在这种特殊生存条件下形成的珠江文化，必然是“窗棂之下，易感风霜”，免不了要发生与其他外域文化的碰撞与交汇，并具海洋型文化特征，即有了开放性、兼容性、善变性的特点，呈现出与具有排外性的中原文化及封闭性的西部内陆文化明显不同的性质来。事实上，由于地域阻隔，远离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使得珠江文化与称为“文化核”的中原文化，其关系长期处于若即若离状态，而后者强劲的意识形态传到这里不免有淡化的趋势，因而珠江文化在接受其文化影响时，具有了较大宽和、从容的“自由度”，同时，也因为是濒临海洋，大海的潮汐和飓风带来了新潮的气息和蓝色的文明，因而珠江文化又有了首先能与海外文化碰撞、交流的近水楼台之便。所以，历史上广东向来能为统治阶级看重作为“窗口”而网开一面，配有较内地省份远不能企及的开放政策。史料也表明，就是在明清时期国家施行最严厉的海禁政策时，广东对外贸易也未停止，甚至处于独占地位。这种优势，近年来不仅表现在广东首先被列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具体反映在电视文化领域内，也多有突出特点，如电视的娱乐功能在国内同行中最先得到认可和高度重视，珠江台的办台方针，其基调就定在以往多有讳忌的软性线上，即有别于政治文化类型的中央台的意识形态化，以珠江三角洲和广州市居民的审美、娱乐需求为主要参照系，所以其收视率向来居高不下，列各台在该地区之首。又如在艺术上，在国内首先敢于大量借鉴港台、海外表现技巧和手法，并直接引入其众多优秀娱乐片而风靡大陆并引领内地一代潮流的，始作俑者并非资金雄厚的中央台，而是非广东台莫属。要知道敢这样做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只要政治形势发生动荡，这总是一个争议性话题。开放、宽和的人文环境，利于人们以安定、平和的心态去按自己的价值观念从容判断外来文化的真伪、美丑，在比较、借鉴中培养、强化了自身的精神免疫力和心理承受力，显示出不同于内地较强的文化吸收能力。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改革伊始，开放洪流滚滚而至，喇叭裤、流行曲、摇摆舞随着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科学一起涌来，而广东人多能把握先进文化的内核，扬弃依附于表面的尘垢，从中稳健、扎实地吸取精华，自觉地形成从低层到高层，从表面到内核的吸收，并加以改造和创新。因此，这些曾被称“精神污染”的现象只像轻风一样从岭南地区上空掠过，辐射到内地后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在那些地方，由于长期封闭的结果，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化，不免生吞活剥，多在表面的抄袭和仿效，于是那种头留长发、身穿花衣、手提录音机在街上闲逛的“假洋鬼子”不乏于众。这种滑稽可笑可叹的现象在珠江流域还是不多见的。由于对开放具充分的心理准备，对于领导层而言，其控制广东文化开放的阀值应偏低，以保证它能接受的外来文化的信息保持在上升值的方位上，尤其是不能拿内地对港台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脆弱心态去等同并苛刻于它。应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珠江文化对外来文化保持了一种较为客观、冷静的态度，并尽可能做到吸取其中的精华。这种社会心理，是珠江文化，也是广东电视文化发展的优势，加上便利的开放地理环境和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保证，可以说，从这里走向世界，广东电视文化是获得了较为充分的主客观条件的。只有一点较为遗憾的，是意识形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相对阻滞了它发展的步伐。开放，给广东电视带来了生机，但从更高意义上来讲，开放，也是我们广东电视文化远未充分开掘的生命源。

二是属感性型文化特有的非思辨性和强劲的生命活力，对因袭而来长期扼制我们民族生机的独断的理性主义价值意识，具有强烈的忤逆冲劲，当我们在召唤时代，争取民族生命魅力得以充分展示的时候，它们尤显气息清新、感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社会发展规律表明，大凡市场经济发达、商品意识浓厚、消费水准居高的地区，其文化的精神层面，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多重实惠、效益，反映到娱乐生活圈中则常为寻求舒适、刺激、开心，按现在的时髦语来说，就是要够“劲”又够“格”。因而其可归属于感性型而非思辨型一类。珠江文化区域就有这种特点。秦汉以前，珠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确实远远落后中原，史称南蛮，但秦皇统一六国之后，继之汉初、北宋末、南宋末，历史上四次大规模中原人南迁至粤的经历，尽管这种南迁是与谪戍、溃逃联系在一起，渗透着国破家亡的斑斑血泪，拌着个人官场失意潦倒的怨恨之情，但毕竟还是随之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从而促进了珠江流域的农业经济的开发与繁荣；明代以后，航海技术发达起来，珠江流域成为华南海上丝绸之路起源地，这样农业经济与海洋经济齐头并进，长足发展，致使人丁兴旺，商业趋于繁荣，城乡界线区别不大。所以，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看，珠江文化区应是独具一格的市井社会，其文化就是那种商品意识浓重、讲究消费水平的市民文化，是感性型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确实容易以浅薄的感官享受和实惠心理去取代深沉的心灵思考，因而那种浓郁的软性的追求趣味性、猎奇性、情节性和形象性的小市民情调，一直成为珠江文化娱乐主旋律。作为一种自我反省，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感性型文化与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带产生出具有精英意识、思辨力量的“寻根文化”和“反思文化”显然不在一个层面，甚至可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前者说到底还是一种消费文化，因为在城市、乡镇繁华的地方，寻求开心的大多是歌厅、乐园、茶肆、酒楼、别墅、山庄、海滨等等这些娱乐场所，反映到电视文化上，荧屏流行的。是武打、言情、体育、流行曲、时装表演这些迎合市民口味的娱乐节目，否则电视台就无法拥有最广泛的电视观众。这也表明，感性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在我们这里均是一回事。但我们要说明一点，就是感性文化虽缺乏思想深度及少有观念形态的东西，但并不能说它还不是文化，近年来不少北方学者认为的作为珠江文化核心地带的广州，是文化的“沙漠”。珠江文化其档次虽略低一等，但从积极面去看，正因为它有“开心”的价值内核，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因长期恪守封建中庸之道、言必清心寡欲、属于温吞型的民族来说，鼓吹并强化一下那种要求“干得有劲也需玩得痛快”，即高扬感性旗帜，克服民族惰性的生命意识，则具有了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从低处论，情感得以正常宣泄，生命得以充分显示魅力，是社会安定、富有活力、健康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面。因此，从目前趋势看，广东的舞台上、屏幕前、球场边，生动、活跃、热烈、紧凑这些感性的强度与日俱增，形成一种良性发展的态势，带来了活脱脱、热辣辣的一派现代都市生活景象。从高处论，今天成为珠江文化特色的文化感性特征，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具有反叛色彩的，它适应改革大潮中产生的新观念、新思潮，实施对以往僵化、独断的理性主义价值观的背离与冲击；它重视现实原则，把握感性存在，摒弃那种在宣传教育方面最易出现的光讲传统或只唱高调，却偏偏不让面对现实的虚伪说教，嘲弄其中非提及现状不可时又大搞的什么现象是假的、暂时的，本质才是真的、永恒的，那种名为“辩证”实为“诡辩”的迷魂术，认为这种“本质主义”不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最为强调的唯物主义现实原则，也放逐了人所共有的感觉功能。譬如必须诉诸感官知觉功能的文艺，在它看来不是你情不自禁地去观赏，受到陶冶，而是你必须主动有意识地接受灌输，得以教化。就在这种驯导方式下，人们的精神触角看似灵活，实为油滑，终是迟钝了。所以，唤醒“感觉”，张扬感性，无论在改造国民性、活化社会精神面貌方面还是在改善宣传教育手段，提高电视、广播信誉度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生活中，深沉的忧患意识在驱使我们去品味一位哲人曾说过的一句话，即“一旦我们民族每个人的生命能真正展示出它的魅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有救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肯定意义上去依势推究，把感性生命推崇到一个极致的话，那么由此拓展开一片充满时代朝气、散发现代大都市生活新鲜魅力的电视通俗文化领域，鲜明地有别于北方、内地同行，这是广东电视文化发展一个很好的出路。目前珠江台在这方面是有了初步的尝试，但由于劲度、力度的孱弱，距此目标尚为时过早，来日方长。　

三是属边缘性文化因疏离文化核心而具有的自主格局（表现在珠江文化身上就是极富变异色彩的远儒性），蕴藉着当地社会有别于内地那种敢于独树一帜走向多元、开放而更富有创造性的巨大潜能，这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亦表明它不可推卸地要担当起向内核地区辐射新文化的历史责任。　

按照地区文化内核、边缘二重结构原理划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与珠江文化，分属于同一文化总体系（即中国统文化）中的内核型文化和边缘型文化，前者是以其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源”，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核”的，而后者则是以文明历史的短暂及其开发的迟缓，作为环绕在“核”周围的“边缘文化”。但是，就是在这一种属于母子关系的制约当中，要看到珠江文化能凭借所属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凭借着明清以来发达的对外贸易和外向型手工业，并目作为一个远离中原文化辐射核心的边缘地区，使得中原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趋于淡化，而对外开放、兼容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渗透却因此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纳力，形成其文化表现形态具有自主格局的特点，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大的游离性和再创造性。如今内地人到广东，常有着一种在域外的感觉，总爱拿它与香港比，总喜欢用西方文明的尺度去衡量它今天发展的水平，并多以赶它的风潮为时尚，以致社会上流行起这样一种不无偏颇地对现化的注释：即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全国广东化。而电视文化中蕴藉在粤调中的“港味”也成了令人倾羡、又到处惹是非的字眼。对此，我们是用远儒性对珠江文化这一特点进行概括归纳的，是耶非耶，尚待后论。作为与儒家文化的疏离，相对于内地那种由于长期处在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形态的束缚和禁锢而产生发展为一种重整体轻个体、重人际轻自然、重伦理轻功利的人生价值观；珠江文化则有所不同：虽还讲究整体，但已能对个人的价值有所注重；而在摆脱不了封建人际关系、等级制度的情况下，也表现出对自然和谐的人际关系、处世态度的青睐倾向；在基本遵循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同时，它还崇尚实业务求功利，执着追求经济和物质的利益，从而形成与中原文化发生变异造成差别明显较为独特的价值体系，并以较强的求异性、开放性和横向性的思维方式，展示出它所具有的进取性和创造力。所以，广东会在中国最早拥有开放变法的百年史，尽管在中国文化史上少有资深名重的文人骚客，但它也因此有言之无愧的，即它那些反传统的学术观、西学东渐的思想发展及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政治理论，乃至在近代中国具有西方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都是最先或较多、较早地产生在这片土壤上；如果再论及这里还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产生的思想策源地，还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诞生地，以及现代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地。当今世界，从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古老的社会向现代化发展，陈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为崭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所更替和置换，这是历史发展的大潮流。这种潮流决定了处于中国开放的前沿地带的珠江流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再创造方面，必须具备先导意识，并担负起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事实上，文化的突破总是发生在边缘部分最脆弱和最游离的一环。远儒性固然使珠江文化失去了厚重和纵深的优势，但反过来当内地深感到传统的沉重压迫而更急迫于破旧的时候，它却因更多地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而更专注于纳新与创新。广东电视文化确实是少有古道风情，不善表现故国情思，因而开掘中国古代文化宝库撷其精华非其拿手好戏，但它可以扬长避短，腾出精力与空间，更看好色彩斑斓的现代生活，更留意时代驻足的脚音，那种以新奇取胜而非以古朴见长的文化表现，并非就是文化堕落的标志。如今，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现代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地方，业已成为全国一个“外引内联”的交汇点，是沟通东南亚、港澳与内地交往的桥梁和纽带，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它具有了大陆内外两个扇面辐射的基础条件和能力。而在文化交流与建设方面，已逐渐由它的兼容性发展为强烈的辐射性。现在的广东，是观念北伐，人才南下，民心趋向。有人预测，借助其经济文化方面的迅速发展，广东已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所注目和向往的聚焦点和发光点。尽管它处于中国的边缘，但仍有极大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滋生地，甚至是“文化核”而施放强有为的文化辐射于内地。这样，广东电视文化的建设，任重而道远，目前它最需要的是具备开创新局面、争取大作为的胆与识。

如果有自知之明，任何人想提出一种理论构架去框定广东电视文化建设的战略发展走向并附上具体切实可行的方案，都会因问题的复杂和条件的限制，知道自己是在勉为其难。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只是把自己的思路定在对文化背景潜在优势的逐一开掘上，而且观念的最终形成到身体力行，还有待于我们对现实中不断涌至的困惑进行有远见性的批判与甄别，除此，我们别无选择。　　

拟议中的广东电视文化建设的蓝图，可以说已在对其文化背景具有的开放性、生动性、自主性的勾勒当中初露端倪，但与之俱来的是众说纷纭的“负面影响”也择行其间：非封闭性开放利于洞开国门，启领一代时尚，但“港味”风靡难免不惹是生非；生动非思辨性保有生命活力，适于通俗大众，但“俗化”弥漫难避档次低下之嫌；自主非依附性培养竞争意识，开拓生存空间，但“求异”频频亦少不了授人以柄。因此，当我们在为广东电视文化建设择定路向时，前景远未乐观，为此，除看好发展潜力，关键还要做到如下几点：(www.xing528.com)

1.化“港味”——善于从一种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找到立足点，把握自我优势尽快脱颖而出

多次民意测验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似乎我们广东电视与香港电视有了不解之缘，正反两面的评价或多或少均与此有关，以致“港味”一直成为一个令我们当事者五味俱全的字眼，而反观社会各界对之也是毁誉不一，态度复杂。照我们理解，所谓“港味”，从文化学角度去考察，主要是指珠江文化对香港文化具有一种较强的认同感，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风格相似性。反映在电视文化领域，既体现在我们对引进节目比例的把握上，也体现在我们对这种文化引进采取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在电视表现手段、宏规策划和管理机制诸方面各种各样的影响上。多年来，尽管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仍有着斩不断的血缘关系，但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长期以来对之是采取疏离乃至禁绝的态度的。然而，当开放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的时候，今天在我们电视文化中出现有“港味”，也就有了它不可避免的历史合理性：

一是地理亲缘性使然。粤港两地历来有着深刻的人文联系，香港电视节目之所以成为我们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引进对象，就因为彼此无论在方言还是在传统生活习俗方面，几近相同，而且地缘上不但息息相近，就血缘上也一脉相通。如广州它在香港地区的同胞就多达90多万人，几乎是“正宗的广州人”都有直接和间接的港澳关系，就在这样一种人文环境里必然会使两地存有较多的文化共性；同时，当我们决定面向世界，不难看到现实里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的鸿沟，在今天的香港已窄小得多，因此，主动择选临近的香港文化作为我们吸取人类文化精华的一个重要基地，它更容易激起我们对人类现代化追求的信心。因为这比起直接去领略西方优秀文化的风韵，在时间上要快捷得多，空间上距离亦短小得多，还有感觉对象要直观得多，传统的障碍也少得多。再说也因有毗邻这重要的参照系，得到符合国情的成效也将显著得多。

二是时代进步性使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化的起步较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迟缓了近1/4世纪，就如今天的香港文化已非当年珠江文化的附庸，它已超越母体文化，有了一种传统中国文化所缺乏的现代性的崭新的精神面貌，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人类优秀文化的可能性和时代意义，也提供了大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与教训。光就香港两家电视台的管理机制和工作效率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水准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我们内地同行都是无法企及的，所以，对之广为引进和认真借鉴落差所决定的。

三是文化竞争性使然。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完全置身在香港电视频道发射覆盖面下，因此，在收视率方面，香港电视有了与内地电视直接竞争的机会，当我们还是“出口转内销”，无法在新闻时效性、娱乐生动性、题材丰富性诸方面扼制对方的时候，残酷的生存法则决定了民心向背，这是难以逆转的。所以，明智的办法是采取拿来主义，化它为我再后发制人。

以上三个方面的必然性，从学习借鉴、文化调剂、公平竞争等积极层面上，给了正在成长中的广东电视文化有一个较为切合实际的正面估价，其中是囊括了敢于承认落后要善于学习的博大胸襟，以及不甘人后要奋起直追的大家风范。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要为之感到无地自容，也不接受为之引来的上纲上线的口实，而且当我们的引进工作把住了意识形态关，那种文化原生态的兼收并蓄与这种批判性的引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时候，更是如此。问题在于，手段终究不是目的，学费应该少交，亦步亦趋的进步长此以往还是带有耻辱意味的。再说，香港文化的成长过程，具有着中国近代局部殖民地条件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这些特殊的社会背景，由此带来文化中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必然存在。在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前提下，迅速消弭差距，强化竞争能力，成为我们当前在电视文化领域内一项极为紧迫的政治任务。但立足点呢？靠禁？要知道在视听领域中任何一种想靠行政手段去禁绝别人以图一统天下的做法，不仅是一种短视和短期的行为，而且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里，非但收不到预期效果，相反只能带来更强烈的逆反效应，因此，还是靠实力政策。战略上需知己知彼，战术上是借力打力。要看到，香港文化毕竟接受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西方文化熏陶，文化形态上已同母体文化体系有了较大的“脱序”，在它为常人乐道的优势后面，其实也蕴藉着它一些致命的弱点。如：它以全面开放的心态去追逐西方文化，文化视野上比我们远为开阔，但它又失于不问青红皂白，大搞兼收并蓄，从而也折射出社会文化中各式各样灰淡、黑暗的色彩；它以崇实的观念去拓展前景，但却多是停留在五光十色的表层文化上，而轻视传统和国外深层文化的实践意义，致使这个社会的投机思潮推波逐浪，庸俗文学和黄色书刊泛滥成灾；它具有强烈的竞争精神，但同时也大量渲染“金钱至上”以及追求享受、高消费的生活意识，使这种精神的时代色彩和道德内涵受到了歪曲或贬损；它有崇尚科学技术的风格，但却专注于实用性的技巧，而忽视对科学意念和思想的挖掘，从而影响了这种风格高层次的升华等等。香港文化这些薄弱点，无疑都是我们内陆文化可以主动消除或加以避免的。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有先进的思想体系作导向，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作基础，有良好的社会风尚作保证，因而在文化交融上，相对之更注重中外文化的纵深拼接和汇流；在观念的进化的社会效果甚于经济效果；归结在文化风格上，就有了超越“港味”的突出点：纯朴、明丽、健朗、厚实、自主、向上。所以，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需学习借鉴，切磋竞争。倘如此，广东电视文化的成熟—风味淳然、饮誉中外的“粤味”风格的诞生，当为期不远。

2.雅“俗化”——在继续坚持通俗大众化方向的同时，注意改变文化结构，争取“更上一层楼”

广东电视文化的一大优势就是生动、活泼、通俗、欢快，所以有“俗化”之称。而雅“俗化”，应从对珠江文化中那追求趣味性、猎奇性、情节性和形象性的市民欣赏走向对它的制约及影响其所为。作为“感性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如前所说，它对于独断、僵固的理性主义价值意识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的，但终归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是片面的而非全面的文化形态。虽是张扬了生命意识，把握了现实的感性存在，但感性还是不能排斥理性，只不过是独断理性必须让位于批判理性，让感觉保有灵敏度，持有新鲜感，并具导向性。俗化应该是通俗、高俗、雅俗，而不能是低俗、媚俗、庸俗，这需要较为严格地甄别与提炼，不然，出现在电视文化领域里.过于迎合小市民的欣赏情调而无所节制，低质量的娱乐性节目就会充斥荧屏，多有暴力、凶狠、色情及残杀的武侠、言情剧目也会泛滥一时，粗俗最后葬送了通俗。这里，文化层次、思想素养起了关键作用。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在有意开辟珠江台以通俗化去服务群众的实践中，也面临着从业人员文化层次偏低，节目制作质量和节目表演格调急待提高的困境，尤其是一些主持人过于蹩脚、低俗的表演，已直接威胁到电视台起码应有的信誉。在宏观把握上，也如一位学者曾批评过的，有让商品经济大潮裹挟着通俗文化形成对精英文化排斥之势的不良趋向，还远不如香港电视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结果是面对电视机，人们常常是一次性的“消费”之后，很少在心灵中留下更值得寻味的痕迹，在电视文化的娱乐功能得到较充分的体现之后，其认识、审美和思考的诸功能又被削弱了。因此既要坚持“俗文化”方向，又要突破其自身的局限，需要对具有某种超前性的精英文化进行弘扬，从对它不自觉地疏离到要求它主动地渗透，以借助文明的催化——雅，来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去促进电视节目质量的优化，使我们的电视文化真正能沿着雅俗共赏、健康向上的大众化方向深入发展。其实，说到在短期内要尽快提高电视节目文化档次这一问题，国外一些电视台的做法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在它们看来，能以史无前例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社会是电视文化的最大优势，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可有目的地借助社会各界力量，策划制作一些高文化层次的电视节目，不失为一个总体上改变俗文化结构的很好出路，使之也具备指导和超常、超前的原则而不流于低俗，这也是电视台的优势。像法国电视二台积极开辟《新书对话》节目，对新出版的重要书籍组织不同观点的专家在荧屏上进行讨论、争辩，以至于该栏目能够左右出版的动向，主持人比沃被法国出版界称之为业界的真正霸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私人助手戴维·扬邀请了一批著名教授、学者，就政治、经济动向每天在屏幕上发表评论，美国商人必定是这节目的忠实观众，并视其中人物均为自己的政策顾问，如此等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我们很难设想他们上述的努力能使其电视文化完全走出肤浅、庸俗的泥淖，尽管如此，其电视文化需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仍然对我们是有着启迪作用的。回过头来，我们真有必要去破破我们当中某些人在反击北方人说“广东也是文化沙漠”时惯有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即认为珠江文化并不欠缺精英文化，在文化层次上是与中原文化等量齐观的。其实，珠江文化的优势就在地利之便，善开风气之先；不足处就因传统较内地浮浅而少有深邃之力，所以近年来，从真理标准的争执，到异化、人道主义问题的论战，再到重呼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批判思潮，广东思想界、学术界多在边缘作观望状，虽然用过时的套话做点应景的文章也偶尔见见，但吹号角式的是没有的，反映到电视领域中表现更是平平，因此广东有了“文化沙漠”之嫌，绝非无聊之语，而人们心目中多有“广货”而无“广学”倒也不足为奇。之所以我们中间对此多有不觉，甚少危机感，主要是我们也能从内地的精英文化中受益，如广东最得实惠的开放方针和具体决策，其本身就是全国思想界、学术界智慧的结晶。然而，靠地利之便的沾光终究是不能掩盖自身的贫乏的。所以，在电视文化领域里召唤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进行沟通的同时，对精英文化进行必要的扶掖与培植，也成了广东电视文化建设一项不可忽略的重要任务了。

3.建“桥梁”——认清电视文化发展规律，开创视听领域双向沟通新格局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我们还未能恰如其分地摆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是集中突出了后者，相应也就疏淡了思想、道德、品质、风尚这些基础文明方面的辅导与教育，以致在宣传工作中发生倾斜，有了差错，出现了不该有的错误舆论导向的不良后果，教训是沉痛的。因此，现在要纠偏，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尤其要强化和完善传媒主功能，这是必要也是应该得到理解和支持的。但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即今天我们有这样去做，仍然是在贯彻全面性的原则，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本身也是电视文化意识中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当前我们持续深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也要谨防倒退到保守、教条乃至僵化的立场上。作为对历史的反思，我们不愿意看到现实中从一个极端又走上另一个极端的事实再度复现。所谓“全面性原则”，在电视文化领域里就是要人们尊重文化传播是一种文化互动现象的规律，明了文化流并不是泱泱河水，只管东流，而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如曲涧流水，无意低徊。它体现在传播媒介里，是要排斥信息的片面性传播，主张凡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信息都应予以传播。应该看到，改革开放的10年，我国的电视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已与曾经只供应“阶级斗争”这种单一“食品”的“文革”时代迥然有别，但是“你打我通”的传统传播观念仍在畅行，致使片面性传播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反省，危机依然潜伏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这对关系之中。我国宪法向来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们行使权利的主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广播电视传播也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人民可以通过这条渠道反映自己的呼声，监督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甚至可以行使批评的权利，但是如果按照目前最新版的教科书所下的定义，仅仅是把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新闻时事宣传的工具去理解（见张哲西《电视新闻基础知识》1989年版），必然导致新闻媒介的主要任务就是上情下达，就是上贯下通。因为“喉舌”和“宣传”强调的都是主体诉诸于客体，是“我对你说”的单向传播概念。这样，它是难以概括“我听你说”客体诉诸主体的新闻传播媒介上下左右内外全方位传播信息的功能与作用的，而且尤其难以概括在民主政治建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新闻媒介应当充分发挥的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的作用。现代传播科学和心理科学研究均已证明：单向传播和“你打我通”的“枪弹论”，并不能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所以今天我们内地电视在与香港电视进行竞争时并不占优势也与此有关。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民主意识的增强，听众观众一般都不接受“你打我通”的传播模式，即使非得“灌输”不可，也要讲求“潜移默化”，实行“两寓”方法，摒弃居高临下的心态与颐指气使的口气。由此，当我们在执意把广东电视文化架构设计成一个全方位重立体的大众传媒系统的时候，“桥梁”成了我们择选的传播工程模式。自然，协商对话，民主参与，也就是我们发挥电视多种社会功能的有效形式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传统的单向传播为主，过渡到双向传播；从上而下的指导型，转变为上下左右内外彼此沟通，互相理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服务型。鉴于广东电视本身肩负与香港电视在意识形态里争夺观众的特殊使命，以及它的远儒性决定了它不适合于有政治文化型的归宿，因此，它向双向沟通新格局的转变与过渡步子应更大更快。而随着这种格局的真正形成，必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到来，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现代化建设的最终实现起到革命性的推动作用。

一点说明

电视文化是一种多功能全方位的文化，电视文化意识的热烈倡导与积极确立，说到底就是在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以对旧有的传播机制进行一次有深度的碰撞，以期唤起一场新的传播革命。要使以往因袭下来的陈旧观念产生一次革命性的移易，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段痛苦的历程，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还远未到来的时候更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