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改革的理性探索：前沿视听

一、沉甸甸的话题

上世纪末，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电信与中国广电，在中国入世后的6年多里，两者却有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属地与飞地之别……

中国广电传媒系统是国家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最晚走向市场的行业，甚至因为这一进程的缓慢，使其有了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块特殊“飞地”之说。这与广电传媒内含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还兼具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的复合形态而难以区分相关。因此，国家文化宣传主管部门历来习惯用计划经济的一套理念和办法来办广电，管广电，从而导致今天已经作为重要文化产业领域的广电系统，在整体上始终作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相当程度上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外，面临着一种两难的生存境地：缺乏产权的媒体成为行政附庸与虚置的所有者权益失于保护；刻意强调宣传工具的政治化与媒体生存不可回避的市场化。现实的尴尬是，中国广电系统虽然已在理论上已被认可为文化产业，但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承认，市场主体地位尚未落实，市场机制在传媒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难以发挥。世纪之交，在中国当年“入世”之际，在强调与国际接轨，与市场经济同步，尽快做大做强的时代背景下，注重转轨过程的传媒产业化开始得到正名，整合资源的媒体集团化得到行政大力推动。出人意料的是，被视为行业对手，也在被同样视为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领域，号称为“国家的神经系统”因开放而腾飞的中国电信，入世之后仅仅六年的历练，就用超越竞争对手十倍余的辉煌发展指数（注：广电产业作为文化领域的优势产业，近年产业的总收入只占整个文化产业总产值的7.76%，只及整个通信产业业务收入的8.13%）推翻了自己比中国广电叫得更响的“业界对外开放之日就是竞争溃败安全失却之时”的预言。也正是在竞争与生存、改革与发展的格局上，中国广电终于有了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尽快将传媒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迫切愿望——“一切向中国电信看齐”（广西广电数字网络公司的口号），只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一波三折。广东及其所代表的南方，在中国广电传媒领域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深刻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二、一串串的思考

南方的宣言——广东立足于中国南方的最前端，南方也因为有作为代表的广东的崛起而骄傲。

南方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亦是一个有独特涵义的观念。广东大多有影响或堪称品牌的传媒，往往前面喜好冠以南方，南方也因此成了广东的代名词。一方面，广东背靠中原，毗邻港澳，濒临太平洋，免不了要与域外文化交流发生碰撞与交汇，从而具有开放、兼容和善变的海洋性文化特征，呈现出与具有排外性的中原文化，以及具有相对来看较为显著的封闭性的西部内陆文化明显不同的南方特质来；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前沿阵地，广东享有先走一步的区位优势，为此善领风气之先，喜得潮流之顺，在传媒领域中很能突显南方文化应有的前卫性、开拓性和介入性，张扬强烈的探索、争鸣、思辨色彩以及文化批判精神——观念北伐，是南方传媒曾最具实力的见证。

南方是集合的概念，亦是南方经济热土和文化绿洲一面猎猎的旗帜。南方的传媒常常不拘泥于岭南一隅，它以中国最开放的省份、中心城市为核心，扩延至中国南疆沿海诸省，海洋阔大深邃的蔚蓝色是它的文化基色。广东倡导的泛珠三角战略发展合作框架，用意就是推崇团队精神，秉持开放心态，以区域的整体优势共同塑造一个能折射出时代色彩斑斓新观念、新思维、新意象、新行动的大写的“南方”来。

南方的骄傲——号称中国广电行业发展风向标，曾经当了整整十年业界排头兵

广东广电媒体的发展历来被称为是中国广电业的方向标。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也是第二、第三代直至今天在位的中国领导人重要思想的策源地或提出地。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到2000年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2003年春夏之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都发端于广东或者在广东提出。春江水暖鸭先知。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广电系统，广东身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得地利之便，风气之先，曾是全国业界变化发展创新的急先锋——最早提出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的口号（1980年，广东电视台），最早树起直播大板块让全国风靡一时的“珠江模式”（1986年，广东电台），最早向中央领导要求在广电传媒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政策（1988年，广东电视台），最早向中宣部提交广电集团化的改革方案（1998年，广州电视台），最早敢亮起“全省性”垂直贯通的传媒集团化的旗号，并从中最积极推进新媒体领域的开发（2004年，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广东广电业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的整整十年中，利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先走一步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引领一代潮流，当之无愧于“广东老大哥”的称谓。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广电传媒充当过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开放当初，广东拥有央视所曾没有的节目引进大权，拥有直接借鉴境外电视的天时地利；为在与港台媒体的空中对垒中占据主动，全国行业系统也被动员起来，在节目方面无条件地支持广东与福建，大打一场意识形态的空中争夺战……当年广东电视那一万众瞩目、万人空巷的盛况至今仍让过来人津津乐道。而接受“广东老大哥”的亲切称谓，也融进了广东广电业界对全国同行无私支援的感激之念与知己之情。

南方的尴尬——广电事业进程亚发展，产业化提速机遇频频失

从1989年遭遇“北京风波”以来，广东广电传媒业在敏感时期由政府内部制定的“要帮忙不添乱”和“以政治上的保守来确保经济上的开放”的指导理念下，很快收敛了锐意进取的锋芒算起，近20年来，当中尽管广东业界在经营指标与基础建设方面仍然拥有众多全国第一的纪录，其中也不乏在新媒体，以及电视剧及其系列短剧等创作领域透露局部亮色，但在中国广电行业里，能够单挑大梁充当时代弄潮儿的已是北上的同行，先是央视回归，接下是上海、湖南、安徽相继冒头、再下是有后劲的江浙居上，眼下又出现了四川成都这一中心城市的传媒集团以五年之蓄势力创400亿的叫板。期间，曾经几番努力想在广电产业集团化浪潮中展示广东新锐的机会，最终也因思想难以统一或政策争取力度不够，让之于二线、三线城市的无锡、牡丹江，让之于风生水起的湖南、上海。几年反复论证下来，号称中国首个“全省性”的南方广播影视传媒（事业）集团挂牌之日，也到了国家媒体事业性集团政策收兵之时——挂牌当日喜庆的祥风喜雨，成了有先兆的寒风冷雨。缺乏战略推力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与缺乏研发力量支撑的节目形态平庸，被认为是广东广电媒体近20年来该特不特，该牛不牛，未能在全国业界保持霸业继续叱咤风云的主要原因，也导致充当领头羊的广东卫视跌入全国卫视第二阵营之后——至今仍徘徊在全国卫视的前20名左右，一时难有晋级回升的冲劲。也因此有了新浪网上热传的“为什么广东的电视节目在全国没有影响力？”并被网民调侃为：“广东的电视节目影响力，和毗邻的湖南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相当；而湖南电视的影响力，和广东的经济实力相当。”早年内地同行连绵不绝的“广东老大哥”称谓则与我们久违了。

——关于中国广电集团化进程的“南方模式”

这是一个难以定评的命题：是有响亮的口号——“全省性集团”，但难以保持当年锐不可挡的时代闯劲，几经反复曲折，最终未能跨越现实的障碍，也包括没有巧用或用足先行一步的政策资源，理想中的“三级贯通”、“资源垂直整合”大计，缺乏产权改革的配套与胆识，面对富甲一方而不肯轻易就范的地方利益集团，最终只能隐忍于让利扶持的强弱联合，错过了能又一次在广电传媒产业集团化的改革实践中屹立潮头的历史机遇。在晚到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努力（力推联合战略）当中，思想观念与现实环境的掣肘，让之失却了后发制人的机会。我们可以在大学城广东高校专业院校学生关于广电集团所谓“南方模式”成败得失的正反方议评中，看到其尴尬：

学生正方：高扬南方模式

1.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积极探索

2.做出了不可为之的韧性坚持

3.实施了灵活与过渡性的结合

4.强调了资源统一管理与使用

学生反方：模式言之过早

1.战略规划出现了明显的缺陷——事业性质界定无突破性

2.实施战略规划缺乏应有力度——联合战略难托“全省性”

3.没有把握改革时机速度滞后——错失机遇是最大的浪费

4.集团化实践的总结尚待时日——在过渡阶段不轻言模式

现场指导老师的思辨总结：

模式在否，自有民心；创业唯其难方显英雄本色，领风骚来者犹可追。

——关于香港电视在广东地区的“潮起潮落”(www.xing528.com)

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悖论。曾记否，80年代中后期，处于全盛期并得到全国同行无私援助的广东电视，在与港英媒体大打一场意识形态空中争夺战时却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地位，以至于要省委书记铁腕出手，三次亲率队伍下乡，铲除珠三角一带高楼屋宇上的鱼骨天线来搭救；时至今日，收视份额远未在全国占前列的粤视军团却逼得香港同行步步退潮，还我半壁江山。这在表明，粤港电视的竞争消长态势原因复杂，冷战时期的思维惯性与衡定标准不可从一而终，而且收视率的市场份额也并非衡量彼此电视竞争对手高下的唯一尺度。相比较，自办品牌节目的社会影响力、新闻舆论的社会公信力、形成核心价值的艺术创意水平，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互动能力等等，都可构成比收视率和市场份额更有意味的影响力尺度。当中还在于，就是这广东广电传媒业界常常耽于其中、津津乐道的与香港电视相抗衡而收复半壁江山的业绩，其市场份额的背后多是南方军团与对手单兵实体的非常规对垒（7比1），这可是香港回归祖国大陆后物是人非的错位竞争。

——关于广东广电业一再标榜的“全国第一”

这是一个产生失衡的话题。资料数据表明，广东广电总资产、净资产、总收入、广告收入、有线电视用户等主要指标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省、市广电系统之首位。但就在这些辉煌数字的背后隐存着让人不可忽视的忧思：有雄厚经济实力做后盾的广东视听节目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正如资深业者们所指出的，插播香港电视所获得的行业丰裕收入，实为广东电视节目内容退步之首祸，“危机感一削弱，动力也就没了大半”；广东卫视与南方卫视远不在全国十强之内，曾经拥有的卫视第一军团的地位朝不保夕；而且广东广电的产业化进程相当滞后，最明显的是南方网络资源的全省整合一波三折，省市网际关系危机重重，远不如邻近广西全区的垂直整合来得坚决，来得有效——“一切向中国电信看齐”；拥有全国同类极少牌照资源的广东移动电视，却也因为受到地方势力的强力狙击而在市场开拓方面艰难挣扎；说到最显面子的广告收入，如果去除各地市在香港电视中插播广告的经济增长因素外，自办节目与经济同步增长的广告份额已备受威胁。当中细分出的两个单项衡定指标，即单一频道的最高创收水平及所在省市联系人口的GDP与广电广告的创收比，分获全国冠军的应当不是广东广电媒体，而是湖南卫视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正是上述等等这些隐忧，让人看到了广东自身明显的差距，让我们自己不能不忧患在整合执行能力上，忧患在单元弱势实体上，忧患在人均低下水平上，忧患在增长后劲不足上，忧患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

南方的反思——思想解放再解放，制度建设成重中之重

我们庆幸，广东仍然有南方文化的早慧与观念变更的优势。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冲破历史传承下来的教条主义及左的思想路线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比，肇端于党的“十七大”之后，首先涌动于广东思想界“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春潮，则是一种强调自我超越、浴火重生的时代先声。为此，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1992年为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锐意推进改革开放所引发的那场思想理论界激烈交锋的继续与深化。因为它同样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从自身以往的过时观念、经验、思维方式和既得利益的樊笼中解放出来。很显然，拿当年造“四人帮”的反与今天“革自己的命”相比，这先后不同的思想解放运动，后者难度不知要高多少倍率。

众多资深学者们都断言，需要硬碰硬的中国传媒业的体制改革成功与否，成为了检验这场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有否成效的试金石。当前，把中国传媒尤其是广电传媒领域定义为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块“飞地”，自然反映出传媒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但由于首先是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传媒事业体制改革也是产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因而中国传媒体制的整体转型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向，当今号称第一传媒的中国广电体制能否冲破诸多人为设置的禁区而顺利转轨——整体转制，直接考验着我们中国共产党文化主管部门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智慧。

在这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关乎广东未来发展全局和广电行业排头兵地位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问题，这也是由于她已具备雄厚经济实力防范损益的改革成本，以及地缘便利带来的先行政策资源的区域优势所决定的。作为一种理论常识，那就是当今时代，促进和保障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制度建设。这是因为社会的人文价值和科学理性精神，最深刻地反映在法的精神上，反映在制度文化和制度构建上，体现在制度与规范的科学完备及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上。回顾以往，肇始于世纪之交中国广电领域推动的那场传媒集团化运动已成虎头蛇尾，结局是“问题多于成绩，困惑大于思考”。直接证据是：今年四月初，在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表彰33家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的名单上唯独没有广电集团。这表明，广电传媒集团还没有被认可为产业性集团，相对应的是在现实中敢于并顺利实现整体转制的广电或传媒集团也极少能得到广电行业主管部门的舆论支持和政策鼓励，当然这不包括许多地方党委开明的决策层。“现行文化宣传管理体制轻易动不得，还是改机制”，这一再来自传媒高层管理部门最直接的消极信息，导致当初广东南方传媒集团几经反复的定性最终也从产业退回到事业上来。但历史却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我们几年执拗不下，在寒风冷雨之中严格按照旨意挂起事业集团牌子的当年，国家广电总局就在海南博鳌郑重宣告，从此不再批准成立事业性集团。所以说，以往不愿意触动旧有行政事业型体制并执意坚守广电传媒集团（或总台）事业属性的僵滞做派，是中国广电也同样是广东广电行业当前发展相当有限的主要因素，从中也暴露出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转型期间整个中国广电行业严重的制度理念缺失与制度供给不足。当我们在为集团化发展实现管办分离而齐声吆喝的时候，从业者们一定会发现，有了集团，还保留了局、台，现在要办起事来会更难、更烦、更复杂化了。所以当今媒介领域的发展变化，可以更多归结为是在正确地做事而不一定是在做正确的事。而思想的真正解放，亦即思想解放的解放，它会让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媒产业起步发展的铁律：从行政事业型到宣传经营型再到特殊产业型，当中转化变革的速度直接取决于当事者思想解放的认识高度和执行力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身处南方的广东南方传媒集团的发展走向寄予了深切的期待。但前提是，我们不能再经历可能还要经历更多的认识误区：

譬如，传媒改革是否继续倡导传媒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由于这一政策过渡过久，在实践中带来了双重人格与双轨行为，直接孕育了“相互矛盾的一种典型二元结构的运行体制”，不仅有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也有可能破坏公共服务事业的基本性质——规制的双重失灵，既不利于中国传媒产业集团化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也不利于按现代事业制度运行，并将可能导致中国传媒业再次错失赶上“入世”的重大发展机遇，与国际主流媒体的差距愈拉愈远。

又譬如，产业发展是否再鼓励分类指导的传媒“产事两分开”？由于传媒业整体归属于特殊的文化信息产业，它有着区别于它类的产业价值链，即是：围绕服务于自身特定媒介需求或进行独有媒介产品生产（或服务）所涉及到的一系列互为基础、相互依靠的产业上下游链条关系的总和。我们拟搞产事分离或分营，不能是形而上地人为地中间阻隔产业链。那种强调事业是意识形态属性强的，是不能市场化的；产业才是意识形态属性不强的，可以市场化的，是一种混淆了不同逻辑层面概念的认识错觉。要清醒对待时下用利益性与公益性之分来衡定意识形态多与少的谬误，明确以营利与非营利作为产业与事业的合理划分标准。亦同理，产业化并不等同于非政治化；产业化也不是政治偏差的同义词。应从历史阶段的发展产物角度及其“手段论”看待广电传媒性质与经营管理模式的演进：宣传型的事业——产业化的事业——特殊性的产业，最终确立整体转制的制度创新目标。

再譬如，广电集团是否继续沿袭并固守事业主体的旧有格局？当前，肇始于1999年的中国广电集团化作为行政干预，揠苗助长的运动可以说遭遇了挫折，处在行为反思与政策调整期——不再批准事业性集团，部分集团在酝酿或已开始转制。行政集团化的受遏制只表明我们步入了误区，但最终不代表传媒集团化方向的错位，毕竟这是国际行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且至今惨淡经营的广电事业集团在众多领域里有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与教训。可归结的是，中国广电集团化的市场环境尚不成熟，业界思想解放的意识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依托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土壤也还不够丰实与肥沃，且掌握和运用的手段存在着诸多的误区和明显的滞后，对特殊产业的核心理念了解不深，通透的更少，因而在目前也根本无法解决集团的性质、以及行政干预过大和新的垄断问题。八年多的实践也遗憾地表明，它并未让中国广电的格局和管理制度发生大面积的质的改变（由四级办到三级办是一个量的变化）；从资源配置上看，它没有真正通过市场的检验，也无力进行破除行政或区域门槛的资本重组，既未能让整个广电系统达到资源优势的最有效融合，也未能让一线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以充分的发挥；最关键的还在于广电产业化的进程一波三折，绝大多数的广电集团仍然处在赢利模式单一、多元化经营失误连连的生存状态下。亟待我们从体制变革的角度重新认识集团化；从广电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这三大属性及其关系来推动产业化；从产业价值链的完整意义去操作产事分离；从产业立法的角度为整体转制提供良好的行业环境和发展条件。

今天，行政大力推动的中国广电集团化的改革绩效没有得到中央高管部门的认同，表明深刻反思已在开始。只是地方媒体又有了新的异动（多元化趋向）：

彰显跨媒体跨行业媒体资源整合与产业化经营的新闻传媒集团，正在若干城市群中崛起，这以牡丹江、佛山、成都为代表，而且势头越来越大。譬如，成都传媒集团去年成形的五年战略发展规划，意在打造“大媒体、大内容、大服务、大融资、大产业”五大运营平台，届时集团产值目标400亿。但其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与现行的新闻出版和广电行政管理体制的碰撞，在很多政策方面存在着矛盾冲突。故该集团忌张扬，处事风格极为低调。但实践也表明，一是地方党委与政府在支持“以块为主”的媒介改革中可以大有作为，这是地方媒体利用传媒行业有系无统中因指导水平差异化而酿造的突破点；二是当传媒行业领导意识与地方行政领导意识存在视野落差的时候，条块制衡的大小直接影响系统媒体改革的成效；三是最高决策层的先进理念与政府行业滞后法规的运作反差表明行业亟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紧迫性。

“解放思想就是不断打破条条框框的过程。”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如是说。

南方的追求——科学发展明方向，与时俱进再腾飞

改革开放，观念北伐。南方传媒发展的强项至今仍鲜明表现于思想的敏锐与观念变更的速度上。今天我们着力让“传媒业就是尊重意识形态的特殊产业”形成共识，而这“特殊”就在于强调国家与执政党最终能牢牢把握住节目内容终审权、媒体重要干部的任免权，业内重大资源的配置权和控股权，操作上推行的是专业的分开而不是实体的分离，最终让传媒从产业角度实现从个别的“点式”经营到动态的“结构”型经营重点的转型。因此广东广电的现实战略目标，或迟或早必然会有整体转制的不二选择，走尊重意识形态的特殊产业的发展道路，也许这更具我们中国特色，更能擦亮南方传媒这金字招牌。积极跟进新一届党中央倡导的继续解放思想，这表明广东广电业在新的时代要求面前，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决心找回旁落的区域开放强势并奋勇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决心全力打造与三个文明相适应，让政府、受众与业界都满意的和谐媒体。这需要做到“顶天与立地”：

顶天——兼备全球视野和全国大局意识，避免出现偏安一隅，不思变革的消极局面，把广东广电业的发展放到全国和世界的范围中去谋划，勇立时代大潮头。

立地——尽管“实事求是”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但仍要强调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并轨的过渡期中，促进并加快媒介整体转制的步伐，用良好的制度去确保传媒产业的健康发育和规模发展。当中：

对手是老师——境外电视谈：回归祖国大陆后依法允许进入珠三角的香港“无线”与“亚视”，应视为本民族电视的一部分，按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划分，香港电视当是我国民族电视的朱雀，堪称南方支脉的代表。一国两制，它们的最终准入，也因其推行非“政”特色，资讯娱乐兼备、中西文化贯通，并有丰富的制作经验与市场运作模式，呈现良性的行业竞争与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入境以来一直让内地同行所侧目。在与这一已非传统意识形态敌手的竞争较量中，我们应以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竞合策略为上策，而不是彼此兵戎对撼，互为消长为快意。与时俱进，追兵为标兵，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粤港两地媒体面临的共同新话题。话说今天广东地区仍上演传媒的空中大战，列阵的大陆军团与香港军团的对垒其实还是兄弟阋墙，更需要化解的是内部矛盾和有所甄别的相互学习借鉴，既不能再沿袭传统的冷战思维，也不能让真正的外人——外资频道从中渔翁得利。

模式且慢提——民心定向背：对于追寻创新境界的人来说，自身不要轻言模式，因为新的创造则是非模式的东西。任何事物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渐增长。在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衍进的近10年间，全国极少有值得广泛推介的成功发展模式。毕竟对一个模式的评价也应有如下硬指标：普遍性、启发性、准确性、原创性和真实性等，这通通要靠时间的沉淀、实践的检验与民心的衡定。

整合是关键——联合是过渡：事业性质的传媒集团发展靠行政力量，且有画地为牢的严格限制，故联合发展是其无奈的选择。入世后立足于做大变强的中国媒介产业集团，必须通过产权改革，借助资本和业务为纽带，明确其资源整合就是要打造结构紧密所向披靡的“航空母舰”，而不是瞻前顾后被地方或部门利益牵着走的“联合舰队”。因此必须坚持整合发展——做到频道资源、网络资源、广告资源、信息资源、以公信力为主的综合资源这六大重点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进行集约化经营、专业化配置与重组，同时尊重公共传媒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优化调配与考核，实施区域生态资源共享，衍变自身多重身份，形成良性结构，参与多元化发展竞争新格局。但当中需要攻坚的是产权改革及其资产的重新配置，以此打破现有行政樊篱，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带出一路绿灯。而能否做到如此，直接检验并拷问着一代传媒改革的中坚力量。

转制是目标——改革须到位：近年来媒介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形态之争，引发了围绕文化包括传媒的事业与产业的改革到底是改体制还是改机制的最激烈的争论。强调意识形态型媒介（多以意识形态管理的宣传系统为代表）的人认为，只能改机制，一旦改体制就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强调产业经营型媒介（多以政府的发改委及学术理论界为代表）的人认为，不改体制，产业无从发展，机制改革很难成功。两种观点交锋，前者在舆论安全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口号下，人为圈下一个个禁区而诸多坚持，消极看待中国广电传媒产业化进程；后者在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面前，为赢得市场主体地位左奔右突，艰难移动着中国广电传媒市场化的步伐。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电传媒体制的变革创新倘若真有实施“产事两分开”的坚定理念，应该不是北京广电集团突然逆转的“台团分离”，而应是在完整的产业链即包括有传媒实体的基础上的“事企分类运作”和推行传媒的“国有公营商营制”，即公共广电传媒（事业型的行政主导）和商业广电传媒（产业型的公司操作）的分类并存。当然，尊重国情，继续强调党管宣传和意识形态，也大可不必去着意拓展国外通行的广电传媒纯商业化之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让“传媒业就是尊重意识形态的特殊产业”形成共识，那么整体转制的传媒产业化改革步伐将大大加快。而观念开放的优势决定了广东的媒介转型可有先行一步的作为。

特字显优势——政策大资源：广东位居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历来有先走一步的政策资源，2003年与浙江一道获得仅有两个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的殊荣，更显其地位重要。应该明白，由于破字当头的改革总是先于国家的制度规范设计，因而鼓励改革的决策层对待文化体制改革的态度往往只做不说，对试点单位突破现有政策的做法，开明者是特事特办，网开一面。其中可行处，则以默许的方式承认，或以追认的方式加以推广；如果越过底线或偏离轨道，则会提出反对意见和处理措施。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得“试错”办法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尤其是其中传媒改革的一种策略选择，也是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道风景线。当中最可考验的是当事者的胸襟与胆识。在新的历史时期，广东还能不能继续“特”，关键看我们自己。突破传统禁区的政策资源不会自己送上门的，而是特别眷顾有所准备的志向高远者。在长三角，善于借助得天得厚的区域经济优势和江浙俊杰人脉，从中紧紧把握广电传媒崛起的时代大机遇，无锡赢得了事业快行一步的先机。而在珠三角，广东的“特”，从来也是靠广东人自己创出来的。作为特区的集中地，广东以往拥有别人所缺乏的政策资源，也是靠深入挖掘和主动争取而来，譬如，早让外省同行艳羡的是与广东电视台并列的南方电视台的建立、继广东卫视之后南方卫视、深圳卫视及点心卫视的相继上星等。所以说，如果现在的广东广电还不能“特”，缺少“特”，没有在名正言顺的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里，在关键的传媒体制方面搞出点让同行们心服口服的名堂来，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当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并行的复合式改革正成为改革路径，鼓励多种形式的探索和实验。倡导思想解放的政策制定者们也懂得努力缩小制度设计和改革实践之间的差距，将按照“政府的租金最大化原则”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按照“经济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结合起来，这样“上下合谋”，及时有效地破解困局已久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难题。只是机遇可遇不可求，错失改革良机是比错失人才的一种更大的浪费。

内容厚基础——节目创新论：面对节目同质化与频道同构化的浊流，要想在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不断推出符合时代需求、符合受众需求的优秀新节目，拥有独特的可视为核心竞争力的节（栏）目品牌及其相关资源。当中一要有体制保障。即必须要有符合开发规律的体制保障，这是研发工作顺利开展的最基本保障，同时也是保障生产流程中公平与效率的重要手段。二要有人才保障。担当中坚的科研力量要重视优秀创意人才的选拔，搭建良好的人才梯队结构，突出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特点。三要有财政保障。财政保障对于播出节目形态的创新、视听节目形态科研机构的建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视听节目形态的创新，按国际惯例需要一般不能低于生产基金3—5%的专项投入。湖南电视台如今公开亮出了年度节目形态研发基金过千万的底牌，让广东同行自认我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当然这方面广东并非先天不足，关键要看是否重视、有否远见。原广东台台长曾有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一旦我们干部队伍中的购书钱多过买酒钱，广东电视台就会大有希望”。四要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以往媒体简单以收视率或市场份额的多寡为标准已不足为训。科学、完善的综合评估体系和机制还远未建立起来。评估体系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视听节目，给视听节目形态创新提供方向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时下倡导的“绿色评估体系”在组建的节目形态科研基地里不可或缺。五要有市场检验。创新的视听节目形态即为节目形态科研基地所生产的精神“产品”，它是否符合当下国家主流文化与受众市场的要求，是否符合目标对应观众群的胃口，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出中肯的结论。节目形态的科研基地是否具有开发节目市场的能力也必须经过市场的洗礼之后才能有所定论。

时代呼闯将——领头羊之论：解放思想，不仅要求每个人思想解放，也要求打破那些旧的已经不适应科学发展的制度和框框。依仗主体是处在权力岗位上拥有话语权的领导决策层（常听说自上而下是改革，自下而上则是造反），决非是常显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层，后者的定位只能充当理论的先导或社会的良心。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寄望传媒高管决策层，一定要敢闯敢试，敢做敢为，勇敢地担当起改革创新的使命和责任。一个行业只有存在一个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改革家群体时，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会发生并不断持续下去。从事业追求目标看，有多远大的人生志向，则有多远大的发展空间。广东呼唤着叱咤风云的一代传媒改革家。

地位定使命——再当排头兵：作为经济实力的最强省，广东至今也依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是人才辈出、奇迹辈出的地方，当然对她也是有更高期待的地方。面对时代目标的宏大愿景，只要真的做到解放思想，“顶天”且“立地”，面对未来，我还是喜欢套用罗曼·罗兰的著名诗句：我们镇静而从容地迈进，我们不想追上时间，因为时间就在我们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