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实名制:新媒体赋权与治理

（一）新浪微博前台加V实名认证

早在2009年微博这一社会化媒体兴起时，新浪微博就采用了加V实名认证的模式。最初的新浪微博加V认证是一种被动身份认证，即用户提出认证要求后，新浪审核加V。后来在业务迅速发展，在争夺市场先机的动机下，新浪微博采取了主动认证的方式，即运营团队列出一份社会名流的名单，每个员工都有一定的任务量，要将这些名人拉到新浪去开微博，这样为新浪微博积攒了“第一桶”人气。新浪的“群众运动”是硬性规定，任务每周完成一次，每个员工定额完成一个名人和两个记者的工作量。而且光注册不算，必须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同时通过实名、上传头像以及发7条留言的要求，方算合格。当时几乎所有中国的知名媒体高官和著名记者都被纳入这一名单中，若名人没有时间，新浪微博的工作人员还可以代为开设微博，并且代为发布信息，许多人都“被微博”了。在某种程度上，加V认证的名人战略是新浪微博获得先发优势的保证，技术娴熟地重复了新浪博客的套路，使用明星和名人将用户吸引到这个平台上来，并且以四十五度的角度仰视自己的偶像“开坛说法”。

新浪微博前台加V实名认证造就了大量的网络意见领袖，有助于增强加V用户的言论传播能力，因为在匿名制条件下，别人对博主的身份不敢确认，因此就缺乏必要的信任。当微博博主被实名认证后，他在微博空间中的话语权就会大大增强，因为他将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职业等因素带到了微博空间中，相当于复制了现实社会的社会结构。在加V认证的用户中虽然不乏政府、体育、娱乐等方面的社会精英的大量存在，同时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也在微博空间中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再加上企业主等大量中产阶层实名用户的加入，更是拓展了网络公民社会的力量。从新浪微博的名人认证范围可以看出各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哪些类别的用户具有社会声望，而农民、工人、学生都不在认证之列，这已经构成了媒介歧视。

有了名人的榜样在前，普通用户对加V趋之若鹜。因为这代表着一种身份，而微博也成为个人广播台。个人申请加V的条件相对苛刻，必须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艺、体育、文艺界人士；或是在公众熟悉的某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或是知名企业、机构、媒体及其高管；或是重要新闻当事人。同时还需要在微博中使用实名，提供准确翔实的身份说明介绍，确切可验证的即时联系方式，如邮箱、单位和个人电话，以及身份及工作证明的扫描件，证明系本人申请。如果是机构官方账号还需要盖有红色公章的公函。

由于微博认证代表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有网友甚至将实名认证视为一种公民权利，认为新浪拒绝其实名认证是一种社会歧视，“我甚至认为不应该有专门针对名人的实名认证机制。名人本来就垄断了大量的话语资源平台，微博理应成为相对草根的自主交流平台。推动身份认证的背后是各大网站的商业利益，如果各大门户网站在妥善解决利益分配后形成一个微博联盟，公众将能够更加平等公开地进行对话”。

加V认证的负面作用是带来了“谣言”大V和过度的商业营销。由于微博逐渐成为一种“全民游戏”，被加V认证是一种影响力的表现，特别是与口碑营销结合起来的时候，实名认证的用户更可能“一呼百应”。互联网上甚至出现了大量代理新浪实名认证的商户，其广告词是“即使你有十万的粉丝，也不如新浪的实名认证V的符号标志”。

按照当下的加V机制，前台加V实名制不仅复制和加强了现实社会中的科层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些认证方式具有致命的漏洞。这首先是由它的认证流程决定的。虽然它的认证规章做得很严格，但是执行起来却很随意。加V流程存在的漏洞有：每个员工都有拉名人来注册的工作量，在拉来名人的同时难保不夹带私货；具有审核通过加V权限的员工太多；微博运营商出于隐私考虑默认允许模糊加V认证信息；审核不严格；用户提供的认证信息部分真实部分虚假等。一般违规操作加V的渠道有：走员工“快速通道”加V、找关系“夹带”加V、证明材料造假、找网络行销公司操作等。加V只要有关系或花钱买就能完成。

运营商不可能去核对每一个用户的真实资料，给了很多人可承之机，冒充一些机构和个人达到其目的。其中影响最为巨大的是“郭美美”事件，郭美美被新浪微博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并且在网上炫富，迅速炒红。这给中国红十字会带来了巨大的信任危机，被国民怀疑其已成为一个道德沦丧的营利机构。后来证明，中国红十字会并没有商会这一机构，新浪微博由于未尽到监管责任也被迫向公众道歉：“经查，用户‘郭美美baby’原认证说明为演员，后经本人申请将认证说明更改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此过程中新浪微博没有进行严格审核”。此事件给中国红十字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二）公民身份信息数据库与国政通

2011年11月16日，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指导下，新浪微博利用身份通实名认证功能开通新浪微博身份通实名认证服务“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身份通勋章”。这是一种与身份证号相关联的认证服务，网民可以自愿通过填写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获取唯一“身份通”号码。新浪微博用户在申请加V认证时，所提交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信息都会通过后台与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对比，进行防盗号及风险规则处理后，才能领取身份通认证标志。

2011年12月，北京市公布实施《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网站开展微博客服务，应当保证注册用户信息真实。微博实名制指定的身份认证运营商是北京国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政通），该公司是公安部门唯一指定的身份认证服务商，是由政府引导建立一个第三方机构。“国政通”作为一个企业，主要给微博网站、婚恋网站、求职网站、电信机构、银行等第三方做身份认证，国政通的合作对象包括百合网、新浪微博等上市网站。

国政通提供的身份通服务流程是，用户主动向身份通系统提交身份信息（姓名、身份证号），后经公安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验证，并与个人经验证的手机、电子邮件及其他真实验证信息绑定，得到唯一的标识。已经实现实名制的社会化媒体除了人人网、开心网这种前台实名制的社交网络，像百合网这种实施后台实名制的社会化媒体也要使用这种由公安部提供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核查比对服务”。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透露了该公司的盈利模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4.85亿。按照国政通最低2元/人次的身份核查收费标准，中国网民全部实名核查一次就是近10亿元的收费规模，而有实名身份核查需求的网站数量正不断增长。”^[37]

据国政通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国政通是国内领先的电子诚信信息服务商，成立于2001年，是著名的三大上网工程——政府上网工程、企业上网工程和家庭上网工程的发起和运营支撑单位。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开发之时，国政通主要是以技术支持的角色出现的。而在该系统建成之后，因政府机构不宜进行系统内信息的增值开发和利用，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加之国政通作为当初的开发者之一，有着对系统极为熟悉的优势，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信息增值服务商的选择对象”。国政通经营该项业务，获得了“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简称NCIIS）授权。NCIIS作为身份证信息管理的法定事业单位，负责数据的搜集、管理等数据库工作，国政通则提供技术服务，协助NCIIS进行系统建设，服务增值包装。(www.xing528.com)

但是，国政通对公民网络身份信息的提取与认证没有相应的法律进行支撑，很难确定它的权利与义务；没有法律规定它对网民个人信息的使用程序与范围以及泄密后的责任。因此我们很难约束和信任国政通，难以对其信托我们的个人信息权利。

（三）微博实名制语境下的封号之殇

出于运营安全的考虑，新浪微博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文字内容过滤机制，再加上基于微博平台进行社会抗争的事件越来越多，于是微博平台的审查机制从紧也不足为怪。此外，在微博实名制条件下，“转世党”也面临被消灭的危险。“转世党”一词被百度词条（2012）收录：现在流行的转世党的叫法是在微博上，指那些被长期禁言或直接删除ID的网友，重新注册新ID，在原用户名后加上二世、三世等字样，在新浪微博上‘转世’多达数百次的萧瀚，当是转世党的代表人物了。

萧翰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属于实名上网。在新浪微博未进行身份认证之前，他可以不断注册新的账号去进行言论表达。同时微博平台还可以将用户关小黑屋，限制其发言，但用户亦可以通过“马甲”逃避规制。微博实名制之后，转世党基本面临被“消灭”的危险，每个人只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一旦被封杀就被剥夺了在微博空间中的表达权，缺乏救济机制。

微博监管还曾采用过黑名单制，屏蔽某些用户的发言，它的问题是，一旦被监控人发现，他们会公开宣示说被关小黑屋，并会重新注册账号回避监控。如今有了实名制，监管方就可根据实名，阻止某人注册，除非注册人借用他人身份或伪造身份；针对实名关小黑屋，换马甲没用。总之，实名制提高了注册时的难度，大大降低了对异见人士的监管难度，或者说要让一个人不能发声更容易了。

“五大巨头”出走事件是微博实名制实施后的一次抗争高潮。2012年1月7日8时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新浪微博发布“这些年来，在新浪开微博，受尽了窝囊气”，并表示他要正式离开新浪，该微博马上引发近7000名网友转评，讨论热度极高。张小萌、于建嵘、方舟子、韩国志等在新浪上拥有高人气的名人也纷纷转评该微博，指责新浪微博服务心态转变。

张鸣从新浪微博出走主要是出于对新浪微博无故删帖的愤慨。几乎每一个用户都有在新浪微博和博客被删帖的遭遇。相比微博的事后检查，新浪博客设置了关键字过滤机制，于是每个博主都需要学会辨识和规避关键词。在微博时代，由于信息琐碎，外部搜索引擎不容易检索到，因此在新浪微博发展的初期管制比较松。在经历了几次大的基于微博平台的新媒体事件之后，国家相关部门开始重视微博平台上的言论表达，新浪微博也遭遇了更大的运营压力，言论检查也日趋从严从紧，这使得习惯了自由表达的博主有诸多不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2012）在她的微博中多次强调要新浪微博“不作恶”。对于社会化媒体来说，不作恶的含义第一就是不出售用户的个人数据，第二是不侵犯用户的正当权利。她指出新浪微博进行严格的言论审查的原因是源于“恐惧”，这也导致了吉登斯所说的反思性监控。^[38]

熊培云（2012）指出，“我不认为匿名会增加我的言论自由。今日中国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恰恰是实名制下的言论自由，是光明正大的自由，而非‘偷偷摸摸的自由’。鼓励大家实名参与，并不意味着同意政府推行微博实名制，它不仅给社会徒增麻烦，而且减损了网络文化的多样性”。“要补充的是：当下环境下，实名制的最大危险在于发言者被封杀将不能匿名转世。所以，若无‘实名不被封杀’之底线，实名制必须被抵制。”^[39]

（四）后续发展

2012年3月16日是政府规定实施实名制的日子，但微博运营商并未推出更为严厉的认证措施，与往日没有任何差别。因为微博实名制只是针对新用户实施，对老用户网开一面，即使没有实名认证也能发表、评论并转发。此外，新浪微博的实名注册似乎也有所放松，没有与国政通进行合作，而是只要与手机号绑定的用户就获颁发“身份通”勋章。相当于把实名制这一包袱丢给了移动通信运营商，而众所周知，我国的手机卡当年并未完全实现实名制。微博实名制似乎对网络水军有一定限制作用，但是“僵尸粉”现象依旧存在。微博空间中的社会表达依旧众声喧哗，微博平台仍然对我们的公共表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3年，移动社交平台开始兴起，基于微信、手机APP的“无线舆论场”开始形成，微博的用户增长受到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微博实名制也逐步放松，市场和科技的力量“打败”了行政的力量。但是新浪也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其读书频道“涉黄”被吊销了网络出版许可证和视听节目运营牌照。虽不能说明二者间有直接关系，但也可见政府和商业媒体的“合作”并非亲密无间。

到了2014年，不再有人谈论微博实名制这一话题，新浪微博实现了上市，“钱景”光明。管理机构对微博大V进行了打击，反谣言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技术一直在进步和变迁，国家的治理逻辑却没有变。市场化的网络媒体给了网民发声的基础设施，但对社会化媒体的管理也形成了政商结盟的监控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