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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德育的式微:课程与教学的文化变革

时间:2023-11-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生产方式落后于西方。不重知识,仅重伦常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要对落后的现状承担责任,而受到猛烈的批判,中国传统德育的社会基础开始松动。当时中国人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和欺凌,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中国人痛定思痛,企求社会变革,阻碍变革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必须去掉。当时学者非常清醒,如果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始终占据主流,那么新的社会就不会产生,所以必须从根本上废除。

中国传统德育的式微:课程与教学的文化变革

近代以来,中国人生产方式落后于西方。不重知识,仅重伦常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要对落后的现状承担责任,而受到猛烈的批判,中国传统德育的社会基础开始松动。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新主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清儒“经世致用”思想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尽管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不合理性,但因为它最符合中国人的利益,而逐渐被采纳,变成洋务运动的实践理论。一开始,中国人就警觉到,国格其实就像一个抽象化的人格,就是中国人面子的代表名词。维护面子,是传统文化里中国人的必然做法,因为儒家伦理建构起一个身份社会,面子就是来自身份,由于长期重视个人的面子,以人格化存在的王朝,自然也有一个面子问题。堂堂天朝大国,要启动向别人学习,尊严何在。然而,朝廷士大夫面对强大的敌人,要实现儒家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要替君主分忧,保全天下子民,才不失为臣的本分,才能做到向皇帝尽忠;维护家庭安宁,不让侵略者搅扰父母,才能算尽孝。不向西方学习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最先陷入了矛盾纠结的境地。这场运动的领导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只是想拥有现代的新式枪炮和战舰,来实现与世界列强抗争,进而实现国富民强。然而,一败马尾,再败威海,尽管拥有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未能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更遑论国运昌隆。面对民族生存危亡,探索新路势在必行,但是为维护祖宗的传统,有人甚至提出“宁可亡种”,不可放弃祖宗之成法,做精神上的屈服,可见,清除传统道德思想,引进西方文化,是一个极其艰难和痛苦的过程。

儒家伦理思想是社会建构的基础,是旧制度的“大体”和“根本”,它要对落后的现状负责,所以,尽管有可能背负离经叛道的罪名,欲求解决民族生存大计的现实主义的思想逐渐地占据了上风。到20世纪10年代,“打倒孔家店”,宣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正统地位结束,传统德育不再享有绝对霸主地位。当时中国人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和欺凌,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中国人痛定思痛,企求社会变革,阻碍变革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必须去掉。一些受过初步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文化的先驱者,他们来不及对中国人的未来进行精心设计,从保住民族的生存权出发,就先割断民族文化的中枢神经,使肉体麻木不知痛楚,开展救亡图存的工作。当时学者非常清醒,如果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始终占据主流,那么新的社会就不会产生,所以必须从根本上废除。“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使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须之事也。”[8]当时直线的思维是,革除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旧思想,引进西方的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等理性主义——新思想。“欲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不塞不流,不止不行!”[9]“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辩证白首中华之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10]

打破旧的儒家伦理道德,使它终止前行的步伐,是当时渴望真正有尊严的中国人所必须做的一件工作。但是,儒家伦理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神经,彻底否定儒家伦理道德,把它从学校教育中拿掉——新式教育取代了旧式私塾和学府,不仅必然冒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必定会使中国传统文化的躯体瘫痪。作为替代物,新文化是全新的,在新文化运动中,它就是共和、科学与民主。这个时候,新文化势力弱,必须以大力量推广;旧文化势力强,必然下大功夫清除。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认识到,“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11]他们承担起清理传统道德观念的重任,不遗余力地除旧布新。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揭露并鞭挞儒家假仁假义的“礼教”吃人的本质。李大钊撰文指出,中国人在新旧文化、新旧生活之交,应“以迫旧文明、旧生活与新文明、新生活相妥协、相调和”,“以沈雄之气力、奋斗之精神”,[12]醉心新文明、新生活。他坚决反对将孔子之道写入宪法,称“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他认为孔子退出历史舞台,是道德进化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不所恤矣。”[13]

这个时候被取缔了旧道德的学校教育,难免出现真空,自由民主在一个缺乏理性传统的文化中,单纯靠文化输入,一时间人们难以适从。黑格尔告诉人们,“个人的主观地规定为自由的权利,只有在个人属于伦理性的现实时,才能得到实现,因为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个人对自己自由的确信才具有真理性,也只有在伦理中个人才实际上占有他本身的实质和他内在的普遍性。”[14](www.xing528.com)

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抛弃,“破坏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赖以存在的整个结构”[15]。道德教育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做出严谨的回答。

学校进行的道德教育,只负责传授规定的道德知识,没有行为训练的基础,知行不一,助长了道德虚妄心态。随着中国向外开放,求学、经商、劳务输出等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多了起来,但是在国内外,中国人的道德问题不断地暴露出来。对中国学校道德教育的批评不绝于耳,对于中国人的道德问题提出的质疑越来越多,国人逐渐缺乏自信起来——出现了“非己之是”,即全盘否定自己现有道德水准。正是在同时,人们开始反思传统道德缺位所带来的问题。什么是中国人,如何培养中国人,作为道德问题重新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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