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
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一旦形成，必然会持久地支配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同一民族通常都具有共同的精神结构、价值系统、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们正是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安全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认同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文化认同对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
一是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和身份象征。在一定民族地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传统，塑造了该民族成员的共同个性、行为模式、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并表现为一定的民族心理或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民性。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崇尚统一”是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数千年来，国家统一一直被视为国家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一切政治活动通常都以国家统一作为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这种民族心理沉积于中国社会和价值系统的最深部，主导着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生活方式和主流价值观念。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分有合，但不论是割据时期还是统一时期，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意识，即国家统一的意识。中华文化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为遏制割据倾向、凝聚统一意志、消除政治歧见提供了最坚固的精神堤防。
二是规范社会行为，培育统一意识。在社会通行的准则规范和行为模式中，通常总是潜隐着一整套价值观念体系，这一系统始终居于民族文化体系的核心部位，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每个民族成员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世代相传地承受着同一文化传统，个人的价值观念就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耳濡目染中构建起来的。不仅如此，人们在文化的内化过程中，还会把民族共同的价值观转化为自己的内在信念，从而使个体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获得认同感和依赖感。“大一统”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之一，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基本社会理念和普遍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追求统一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始终如一，从未导致过文明断层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统一的文化理念主导着统一的实践，“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反过来又强化着人们追求统一的信念，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高度重视“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巩固与维护，无不致力于探索天下分合聚散的规律与对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军事战略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文化认同不仅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的支撑，而且为军事等物质力量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平台。
三是凝聚民族精神，强化统一意志。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识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内聚性、亲和性和排异性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一特性决定了每当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关键时刻，都能够激发民众强大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正是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道德规范。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爱国主义就是这一精神的集中反映。中国之所以历经治乱分合而始终以统一为主流，正是得益于以国家统一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民族精神。数千年来，无论是高明的统治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人们普遍认为唯有实现“大一统”，国家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民族才能得到应有的尊严，天下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出现过分裂局面，但是在古代典籍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主张分裂分治的学派，反而都把“天下一统”作为政治斗争的原则与旨归。尤其是每次统一战争爆发之前，社会上总会出现一股势不可挡的统一潮流，每当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社会内部总会产生一种捐弃前嫌、同仇敌忾的强大意志。中华文化所拥有的这种统一意志，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坚韧无比的精神国防，离开了这种精神的支撑，政治、军事上的统一是难以持久的。
文化认同的上述功能，在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纵观历史，当统一形成共识然而阻力重重之时，文化认同的力量更能显示出“硬实力”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可以说，文化认同就是政治，文化认同就是国防，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只有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才能更加稳固与持久。
2.中国要建设国家认同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近代革命开始的，迄今也有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很多事情表明，这项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尽管是个文明古国，但建立国家认同的过程并不比其他国家来得容易。自秦始皇以来的传统中国，国家表现为帝国体制。尽管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官僚体系，但这一官僚体系仅仅用来维持王朝的生存，国家权力渗透社会的能力极其低下。另一方面，老百姓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一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政治冷漠心态。也就是说，帝国之下，老百姓没有任何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感。
这种情形和西方近代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一方面是国家权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是人民逐渐参与国家事务，成为国家政治过程的一部分。很多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在比较了中国和西方近代国家之后非常惊讶地发现，存在了数千年的皇朝体制竟然没有在老百姓中间培养出国家认同感。梁启超很早就认识到：传统上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感，老百姓认同的是皇帝个人，而非国家。梁启超甚至提出了“新民说”，认为要建立类似日本那样的近代国家，首先要培养“新民”。(https://www.xing528.com)
应当指出的是，国家认同建设与民族主义相关，但它并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而会阻碍中国真正的崛起。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的融合是个大趋势，容不得任何一个民族走狭隘的民族主义路线。再者，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对彼此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会是一条孤立路线，它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支持分裂主义势力以“一族一国”作为理论依据，鼓吹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以营造“民族”认同感氛围，力图动摇一部分缺乏判断力的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强化民族分离主义情绪。
中国要建设国家认同既是一项长期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紧迫的治国之策。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倡导和开展的五个认同教育，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不仅要继续下去，还应加大力度，使之深入人心。真如有的学者所言：“国家认同不仅是个人最重要的集体认同，同时也是国家主权合法性的来源，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准则，因此，国家认同也是社会行动的驱动力。”[5]认同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的具体体现，是推进边疆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灵魂核心，是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公民的重要基石。要在各个民族成员的内心深处牢固树立起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必须对现有不符合认同精神的文化产品进行不间断的清理，尤其是对教育领域中不健康内容的教材进行清理，组织力量，认真审编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有关教材，剔除那些不利于认同的内容，增加培养认同思想的元素。
评判认同教育是否普及、深入和有效，主要可从如下五个方面加以验证。
一是多民族的社区居民之间相互交往的亲和度，主要体现在私人感情是否深厚与信任。
二是各个部门单位内部同事之间的相互交流的程度，主要体现在工作的相互配合和闲暇时间的来往有无隔膜感。
三是社区各民族成员对交融的认可程度，主要体现在社会对不同民族成员通婚的认可，是否顺利和普遍的状态。
四是公众场合陌生人之间的互助或服务是否有以民族身份划线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各民族成员对不认识的人的称谓与否提供帮助的行为。
五是社会舆情引导在共性认同的体现，主要看是否把握了“认同”要求的精神。[6]
认同教育如果能取得如此效果，则文化认同不仅仅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而且将最终进入最深层次即心理上的认同，而不是认异。如果进入这个境界，那还有什么国家分裂的问题。当然这样目标的实现，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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