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欧亚大陆的融通、发展，实现一体化。从边疆研究视角来看，新边疆进入视野。
就经济利益本身来看，形成境外经济上利益新边疆。“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六大经济走廊，分别是“中蒙俄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走廊”，形成沿“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带，使中国边疆地区全面对外开放，奠定经济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与“一带一路”境外经济区域带链接成经济网络，中国经济边疆有效拓展，也意味着经济新边疆的产生。
就安全利益而言，形成海外安全上的利益新边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联络沿途各国，建设交通、通信、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网络，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沿途各国开辟新的市场，开发矿产、开通海路线路、建设油气管道和通信线路等，大量中国公民在海外留学和工作，华人华侨更是遍布全球。所有这些安全问题都极为重要，也极为突出，使中国安全利益大大延伸出中国疆域本身，遍布全球陆海各地，形成以中国疆域为核心，以中国疆域边疆地带为衔接，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的海外安全新边疆。
就文化利益而言，形成海外中华文化利益新边疆。“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文化交流与包容，就中国而言，改变了以前简单的人员交流和活动交流，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文化的输出和落地生根，形成中华文化活动点、分布线和影响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式与交流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以孔子学院和海外华人华侨为载体的中华文化传播方式，形成广泛的点状分布；“一带一路”倡议则形成以中国领土边疆和“一带一路”沿线为依托的环状和线状传播与交流方式，结合点状分布的文化传播，进而形成中华文化交流网络，从而构成中华文化的海外新边疆。(www.xing528.com)
通过上面简要叙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反映出中国对其边疆认知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承认随着国力增强而产生超出国家领土疆域外的广泛利益，认识到国家利益新内涵及其范围，这种“国家利益的新范围”实际上就是利益边疆[8]；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视作是基于利益边疆认识的基础上，统筹国家内外发展战略的结果，也反映出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范围所及、可控地理与空间区域，表现出“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9]，因此认为是战略边疆的形成。这两方面体现出从国家领域疆域外部来认知国家利益发展和从全球战略高度来拓展国家边疆新形态，二者密切关联，也与传统疆域边疆相辅相成。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所规划的“廊”“桥”“路”“带”，与传统疆域边疆紧密相连，后者是前二者的基础，前二者则是后者的发展；后者是传统的形态，前二者则是衍生的典型，共同构成中国新边疆。这种新边疆的核心是日益极速增长的国家利益、意志和影响力。
如前所述，作为新边疆形态的利益边疆早就为国际边疆研究者所关注，并用以较客观地描述边疆演变的新形态，也成为一些国家活动的重要指导。18世纪末以来美国边疆的演变典型地反映出从传统边疆到利益边疆的演变。18世纪末期，美国发起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美国的边疆从中部逐步向西推进到太平洋沿岸，完成了美国本土的去边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与旧大陆维持深厚的利益关系，大西洋至欧洲大陆构成其利益边疆的左翼。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战略前沿向西推进，越过太平洋，在太平洋、亚洲构筑起新的利益边疆，美国西海岸、太平洋和亚洲构成其利益边疆的右翼。至此，美国成功地将其边疆向左右两翼扩展，基本建构起完整的全球利益边疆，美国新边疆得以建构。冷战时期，美国以其本土西部为基础，广泛建立军事设施，[10]强化对其右翼利益边疆的支撑力，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巩固了在该地区的利益边疆。美国利益边疆的形成反映出美国国家成长的历史，体现出其国家整合、实力增强与扩张的过程。当然，美国的国家历程也引起了边疆研究学者的兴趣，他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边疆研究界引入利益边疆概念。一方面利益边疆概念较好地概括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边疆演变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外溢及维护主权和制定战略的立足点需要。[11]因此，利益边疆理论广为接受，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成为用以研究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边疆演变、国家利益交集和国际关系的工具。
从此边疆演变视角来看，可以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利益边疆理论的中国应用。它较好地描述了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实力发展和对外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反映出中国利益迅速遍及全球的现状，反映出中国应对全球化的主张，反映出中国致力于全球治理的思考，同时也为中国更好行使国家主权与制定国家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正是如此，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对边疆认知的巨大变化，认识到中国边疆形态的变化，从现代边疆观发展到新边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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