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介背景下的影像叙事：文本移植与改编的尴尬

稀缺的文本、没有参照物、严峻的审查制度，为中国内地悬疑电影的创作悬置了考验，在这种考验中，先行者往往是胜利者。在这些掌握在胜利者手中的文本里，究竟选择了哪些，这些文本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非常值得研究。如何选择文本变得至关重要，为了避免在票房上受到重创，制片公司选择了稳妥的方式，放弃了开发本土文化的可能性，而转向和本土文化近似的日本和韩国，将现成的文本进行改编，但效果不佳。在犯罪悬疑电影这个领域，几乎鲜有犯罪故事顺利本土化的，行业内部在选择故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如下的难题：购买的故事在原产地票房大卖，内地票房惨败；原产地票房一般，口碑爆棚，内地票房口碑双双滑铁卢，从业者一般把票房失败归结于内地文化环境多元化不好掌握，外来和尚难念经等等，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如何顺利本土化？未来该如何选择更适合中国的舶来故事则成为关键。

日本其实有悬疑小说的写作传统，但同为亚洲国家，日本故事很难中国本土化，著名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是纸媒的经典文本，在电视剧、电影方面都颇有建树，迄今为止，《嫌疑人X的献身》除日本本土版本以外，其他改编版本都不尽如人意，作品自身存在的独一无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高度深度结合本土的历史、人文和文化背景深深嵌在文本内部，无法撼动，从《嫌疑人X的献身》的改编看来，中国版本着重于正反对立，韩国版本着重于不该发生的爱情，然而这两个角度其实都是原版借助的某种情感叙述模式，属于文本中的小情感角度，或者某种叙事技巧，文本想通过这种叙事方式传达的深层次意义在移植过程中被掩盖，消失不见了。《白夜行》故事本身变态的忠诚与爱深深镶嵌在日本文化的内部，使得这个文本本身具备极大的挑战性，韩国版《白夜行》即使有孙艺珍和韩石圭两大演技派明星加持，依然是一个伪命题的文本作品。《解忧俱乐部》在中国本土票房不佳更能说明一个问题——外来和尚的经不好念。

韩国故事艰难的中国旅程开始得挺早，笔者发现分寸感或者说尺度是改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说当把所有的情节照搬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故事飘浮在一个空洞的平面上变得不可信，动哪个情节似乎都是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最可怕的是剧本身的气质变了，产生了一种惶恐和不真实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发生了什么？反向来看，中国本土非行导演、编剧拍摄的电影《全民目击》（孙红雷、郭富城主演）到韩国后，也面临水土不服，韩国版本《沉默》有崔岷植和朴信惠两大演技派明星加持，依然成为令人尴尬的鸡肋。改编版本放弃了原版中势均力敌的三方，合并了原来的角色，夸大了不必要的人物，把三个视点故事下的罗生门事件演绎变成冗长烦琐的前史叙述，中国版本在庭审戏中情绪的剑拔弩张变得温吞吞，孙红雷的霸气、郭富城的孤勇、余男的聪慧、邓家佳的任性都消失不在。看来，无论是正向输入还是反向输出，除了故事好看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复杂的因素来左右着改编的方向。

《我是证人》翻拍自韩国卖座电影《盲证》，《盲证》讲述了见习警察闵秀儿（金荷娜饰）遭遇车祸，更令人伤感的是，秀儿的弟弟在这场车祸中命丧黄泉，而秀儿自己双目失明，失去了做警察的机会。秀儿虽然再也看不到蓝天，却拥有一般残疾人无法具有的缜密的思维和判断力。一个雨夜，秀儿打上一辆出租车，对周围环境敏感的她，发现了开车司机身上的危险气息，二人在推搡中，发生了车祸，秀儿逃脱后向警方报案。一个路人基夔（俞承豪饰）声称自己曾目击车祸过程，但是他的陈述与秀儿出现了不一致，究竟该相信谁？秀儿和基夔之间也因为证词的不同而产生了众多的联系和矛盾，而他们不自知的是，他们早已成为凶手意图灭口的对象，生命危在旦夕……最终，金荷娜凭此片夺得第48届大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编剧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

为了避免在导演方面出现不妥和纰漏，《我是证人》的资方很有信心地请来了《盲证》的韩国原版导演、编剧安相勋，请他再拍一遍自己拍过的影片，以期再创辉煌和票房奇迹。《我是证人》由杨幂、鹿晗、朱亚文、王景春主演，演员阵容在票房、颜值和演技三方面都有考虑，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除了饰演变态杀手的朱亚文斩获某演技奖项之外，网友们对《我是证人》进行口诛笔伐，认为剧本差，演员演技差，影片里有多处手机等产品的植入广告，并刻薄地调侃《我是证人》是不良软件导致的凶杀案，对当今的中国低俗文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我是证人》在口碑上陷入糟糕的境地，网友评论本片最佳演员除了朱亚文之外，还有导盲犬聪聪，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制片方一定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导演也没想到，好好的一个在韩国获得大钟奖最佳编剧的剧本怎么到中国变成了这样。按照常规技巧方法来看，《我是证人》的剧本似乎接到了地气，直接点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但为什么效果不佳呢？

首先，这就涉及气质。一部电影从剧本写成那天起，到演员到位都会具备一种气质。导演拿到剧本的时刻，高明的导演会摸准剧本一种气质，从而找到合适这种气质的演员，将叙事本身带来的那种气质和演员本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演员首先得是角色后才是她自己，金荷娜演出了面容冷静坚强、内心却极其脆弱的感觉，并不是说杨幂不好，而是她始终是她自己而不是电影文本中的那个眼盲的女警察，观众对她有一种既定的思维印象。另外，中国版里，朱亚文饰演的杀手从一开始就眉目清晰，他英俊禁欲，观众几乎都爱上他了，而韩版里的杀手从始至终都是两个男女主角的配角，他眉目不清楚，但却演出了变态的感觉。(www.xing528.com)

另外一个是分寸感。在观看韩国版本时有一种心痛，因为有几个女孩在花季的年岁死去了，令人惋惜，而金荷娜活在害死弟弟的阴影中，不可自拔，令人心痛。中国版本中，那些约炮的女孩子不自重，似乎罪有应得，这削弱了杀手自带的罪恶感，这是一种分寸感的漂移。此外，因为饰演杀手的朱亚文太迷人了，编剧为他杀人做了很多解释，他思念去世的妹妹，把那些绑架来的小女孩都穿上了白裙子当作妹妹，在家里挂营养液，似乎光辉都加载在反派人物身上，这本身再次卸掉了来自杀手的罪恶的压力。而原版中面目不清晰的变态杀手带来的恐惧感，直接被朱亚文搞成了暧昧，甚至迷恋。多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这就是分寸感，原版中杀手是个变态，但中国版本中杀手是个情圣，这一笔的改编恰恰削弱了原版文本中悬疑和压力。

节奏导致气质的改变，原故事中有一段戏，在韩版中是地铁追逐，杀手要杀害目击者秀儿；中国版本中，改成了在公共汽车里。虽然是空间的变化，气质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地铁是个封闭的空间，看似空旷实则是无处可逃的，秀儿始终摸索着盲道在一路前行，在这个绝望而又必须遵循的逃亡之路上，我们看到了秀儿脆弱而不得不前行的坚决，而最后的导盲犬为保护主人的牺牲让人扼腕。在中国版本里，却改变成公共汽车—废旧楼房—地下车库—电梯，这些将原本故事空间的压力感卸掉，女主不仅没有显示出绝望的困顿感，反而让观众觉得都怪她乱跑，害死了忠实的一心为主人的导盲犬。

韩版中节奏感非常好的地下室厮杀，在中国版本中变成了在别墅和地下室，节奏感不够，场景多次断裂，十分跳戏。韩版中阴暗的光影，面目不清的杀手，一步步向女主逼近，中国版本中，别墅和地下室光影对比强烈，一暖一冷，别墅干净整齐象征杀手在秩序里，空间折射的社会人格不准确。为了突出杀手，朱亚文有很多句台词，都是为了说明他杀人是出于某种心理，这场戏是文本中的重场戏，看上去似乎是照搬过来的，但分寸和节奏发生了重大的漂移，从剧本设置角度来看，直接将原文本毁于一旦。国内版本在杨幂和鹿晗的配合下，凸显了杨幂神一般的能力，而韩国版本中，金荷娜却演出了绝望中的致命一击。

克制是电影文本的一种特质，情绪的过度化会妨碍观众的情感渗入与延展，《我是证人》和《盲证》的结尾是非常相似的戏份，《我是证人》的结尾是林冲（鹿晗饰）开了纪念路小星（杨幂饰）弟弟的演唱会，路小星再次听见了“弟弟”的歌声，终于露出了释然的微笑，而《盲证》的结尾是女主再次来到毕业的场景中，这次陪她照相的是一路陪她奋战到底的“新”弟弟基夔，秀儿最终露出了释然的微笑，这两段戏，似乎情绪是一样的，只是场面空间的问题，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版本结尾虽有鹿晗的劲歌热舞，但依然输在了分寸感这一玄妙的感觉上，刚刚经历过一场黑夜中的械斗，生死在一刹那之间，女主角终于挽回了弟弟和自己的生命，全靠自己对当年愧疚的执著，尘埃落定，情绪不宜过度舒展，大唱大跳会把哀婉的情绪卸掉。如果想让鹿晗唱歌，笔者认为也许不开演唱会更好，哪怕在街边唱，把火热的情绪降下来，变成一种对弟弟永久的怀念放在心里。原版的结尾似乎看上去很小家子气，找了一个警察局的门口照相，场景很简单，但警察局门口照相有两层含义：一是扣向开头弟弟和她的合影的情绪；二从制度和意义上肯定了女主的奋斗，她最终穿上了警察的衣服，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肯定。

移植和搬运甚至都没有改编媒介的载体，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改编的过程充满了技巧性的分寸感，文字的魅力在于你似乎在描绘同一件事情，但是，它有了生命，转向了为未可知的方向，不可把握，也不可追溯。从舶来品的尴尬处境可以看出，文本改编不是简单的问题，它携带着诸多背后的复杂文化元素，在改编过程中，无论是本土的大热IP还是海外的爆款都要进行本土化的有效移植，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