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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与范围

时间:2023-11-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考齐雄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起家,近年发展,已经摆脱过去,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但侯氏《中国思想通史》对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和界定没有明确的说明。侯外庐的“序”表明他们的中国思想史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当年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可以说是跨领域的。齐雄对思想史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与范围

齐雄教授的新著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来索数言,以为代序。考齐雄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起家,近年发展,已经摆脱过去,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过去学术界对思想史的研究,有颇多不同的意见。以往谈到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一般都会举20世纪50—60年代侯外庐主编的经典巨著《中国思想通史》。我的学生年代,对思想史的认识,是从钱穆、侯外庐开始的。“文革”期间中国内地的书籍流通不广,香港盗版的精装六大册《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大学时期时常翻阅的读本。但侯氏《中国思想通史》对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和界定没有明确的说明。在不到两千字的“序”中,编者开宗明义地交待了该书的内容和特点:“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因此,我们的研究只是初步尝试的性质,虽然曾用了些功夫,但不敢说对中国民族丰富的遗产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侯外庐的“序”表明他们的中国思想史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我当时就想:这是不是“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和研究方法的学理要求?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后,半个世纪以来,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来说,一直处于领导的地位,形成所谓“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版的《中国思想通史》,重新肯定其在国内的学术地位。有些学者指出《中国思想通史》的学术价值与成就,是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熔为一炉,其思想史研究的特征是以中国学术思想自身内在发展规律为依据,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论为指导思想,借鉴西方一切积极的思想观点与方法,进行中西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当年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可以说是跨领域的。这种“垄断”现象,直至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出现,才有了新的范式转移,为过去的研究方法注入了新的元素。海外学者如狄百瑞(William de Bary)、牟复礼(Frederick Mote)、余英时等人,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个人的不同看法,甚至形成尖锐的学术论争。怎样研究思想史?甚至什么是思想史?学术界至今对此仍然存在分歧。思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的兴趣和背景的影响,读齐雄的新著便不难发现这一点。他的新著的第一篇,便是谈“明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齐雄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已经以读书、研究为毕生志业,勤奋好学,一直名列前茅,最终以一级荣誉优异成绩结业,为全班之冠。毕业后获奖学金继续留校攻读硕士,探讨近50年北美地区的明代思想史研究,剖析东西方学者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之后又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奖学金,被保送到海外著名学府深造,成为大学指定培养的年青一代。齐雄后来选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并以薛瑄为题,专门研究明初北方儒学,以期改变学术界对明初儒学发展的误解。但他刚到美国的第一年,即遇上美国的“911”,当时他身在纽约,难免不受影响,但他还是以读书人的心情,临危不乱,专注学业,四年后顺利毕业回国。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研究明史的重镇,20世纪60年代因为主导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明代名人传》)计划,遍搜世界各地收藏明人文集及史料,加上有William de Bary,Robert Hymes,王德威等名师坐镇,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环境。他在美国经过5年训练,耳濡目染,研究工作也有脱胎换骨的改变。其博士导师韩明士教授,师承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对南宋以来地方精英的研究有精辟的见解,在学术界影响深远。有学者认为齐雄与郝若贝、韩明士的学风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读齐雄的文章可见,虽然他的思想史研究加入了地方史的特色,却又凸显了历史上南北差异的问题,而且,他的研究涉及的面向更为广泛。

齐雄对思想史的研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说:“思想史研究应该朝向哲学概念和其它史学领域(尤其是社会史研究)合作。”又认为:“既然跨学科的研究是大家基本认同的态度,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至少应该努力做到跨越史学领域的尝试。毕竟无论是哲学史、社会史、经济史、宗教史等都是史学专业的分支。思想史研究也许尚不能完成史学和人类学的合作,或者史学和地理学的结合;但是在目前社会史等史学领域提供了不少可供利用的成果后,思想史研究不宜只是继续将它们当成背景介绍来处理,而是应该考虑善加利用其方法、视野、问题等。同不同意各别社会史家的结论是另一回事。新视野的合理性并不表示旧方法一定要摒弃。我并不是主张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不能再走传统的‘哲学史’或‘概念史’的路子。只是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跨史学领域的尝试。在史学研究中自然一直会有新的主张出现;或者主张看起来不新,但是其具体的操作其实是不同的方法。”这样的看法,可能与齐雄在新加坡所打的基础有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许多大学的中文系不同,课程结构所强调的是文史哲不分家,任职老师来自不同的著名学府,各有专长,多元视角已经是教学、科研中的常态。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最能代表齐雄的学术地位的,是他对明初理学家薛瑄的研究,该博士论文后来在哈佛大学出版,题为A Northern Alternative:Xue Xuan(1389—1464)and the Hedong School,这是学术界研究薛瑄和明初儒学发展最重要的著作,在学术界评价甚高,如美国加州大学Richard von Glahn教授便认为该书“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Ming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corrective to the prevailing narratives of Ming Neo-Confucianism that have been solely fixated on developments in South China”,其学术成就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齐雄学成归来转瞬有十载,本书可以说是其过去10年的学术结晶。从书名到内容结构,处处反映他的研究兴趣和思路。纵览全书,主要分成四大部分,同时也是他目前涉猎的四个学术领域:理学、家族、地方社会、海外儒学。虽然各成章节,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也有数百年,但从儒学和地方发展的脉络去看,又能互相呼应,一脉相承。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史、宗族史、地方史、海外华人史的交叉互动和影响。读其书,见其人,知其学,在新书出版之际,草草数言,以志其成。

李焯然

2019年开斋节写于狮城忞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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