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修谱时间间隔30年的历史变迁

既然宗谱能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洪洞苏堡刘氏的领袖们觉得应该相隔多久便进行一次修谱活动最为合适呢？他们在修谱问题上对于后人有什么期望呢？在创修宗谱时，刘志只是表示“后之继起者，幸勿玷污损坏而更时加修辑焉。是则志之所厚望也夫”。[8]到了乾隆五年，刘衷第一次在宗谱中提到“先儒有言：三十年不修谱，以不孝论”，并期望自己和后人都能够“无坠两大人殷勤创始之意”。[9]

这句从不知名的“先儒”口中所说的“三十年不修谱，以不孝论”在刘大悊嘉庆修谱和刘钟邠光绪修谱时继续被引述为宗谱在一段时日后就不得不修的理据。有趣的是，到了民国时期，在前清历次修谱中明确表明是某“先儒”所言，而被引述为重修理据的话语，一跃而变成了对刘氏相隔多久修谱的时间描述。“吾宗之谱，三十年一修”是刘右西（生卒年不详）向姻亲所作的介绍；也是刘恒杰（1881—？）对自家宗谱的认识。同样的意思也出现在刘宝诗和刘璋麟（1889—？）的文字中。[10]

实际上，如果以康熙五十四年为刘氏宗谱的创修年份，则接下来的几次重修分别相隔25年、70年、52年、38年、32年。从光绪年间的五修到民国时期的六修之间相隔的年数最接近30年，而民国时期主持修谱者在他们的论述中摈弃了“先儒曰”且直接以30年一修为定例；是不是因为进入民国时期以后，刘氏后人以前清祖先所言（哪怕原来只是引言）作为新的祖宗之法，所以他们才会努力在相隔30年后重修宗谱？另外，民国创建以后，随着社会风气、政治环境、经济关系的改变，宗族领袖在新时代背景下有没有什么其他客观因素的挑战，增加了他们修谱的急迫感呢？(www.xing528.com)

在民国以前的刘氏宗谱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30年一修。相反地，在现存的光绪版《新谱凡例》的最后一条则清楚写明“虽先儒有三十年修谱之说，殆为不修者而极言之”[11]。而凡例中的这一条有可能在更早的版本中已经出现，只是如今无从考证。无论如何，它至少可以证明，30年一修在民国以前不是刘氏修谱的定例。

其实，《新谱凡例》中对重修宗谱的意见是“宜勤修也。勤修则文省，文省则费廉，费廉则事易举。吾族之谱，约以三年一续，三续而后发刻”。所以在说明30年修谱的说法的真正意图后（见前引），《新谱凡例》指出“未必逮三十年之久始言修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