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山之旅，与数学家苏步青的住宿安排

1939年3月间，我抵宜山，陈建功先生一人已到，家眷未同来。苏步青先生因送家眷到平阳老家，尚未到达。陈先生同另外一陈先生（陈仲和先生，浙大土木系教授，他亦是单身在那里）同住一大房间。我去看陈先生后，得知在他们那里大门前面尚有一很小的房间空着，我就马上租下来。搬进后我即加入二陈先生的吃饭组，每天早上大家轮流烧稀饭，每人再向附近一饭店各买几个小包子，配合起来做早饭，另外中饭同晚饭都包在附近一饭馆。那时无电炉，我烧稀饭起步最困难的工作就是放木炭在一小火炉内起火，经过几次以后，慢慢习惯，起火即无问题。但两陈先生每天起床都很早，轮到我烧稀饭的那一天，我必须也很早起床烧好稀饭等他们。那时我很年轻，喜欢睡懒觉，早起对我是一件难事，但我也无法，不得不服从多数。

熊全治、苏步青、陈建功等（右起）在宜山文庙前

不久苏先生亦单身来宜山，他喜欢同我们一道住，但我们那里已无空房，结果他愿意和我挤在那一小房间，我当然欢迎他。他每天起床早，但他很好，从不催我早起，他也加入我们的吃饭组。经陈建功先生的推荐，我们四人之中晚饭的点菜及记一切账目全由我操办。陈先生每餐都要饮一两杯绍兴老酒，我总是点一个小菜（如白切鸡，两广一名菜）给他下酒。我们四人要谈天时都在陈先生的大房间，我们什么都谈，陈、苏两先生都信任我不传话，因此他们当我面常讨论数学系里的行政。(www.xing528.com)

以上仅是关于我同陈、苏两先生在一道时生活上的几件细微事件，现在回忆起来仍是难得而可贵。另外，虽然日机曾来宜山大轰炸过一次，我们天天逃警报，但因我同苏先生日夜在一道，不能偷懒并且随时可向他请教，故我的研究成绩很好，在宜山共做了五篇论文。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一点，直至日本军队在南宁登陆、柳州告紧为止。

在宜山时，因战争关系我们同国外的联络除有时由航运间或得到一点消息外几乎完全断绝，在那种环境下虽然努力研究，亦是等于闭门造车，甚难出门合辙。1940年初在宜山时中华文化基金会宣布（当是抗战时期最后一次）仍补助科学工作人员到国外（那时只能去美国而不能去欧洲）研究，我就告诉苏先生此消息，并表示我想申请到芝加哥大学同莱恩（E．P．Lane）教授（他是美国的射影微分几何大家）工作。苏先生知道我对研究甚有兴趣并且很努力，他这次不但不反对我留学，并且很高兴地答应帮我写推荐信。我的申请送出不久以后，有一天浙大竺可桢校长由重庆开会回来对苏先生说：他在重庆会到姜立夫先生，姜先生对我的申请甚有兴趣，但他觉得我不应去芝加哥而应去普林斯顿。竺校长即回答姜先生说：关于这点他要回去问苏先生之意见。后来苏先生同我都觉得能到普林斯顿当更好。于是我请竺校长如是回答姜先生。因为当时姜先生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数学大家，他既然有意要我去普林斯顿，竺校长、苏先生及我三人都甚高兴，以为这次我必可去成美国。但事出于意料之外，因某种原因中华文化基金会最后决定那年不补助读数学的去美国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