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欧游客购物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信任”在社会科学领域是随着全球社会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逐渐受到关注的一个概念。本书沿用翟学伟（2014）对于信任本质的定义——“人们想在时空变动时维系自己想依赖的对象不发生时空变动”，可见信任感是社会人从这种依赖中获得的一种稳定、平和、安全的感受。不少学者从社会学、组织管理学、心理学等视角对于信任的定义及本质进行了探索（如卢曼，2005；山岸俊男 & 山岸绿，2003；Dasgupta，1998；Doney，Cannon， & Mullen，1998；Hosmer，1995；Whitener，Brodt，Korsgaard，et al，1998），这里不期对信任的研究做全面的综述，而是试图从研究问题入手，对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对“信任”不同的认知视角进行整理。

翟学伟（2014）对比了中国与西方社会形成的对信任认知的差异性：西方社会是以贸易为主的契约社会，不确定性较高，多以宗教、习俗、法律、制度等的约束来保证社会诚信机制的运行。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个体自由度的大大提高，自由主义市场贸易的蓬勃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契约、相关法律与惩罚制度的制定来保障信任。因此整个西方社会中，公民个体主要依赖于公共制度来获取信任。而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耕为主、安土重迁的宗族熟人社会，长期以来，人们主要通过人情关系的远近来确定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从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的关系型信任。过去中国人的信任是家庭主义式的，导致哪怕进入现代社会，很多中国人也只愿意相信熟人，而不愿走到社会层面去相信社会制度、社会系统和社会环境（福山，2001；韦伯，2004）。可见，关系型信任适应于人情社会，与讲法制的公民社会契合度不大（翟学伟，2014）。因此，从社会文化本源来看，中西方社会对信任的认知基础是不同的。

而随着中国步入现代化，中国社会也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文化。并且，中国这一快速的现代化转型是以“压缩现代性”为特征的：西方充当了一个现代化向导的角色，在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国都与其他东亚后发现代化国家（如韩国）相似，在一个高度集中短暂的时间和空间阶段内，西方现代性的科学体系、社会管理制度、文化观念等与中国本土传统规则、习俗碰撞、混合、交流、重塑。“压缩现代性在人类生存的各个层面——个人、家庭、组织机构、城市空间、社会单元（包括民间社会、国家等）以及全球层面都有所体现”（Kyung-Sup等，2009）。现代化使得人的流动性增强，自由市场高度发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统人情社会中的熟人关系，陌生人社会来临，人们之间信任的成本增大，逐渐需要靠社会的约束与惩罚机制来维系。正如吉登斯所总结的，现代社会中现代人个体无法挣脱对社会的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符号标志（symbolic tokens）与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的依赖（转引自翟学伟，2014）。由此可以想见，以传统的关系型信任机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断被添加进制度型信任机制的认知与建设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在混合交织中向前发展。(www.xing528.com)

然而，在短暂的压缩现代性进程中，这种后发型现代化带来的新旧交替尚不够健全、完善，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中国游客凝视中深层的信任焦虑正是对当前国内社会发展中一些不健全、不完善之处的表达。下文将重新回归三类游客欧游购物的情境，通过具体详实的材料来详细阐释这一抽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