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涉及的人物众多，阵容十分庞大。但由于其并非像史书一样“秉笔直书”，客观地记述人物的真实事迹，而是“寓言十九”，故其中所涉及的人物或实有，或虚构，甚至有些人物由于生平、事迹已不可考，以致分不清到底是实有还是虚构。不仅如此，某些实有的人物甚至出现在自己生存的年代之外，如鲁哀公是春秋末期的君主，而《田子方》却记载庄子曾与他相见。更有甚者，某些人物在其中一会儿是神，一会儿又是人。列子就是如此。《逍遥游》说他“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既然能乘风而行，这无疑是超人的神仙；而《让王》和《应帝王》则说“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既然贫穷而有妻室，这里又成了饮食人间烟火的俗人。由于列子在《庄子》中身份的神秘性，再加上《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思想评论专文未提及列子，《史记》对列子也只字未提，故有学者甚至怀疑列子实有其人。
我们认为，列子之行迹屡见于《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早期文献中，且某些思想可以互为印证，故其人的存在应该是可信的。据这些史料记载，列子名御寇，又称圄寇或圉寇。刘向《列子新书目录》曰：“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有人认为，“缪”通“穆”，“郑缪公”即“郑穆公”。笔者则认为“缪”或为“
”之误，“郑缪公”应为“郑
公”。如成玄英《庄子疏》言：“姓列，名御寇，郑人也。与郑
公同时，师于壶丘子林，著书八卷。”《庄子》中的一个故事可证列子是郑
公时人。《让王》记载，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这个故事可以称之为“列子拒粮”或“列子辞粟”。值得注意的是，在故事的末尾提到了郑国国相子阳被杀之事。据《史记·郑世家》，郑
公“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既然子阳被郑
公所杀，那么列子无疑应是郑
公时人，而非郑缪公时人。柳宗元《辨列子》怀疑刘向所记的“郑缪公”应是与郑
公同时的“鲁缪公”[7]，其实也肯定了列子是郑
公时人。又，前述《达生》中记载了列子向关尹请教之事。由此，列子应是春秋末期或战国前期人。今本《列子》八篇，多数学者主张乃魏晋伪书，并非《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所著录《列子》八篇。当然，也有力辨其书为真者[8]。唐玄宗时，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列子》被尊为“冲虚真经”，遂为道教人士所推重。不过，《列子》即使晚出于魏晋时期，其中或保留了列子的某些思想。然无论其是否晚出，《汉书·艺文志》班固所谓列子“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的提法应是比较公允的。换言之，庄子受到了列子的影响是可能的。
《吕春秋·不二》及《尸子·广泽》中皆有“列子贵虚”的记载，这说明列子的思想以“贵虚”为特点。《庄子》中的列子故事也表现出这一特点。在《田子方》中，伯昏无（瞀）人批评列子的射箭“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其实就是批评列子之心不能“虚”，也是告诫列子要“虚”其心。故而，成玄英《庄子疏》曰：“言汝虽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怀无心，不射之射也。”在《列御寇》中，当伯昏无人告诫列子不要炫耀智德以“外镇人心”时，指出：“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这其实是说，只有“虚心”方可逍遥。既然伯昏无人对列子的两次批评都以“虚心”为基本精神，这也反显出列子“贵虚”的思想倾向。在《应帝王》篇“季咸相壶子”后有这么一段文字：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这段文字主张人们应当效法自然之道，无心无为，心如明镜，虚无应物。有人认为这段话应独立成段，与“季咸相壶子”的故事无关，但也有人认为此段文字隶属于“季咸相壶子”这个故事。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如果这段文字独立成段，那么它固然可以视为庄子“贵虚”思想的体现。但如果它隶属于“季咸相壶子”故事的组成部分，那么它应当体现了列子的“虚心”境界。因为在这段文字的前面提到，壶子“虚而委蛇”把季咸吓跑了，列子意识到自己盲目崇拜季咸、蔑视师父（壶子）之失，非常惭愧，于是居家三年不出而修道之事。概言之，《庄子》中的这几则故事都能反映出列子“贵虚”的思想特征。
提到列子的“贵虚”，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辨明。《战国策·韩策》载：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史疾出使楚国，宣扬列子的“贵正”思想，认为“正”可以治国，可以御盗，并对楚国的政治腐败进行了讽刺。依据这则史料，列子好像还有一种“贵正”思想。对于这里的“贵正”，学界有人理解为“正名”，有人理解为“正己”，还有人理解为“正气”，即：“所谓‘贵正’，指的是列子不与贪官污吏为伍，其正气浩然。”[9]这些理解固然各有其理，但这样列子就有了“贵虚”与“贵正”两种思想了。换言之，《吕春秋·不二》及《尸子·广泽》中所概括的“列子贵虚”就不确切了。笔者认为，“贵正”并不是异于“贵虚”的另一种思想，二者本是一种思想。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庄子·庚桑楚》中的一段文字：
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www.xing528.com)
这里所说的“四六者”就是扰乱人的心志，破坏人的本性，使人背道而驰的二十四个方面。按照庄子的意思，只要人们的心灵不受“四六者”所扰就能“正”，并且由“正”趋向“静”、“明”、“虚”，从而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显然，“正”与“虚”都指向人的心灵修养，从“正”至“虚”则是一个心性超越的过程。由此推论，史疾所效法的“贵正”不过是列子“贵虚”思想的另一种表达而已。他提倡的以“正”治国，其实是主张楚国的统治者应当“正心”、“虚心”、去欲、无欲。借用老子的话说，就是“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就是“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
“贵虚”的列子出现在《庄子》中，这本身即是其受列子影响的表现。其实，《庄子》中谈到“虚”的地方还有不少。比如：
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人间世》）
同乃虚，虚乃大。（《天地》）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天道》）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
虚无恬惔，乃合天德。（《刻意》）
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山木》）
庄子的“贵虚”思想固然有老子的影响，如《道德经》中有“虚其心”、“致虚极”、“虚而不屈”等表述。但既然列子出于庄子之前，我们便无法否认其为庄子“贵虚”思想的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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