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思想论纲：拙于用大与巧于用大的立场对比》

上文说到，“大心”、“无待”即可逍遥。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陈述。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不能“大心”，也不能“无待”，因而无法获得逍遥。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庄子在《逍遥游》末尾又讲了两则“拙于用大”的故事。

先看第一个故事。惠施对庄子说：“魏王赠送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我种下后结出的葫芦有五石大的容量。用来盛水，它不够坚固，于是我把它劈开做成瓢，却又太大了，没有地方可以放置。这个葫芦不是不大，但我认为它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砸碎了。”庄子说：“你真是‘拙于用大’啊。宋国有一个善于配制不皲手药的人，他家祖祖辈辈以漂洗丝絮为业。有一个外地人听说后，愿意出百金买他的药方。宋人把他全家人召集在一起说：‘咱家祖祖辈辈漂洗丝絮，挣钱那么少，现在把药方卖出去一下子就可以获得百金，就卖了吧。’就这样，外地人买到了治疗不皲手的偏方，然后去游说吴王。恰逢越国攻打吴国，吴王就派这个外地人率兵抵抗。冬天与越人水战，越国士兵的手足都被冻裂了，而吴国的士兵却靠着不皲手药的神奇功能，免于皮肤冻裂之患。于是，吴国打败了越国，这个外地人受到了吴王的割地封赏。同样拿着一个不皲手的药方，外地人受到割地封赏，宋人却祖辈辛苦地漂洗丝絮，这就是使用药方的方法不同。现在你有容量五石的大葫芦，为什么不把它拴在你的身上做腰舟而‘浮乎江湖’，反而忧虑它太大而无处可容呢？你的心茅塞不通了吧！”

再看第二个故事。惠施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叫它樗。它的树干疙疙瘩瘩而不合绳墨，它的小枝弯弯曲曲而不合规矩，生长在路上，木匠连看也不看它一眼。你说的话和我这棵大树一样，大而无用，大家都会抛弃的。”庄子说：“你没见过狸狌吗？它们低伏着身子，等待捕食出游的小动物；东西跳跃，不避高低；往往不慎碰触到捕兽的机关，死于网罗之中。再看那斄牛，庞大的身躯像天边的云。它虽然很庞大，却不能逮老鼠。现在你有这么一棵大树，却愁它无用，为什么不把它种到‘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悠闲地徘徊在树旁，自在地躺在树下睡觉呢。如果这样，它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也不会有什么东西来侵害它，你又何必忧虑它无所可用呢？”

这两个故事虽然一个讲大葫芦，一个讲大树，但都是惠施“拙于用大”的例子。在第一个故事中，惠施认为他的大葫芦没有一点用处，竟然把它打碎了。庄子却指出，大葫芦虽然不能做盛水器，不能做瓢，但它自有它的大用，用它做腰舟浮游于江湖之中，岂不美哉！当然，庄子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大葫芦最适合做腰舟，而是提示人们，物的价值的最大实现不在于物自身，而是在于使用它的人。然而，只有具有开放心灵的人才能使物得其所，物尽其用。为了批评惠施心如茅塞，不能正确地使用大葫芦，庄子所举的不皲手药的例子也颇有意思。就不皲手药本身的功能讲，就是预防或治疗手足冻裂，仅此而已。但是，宋人与外地人对它的使用却大有不同。宋人祖祖辈辈拿着这个药方，顶多是为自己家人或是亲朋好友、少数慕名求药的人治治病而已，而外地人却使这个偏方进入了军营，参与了政治。由于对偏方的使用方式不同，宋人与外地人的结果自然是天壤之别。亦即，宋人祖辈穷苦经营，而外地人却因战功被裂地封侯。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就是由于宋人心灵闭塞，而外地人心灵通达、开放所致。因此，这个故事并没有偏离“逍遥游”的主题，而是始终寄寓着“心通逍遥”或“大心逍遥”的哲理。在第二个故事中，惠施认为自己的大树无用，而且讽刺庄子之言和他的大树一样无用。但在庄子看来，惠施之所以认为大树没有用，那是由于他站在世俗化、工匠化的实用立场上进行评价的。一旦跳出这个窠臼，此树自有它的大用。故而庄子指出，大树虽然不合绳墨规矩，不中材料，但却可以把它种到“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从而获得人、树无害而逍遥的结果。为了警示惠施物化、功利化思维的危害，庄子指出，狸狌为了获取猎物东跳西窜，最终被人捕猎，落得个殒身丧命的下场。与它们相反，斄牛没有捕鼠之技能，却无害而长久，从而成就了其大。庄子虽没有明示而其实已经含蓄地说明，这两种命运的差别缘于狸狌多欲逐物、机心满腹、跳梁贪得，而斄牛却是自然无欲的。诚如成玄英《庄子疏》所言，斄牛在这里实际上成了“逍遥养性”、“不狎流俗”的象征。因此，这个故事同样围绕着“逍遥游”，说明了心性清虚、无欲逍遥的道理。

概括言之，在这两个故事中惠施作为“拙于用大”的一方，而庄子作为“巧于用大”的一方，二者实质上分别代表了两种立场，即拘囿于物的立场与超越于物的立场。简言之，即“物”的立场与“道”的立场。庄子设置这两种立场的对立，目的是要说明得道或逍遥的实现依赖于心灵对“物”的超越。其实，他批评惠施执著于物的立场时所说的“浮乎江湖”，徘徊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就是逍遥于“道乡”、游心于“道乡”之意。(www.xing528.com)

【注释】

[1]张松辉：《庄子疑义考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页。

[2]《庄子》中并没有“无待”一词，由郭象《庄子注》在注释《庄子》“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时提出，即：“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细乎！”

[3]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