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思想：超越是非辩，以明为要

人们为什么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沉溺于辩论呢？或者说，争辩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庄子认为，争辩源自于人的“成心”。《齐物论》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在庄子看来，无论是智者抑或是傻瓜都有他自己的主观成见，即所谓的“成心”。如果每一个人都“师心自用”，从自己的“成心”出发，自以为是，那么必定会出现“是己而非人”即肯定自己、否定他人的现象，进而引发争辩。不过，结果一定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由于每一个人的“成心”都属于“洞穴之见”，都属于具有相对性的一偏之见，所以拘囿于“成心”的人无异于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用庄子的话说，就是“辩也者，有不见也”。

那么，如何才能去除成心，超越偏见呢？《齐物论》说：“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这里，庄子认为要超越是非之辩需要“以明”。“以明”在《齐物论》中至少出现了三次，学界对其意义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为“反覆相明”，有的解释为“自然之天理”，有的解释为“本然之明”，有的解释为“虚静之心”，等等。我们认为，无论如何解释，“以明”归根结底落脚于“明”，而“明”则是指心之“明”，而心之“明”则是指心道合一，心与道通。心灵闭塞当然不能与道相通，因此庄子的本意是要求人们培养一种超越彼此对立、物我对立的开放、明觉的心灵，具有了这种心灵自然会了悟大道、去蔽合真，从而跳出是非之争的窠臼。按照庄子的意见，如果具备了这种心灵境界，你就会发现“可”有可的道理，“不可”有不可的道理，“是”有是的道理，“不是”有不是的道理。换言之，每一个事物本来都有它“是”的地方，本来都有它“可”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没有什么东西“不可”。既然每一个事物都有其特定的“是”与“可”，故而细嫩的小草和庭前的大柱子，丑女人和美貌的西施，乃至一切千奇百怪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毫无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先秦时期在“去蔽”的意义上讲“明”的不止庄子。如儒家的荀子专门写了一个《解蔽》篇，提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并提出人有各种各样的“蔽”，所谓“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等等。那么，如何去“蔽”呢？荀子提出了“虚壹而静”的方法。他认为只有“虚壹而静”，才能无“蔽”，才能“大清明”。尽管荀子的“大清明”与庄子的“以明”的内涵并不相同，但在去除心灵之蔽的意义上二者是相通的。

心“明”则能照物，所以庄子又把“以明”称之为“照之于天”。这里的“天”，即天然、自然。“照之于天”，就是指以自然之理观照万物，或者说以自然之心观照万物之本然。亦即，由于得道心“明”的圣人认识到是与非都有其相对性，所以他不走是非对立的路子，对于是与非他不是“辩之”，而是能够“怀之”、包容之。他观照万物时既能够接受“是”，也能够接受“非”，总是因顺着它们，使它们“并存而不相悖”。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又提出一个概念，那就是“两行”。所谓“两行”，就是使是与非各行其道，不加可否，不进行判断的意思。庄子认为，如果把握了“两行”之道，就把握了“道枢”，即道的枢纽、关键。而一旦把握了“道枢”，则无异于立于“环中”即圆环的中心，从而以不动不变顺应无穷之流转。(www.xing528.com)

庄子说，如果有人觉解了“两行”、“环中”之道而主动息止是非争辩，那么他就成为一个“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的“天府”。“天府”这个词在《战国策》和《汉书》中都出现过。如《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游说秦惠王时曾说：“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可知，这里的“天府”是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储备富足之意。我们通常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就是这个意思。简言之，“天府”就是天然的府库、自然的仓库。当然，庄子所说的“天府”是比喻义，指心灵的涵容、德性的深厚。在庄子看来，心性涵养如“天府”般的人，是不会轻易表现自己的，他总是光辉内收，不露锋芒的。由此，他又把这种人称之为“葆光”之人。所谓“葆光”就是潜藏光明，就是不耀别人的眼，这与老子所说的“光而不耀”是一个意思。

反过来说，如果有人不能觉解“两行”、“环中”之道，而是执著于与人争辩，甚至以此为乐，那么庄子说这种人就是“傻猴”。《齐物论》说，一个养猴子的人给猴子们分发栗子时说，“早上给你们三升，晚上给你们四升”，猴子们听了很生气。于是，养猴子的人说，“那么，早上给你们四升，晚上给你们三升”，猴子们听了高兴极了。这个故事就是成语“朝三暮四”的原始出处，不过后来演变成了反复无常之意。养猴子的人给猴子们的栗子的总量并没有改变，他只不过是顺着猴子的性子改变了一个说法，却使猴子转怒为喜。在庄子看来，有是非观念的人自以为很聪明，其实却像猴子一样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