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小大之辩与逍遥

人有贤愚之分，物有大小之别，这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常识。不过对于大与小，人们往往着眼于事物的形体，而庄子则从事物形体的大小入手，阐发了一个关于境界大小的人生哲理。

《逍遥游》载，北海里面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很大很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鲲化而成鸟，它的名字叫鹏。鹏的背也很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鹏奋起而飞，它的翅膀像遮天的乌云。这只大鹏鸟，在暴风刮起、大海摇动的时候就要迁往南海了。南海，就是天然的大池。当大鹏迁往南海的时候，激起的水花有三千里，翅膀卷起旋风而直上九万里的高空，一旦飞去要用六个月的时间才栖止下来。

这个寓言故事，我们可以称之为“鲲化鹏飞”。从中可知，大鹏不但形体庞大，而且飞得高、飞得远、飞得久。在它飞起的时候，有风吹海动，有翼拍海水，有旋风卷起，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惊天动地。那么，大鹏为什么要飞上九万里的高空而后才飞往南海呢？庄子以水为例说，如果水积的不深，那么它就没有负载大船的力量。比如，把一杯水倒在堂前低洼处，一根小草会像船一样漂浮在上面，但放上一个杯子就不行了，它就会沉到底被粘住了，这是因为水太浅而杯太大的缘故。同样道理，如果风的强度不够，它就没有力量承负巨大的翅膀。所以当大鹏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后，风就在它的下面了，这样它才可以凭借风力，背负着青天而没有任何阻碍，然后飞向南海。

庄子塑造的这个大鹏的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深蓄厚养、超越世俗的形象，一个逍遥的形象，也可以视为一个大器之才。但就是这样一个大器之才，却有人嘲笑它。蝉和小鸟讥笑大鹏说：“我奋力而飞，往榆树、枋树上去贴靠，有时还飞不到而掉到地上，它怎么能飞到九万里的高空而去南海呢？”泽中的小雀则讥笑说：“它怎么能飞到呢？我腾跃而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草丛中飞来飞去，这也就是飞跃的极点了，而它将怎么飞到呢？”

庄子把小鸟、小雀等嘲笑大鹏的原因归结为“小大之辩”，即小与大的区别。显而易见，庄子所关注的小与大，并不是指形体意义上的，而是指境界意义上的。他的意思是说，小器之人与大器之人的人生境界是有区别的，或者说小器之人往往固步自封、以己度人，以致永远不能理解大器之人。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庄子又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到近郊去的人，只带一日三餐的粮食就够了，当天返回来肚子还饱饱的；到一百里远的地方去，三餐的粮食就不够了，还要准备一宿的粮食；到一千里远的地方去，就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了。试想，到近郊去的人怎么会理解离家千里的人准备粮食的做法呢？他又说，朝生暮死的虫子不会知道什么是一个月的时间，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不会知道什么是一年的时间。既然如此，它们又怎么能理解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以五百年为一个秋季的长寿的灵龟呢？灵龟固然长寿，但它又怎么能理解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以八千年为一个秋季的长寿的大椿树呢？同样，那些才智仅仅能够胜任一官之职，行为仅仅能够合乎一乡之俗，德行仅仅能够投合一国之君而取信于一国之民的人，他们又怎么能理解受到全天下的人的夸赞也不因此而奋勉，受到全天下的人的非议也不因此而沮丧的宋荣子呢？(www.xing528.com)

庄子的“小大之辩”是为阐发“逍遥”服务的。他的本意是想告诉人们，小境界与大境界是有区别的，要想实现逍遥的人生必须通过精神修养抛弃“小我”，培养“大我”，实现人生境界的超越。亦即，逍遥的人生须建立在“大心”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大心”方可逍遥。正如清代林云铭《庄子因》所言，“《逍遥游》言人心多狃于小成，而贵于大”（《庄子总论》）；“庄子言‘逍遥’……心期乎大”（《庄子杂说》）。反之，如果没有一个开放、通达的心灵境界，“心小”而不能脱俗，逍遥是不可能实现的。

谈到“心”的大与小、境界的通与塞，很容易使人想起《庄子》中另一则“任公子钓鱼”的故事。《外物》载，有一位任公子，他钓鱼的做法非同寻常。他用的鱼钩是巨型的“大钩”，用的钓线是“巨缁”即粗大的黑色绳索，以五十头犍牛做鱼饵，然后蹲坐在会稽山上，把鱼钩投向东海，天天在那里钓鱼，可是整整一年也没有钓到鱼。忽然有一天，有一条大鱼吞饵上钩了，它牵拉着“大钩”，在海水中上下翻腾挣扎，激起的波浪像山一样高，海水震荡，声如鬼神，千里之内，人人惊恐。任公子把这条鱼钓上来之后，割下它的肉，制成鱼干，自浙江以东、苍梧山以北的人都吃这条鱼，所有人都吃的饱饱的。后世那些轻浮小才，喜好议论传言之人，对此事无不惊走相告。像对鲲鹏的刻画一样，“大”也是庄子刻画任公子钓鱼的最明显的特点。在这个故事中，“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任公子的钓鱼设备“大”。如鱼钩是“大钩”，钓线是“巨缁”，所用的鱼饵是“五十头牛”。其实，任公子的钓竿也是很长很大的，不然他怎么能蹲在会稽山上而把鱼钩投入东海呢？（二）任公子钓上来的鱼大。试想，鱼要是不大，它怎么能激起如山一样的波浪，波浪的声响怎么能如鬼神般震惊千里？鱼要是不大，鱼肉怎么能让不计其数的人饱食？（三）任公子的志气大。这一点不是太明显，但它恰恰是庄子这个故事的要害之处。试想，要是没有大志向，任公子怎么会制作出巨大的钓鱼设备，怎么会在无边的大海里钓鱼，又怎么能在整日钓鱼而一无所获的窘境中长期坚持？庄子之所以处处渲染任公子钓鱼的“大”，正是要揭示出只有大境界、大气魄，才会有大收获、大成就。由此，庄子又从反面指出，如果满足于使用短竿细绳垂钓，在小河小沟里守候着小鱼小虾，要想钓到大鱼是不可能的。钓鱼如此，人生也是如此。所以，庄子接着说，那些修饰小行，矜持言说，妄想以此猎取高名者，他们和那些通于至道、明哲大达之人的差距实在是太远了。一言以蔽之，庄子通过塑造任公子这个超越世俗的形象，仍然是要彰显一种超越世俗的人生大境界。

总之，庄子的“小大之辩”启示人们，人与人之间的器量、境界是有差异的。只有涵养大境界，人生才会实现升华而更有意义。当然，有时候越是境界高的人、越是时代的先行者却越可能不为众人所理解，甚至为“千夫所指”。此时，一定要甘于寂寞，矢志不移，要坚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正所谓“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其实，老子也曾有这个意思。《道德经》第二十章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里，老子所说的“众人”与“我”的差异，也可以理解为“小器”与“大器”的差异。意思是说，小器之人都是喜欢热闹、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大器之人应该在他们的喧嚣、无聊甚至是嘲笑、指责、敌对之中保持一份冷静、淡定、自信和坚忍，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不为所动，终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