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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慧:天津著名相声女演员的成就

时间:2023-1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母亲白玉萱在1948年的照片我是家中最小的妹妹,现在是天津名流相声艺术团相声演员,说相声的女演员很少吧,是不是。成为全国唯一的天天在台上说相声的女相声演员,出场次数最多,也是赚钱最少的相声演员。后来我加入到天津市名流相声艺术团,长期在名流茶馆表演节目。刘春慧因经常捐助困难学生而获得爱心妈妈的称号刘春慧在舞台上说相声四川汶川地震,我积极捐款,塘沽大爆炸我也亲自去慰问。

刘春慧:天津著名相声女演员的成就

母亲白玉萱在1948年的照片

我是家中最小的妹妹,现在是天津名流相声艺术团相声演员,说相声的女演员很少吧,是不是。1973年我在黄纬路小学上学,1978年进河北中学,我自小喜欢文艺表演,从1978年开始,我到河北区文化馆,参加业余话剧团,一起演话剧,话剧不景气了,就演小品,又参加影视演出,再后来跟他们学说相声,经常参加文艺演出。1983年我高中毕业,到天津市桂顺斋糕点厂当了一名工人。1993年,我下岗,离开了工厂自谋生路。我曾经在服装城当过播音员,在公司做过文员,卖过烧鸡,后来和姐姐一起经营烧烤店。

参加工作后,我经常参加市内的各种小品比赛汇演并多次获奖。1996年,天津市举办宜兴万达杯文艺大赛,我报名参加比赛,得了三等奖。

经相声表演艺术家于宝林的发掘,1998年开始跟于宝林先生学相声。终于进入了相声的大门,后来我加入到众友相声团,而烧烤店也一直在经营着。我要特别感谢三姐,原来她不支持我说相声,觉得我是女孩子,不适合说相声,有点不务正业。我们经常为此吵架,后来她慢慢理解支持我了。现在烧烤店里的事情都是我姐姐在打理,我只有在不忙的时候才过去帮忙。

我从1998年9月13日,正式不间断的在园子里说相声,一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成为全国唯一的天天在台上说相声的女相声演员,出场次数最多,也是赚钱最少的相声演员。我一边说相声,业余时间一边卖羊肉串,周围的人叫我“说相声的羊肉串西施”。2005年,父亲去世后,我不再卖羊肉串,而是开始专门说相声。后来我加入到天津市名流相声艺术团,长期在名流茶馆表演节目。

我永远也忘不了,自幼我家境贫寒,是靠着政府资助、周围邻居、学校老师、同学的帮助照顾才长大成人的。我的收入虽然不高,仍执着地回馈社会,做公益,基本上不存钱,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资助了近200个贫困孩子上学,得到了“甜妈妈”的称呼。一些社会团体组织的义演,我都是随叫随到。我曾经获得各种奖牌、证书: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受到习总书记的接见、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天津道德模范、爱心使者,以及“慈善之星”、“爱心妈妈”等称号。以我为原型创作的电影《为你喝彩》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很多电视台采访我。

刘春慧因经常捐助困难学生而获得爱心妈妈的称号(图片来自网络)

刘春慧在舞台上说相声(图片来自网络)

四川汶川地震,我积极捐款,塘沽大爆炸我也亲自去慰问。说到做公益,我三姐刘春平总是帮我,说资助孩子钱不够,我给你添,吃饭没钱我管你饭,这是我们感恩回馈社会的情怀。上小学时学费交不起,老师经常给铅笔头,给点纸,给二两粮票。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我在黄纬路小学上学时,我是班长,班费三块多钱在我这放着,我们家这么困难,也没动过这班费。班主任焦老师,让我去地纬路百货商店买军棋,钱却让小偷给偷了。哎呀,当时我那个无助啊,怎么办呢,老师拿出钱给垫上了。我回家跟我妈说,我妈让我告诉老师说,等到咱家3号发工资再还上吧,到了3号就是不吃不喝,也要先还这三块多钱。等到给焦老师钱时,焦老师说什么也不要。家里穷啊,我就把这事记在心里了。我上了班,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就去找我的老师。以前老师住在大悲院旁边,是旧的木头楼房,现在是素食馆的位置,到那一问,说是搬到小海地去了。多少年了,我一直找焦老师就是没有找到。通过学校,派出所找,人家说你得说出具体名字。我小时候傻呀,谁知道问老师的名字,我在电视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这件事,也没有得到反馈。后来,我在助学的时候遇到一位黄纬路小学的老师,现在是靖江路小学的校长,告诉了我焦老师的名字,叫焦振琴。你看我说着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激动啊。我听了转天就去派出所了,警察说只要知道名字、住的位置就能找到。我说这个老师如果健在的话应该80岁左右,警察给找出来了,激动的我呀,一看照片就是焦老师。警察打电话过去一问,老师在去年就去世了。唉,这真是我一生的遗憾,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三块多钱,按现在来说一棵冰棍都买不着,可当时三块多钱可以是半个月的饭钱呀。父母经常教育我们,不能忘了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一定要知道感恩回报。所以,我的目标是生命不息,爱心不止,反馈社会。

我上班没几年就下岗,自己创业,酸甜苦辣咸,没有我们没吃到的,我姐刚流产后就出摊了,姐夫为了养家出去卖血。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刚有点饭吃又下岗,我们都赶上了。现在,我们姐几个浑身都是病,也得干。按我们回回来说,第一,多赚钱改善自己的生活,第二,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陈文

采访对象:陈文仲(1943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7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黄纬路军民里

过去住在高阳里的蹬三轮的多,不是专门拉胶皮的那种,什么都拉。1949年后,公私合营都归到三轮社了,在小关那的三轮三社。胡同里还有干电气焊的、打草绳的,做胶皮斗的,作坊就在家里,他们的后人还在这里住着。

我家很早就在高阳里16号住,那一片房子原来是一个姓赵的,那人年龄比我父亲小,我见过这个人,挺胖的,在一宫附近住,叫嘛名字想不起来了。高阳里过去是左右两面的院子,院内的房子都不大,一间是九平米左右,也是对面的房子。后来,在五几年南洋橡胶厂扩大,将胡同的一边给吃进去了,单号的一溜院子给拆了,只保留双号的院子。那不是荣子政扩建的,是公私合营以后的事。我那时看到,橡胶厂生产皮球、球胆,别的就没注意。

我父亲1949年前是在一家布铺里,站柜台卖东西,学徒学做买卖,以前很多店铺是前店后厂,后面院里有两台织布机,妇人、女孩子忙活织布,都是家大人、男孩子在前面支撑门面。那时候,布匹的销路比较好一些,大多数人还是重视吃和穿,富裕人家才讲究买红木家具,古董什么的。

我小时候,和几个小孩在胡同里玩,听说过新开河那边是枪毙人的刑场,好奇啊!想看看刑场是什么样的,就和几个小孩偷偷跑过去看看。那时黄纬路不通新开河,给封住了。从元纬路绕挺远的,那里是一座木桥,过了桥是刑场。如果去那边玩,回来要被大人打,跑那么远玩去,还得了。京津木桥走汽车,是通往小王庄唯一的桥,另外一座木桥是法政桥。1949年后京津木桥年久失修,改建成洋灰桥,不是很宽,现在是两边加宽了。

我上小学,是在旁边的高等工业学校的附属小学,工业学校的几个学生教我们。刚解放嘛,这附近大部分孩子,都是在那学校里上课,学校的校门是个四面钟建筑。等到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一毕业,我们这些孩子就迁到三区二小,也就是黄纬路小学。那时候,上学是义务教育,不收钱的。等到中学毕业时,工厂大批地招人,那时高中生,就了不起了,大学生少啊,上了中学就不简单了。

工业学校后来改为石油学校,最后改为河北中学。工业学校传达室的刘大爷以前就住在我们楼里,看传达室的过去叫唐衣,上课下课摇铃铛,就是学校的后勤工作。现在他的儿媳妇还住在这,也有八十多岁了。她孙女是天津那年春节晚会上唱戏的京剧童星刘小源。当年才三、四岁就在电视台上表演节目,挺出名的,刘小源是我们这里居民的骄傲,我们是看着她长大的,现在已经二十岁了吧,以后肯定成名角的,了不起啊。

以前橡胶四厂的车间后墙正对着我家的院,车间后墙上有一溜排风扇。有一个排风扇正对着我家的屋子,排风扇总是哇哇响,半夜也响,睡不着觉啊,我们就去找厂里。然后,厂方就隔一个拆一个。那时候的人只是知道噪音影响休息,不知道排出来的烟有没有毒啊。

大地震后,胡同里的老房子也不行了,我们这一片楼房是地震后最早重建的。房型虽然不是太好,地震后马上盖的嘛,却很结实。

现在我哥哥都没了,姐姐都九十多了,哥六个,现在我老兄弟也70岁了。我跟荣子政的大儿子荣大成是同学,他弟弟跟印尼华侨结婚,后来跟着一起走了,是去境外了。那还是在文革时期,荣子政还在挨斗,荣大成的弟弟跟媳妇走了。

1949年前开杂货铺的金老五的儿媳妇也八十多岁了,就在前面住,你可以采访一下她,是这里的老住户了,再不去就该记不住以前的事了。她儿子给她买了一个小提示器,走出多少米范围就响,只在楼下小花园转悠,怕走丢了,都这么大年龄了。

说相声的马志存以前住在这后面的敏智巷,唱京剧刘小源的爷爷家过去也住在敏智巷。

我以前是在机械厂干翻砂的,铁粉的粉尘污染,造成矽肺,现在我住在疗养院定期疗养治疗,一会儿就得回去,有什么要问的回头再找我。

姜凤翔

采访对象:姜凤翔(1933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7日(星期一)

采访地点:黄纬路军民里楼下

我今年85岁了,身体还硬朗,我家族中都是非常长寿的。我是小时候随父母从老家北郊刘怀庄子来到谦德庄益寿里。闹日本时期,闹大水那阵子,从益寿里搬到黄纬路仁田西里,什么时候搬过来的记不住了,那时候还小,住在这我大约才8岁左右吧,天津解放时我才18岁。我爹是在鸟市卖烟的,批发烟。

我在秀山小学上的小学,就在马路对面位置,现在是二幼。我从小是继母带着,她不让我上学,我奶奶非让我上学,我挪到三区二小继续上学,就是马公祠里面的学校,才上了二年就不上。到了16岁,我就学徒去了,为嘛学徒呢?是因为一件事,曹锟花园那时候还随便让我们小孩进去玩,我在那里救了一个人,他父亲姓徐,他给我找的事由在三条石,做台灯、电闸。天津解放那年,一响大炮我就回来了。没活干,就去蹬三轮,蹬了六年三轮,一看没有什么出息,把三轮卖了,报失业,街道给我分了一个工作,在天纬路一个单位。因为那里地方小,就挪到北郊的粮食局的粮库,就是普济河道粮库,那里存的粮食特别多,我一直干到退休。

你问我救人的事,嗨,那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子,经常到曹锟花园玩,花园湖水特别多,有个破船,我们划船玩,上的人多要翻个了,那姓徐的小孩掉水里去了,差点没淹死,我就给救上来了。回来他爹给我买点心到我家看我来,我奶奶说咱别要礼物,给人家送回去。他父亲说,好吧,你不收礼物,我给你找个工作。于是,我就在三条石堂子胡同那个工厂学徒,厂子的名字叫三聚成。

曹锟花园那时候大了去了,我们小孩经常去那里玩,都是小孩,人家不管。以后啊,日本人来了,占了花园改作陆军后方医院,就不让进去了。以前曹锟花园大门在宇纬路,1949年以后大门改到黄纬路上的。

日本人在曹家花园建陆军后方医院,把黄纬路从五马路口,用木头板墙给截死了,后来改成砖墙,墙头上是电网。再去新开河边,要从元纬路绕着走,到河边右拐到摆渡口,以前那还没有桥呢。过了摆渡前面就到了小王庄,再过铁道那边是刑场,枪毙人的地方。1949年后,枪毙于鹏飞,于鹏飞在黄纬路东兴里住,是地痞恶霸。当捉他的时候,他在房上一看跑不了了,四外都架满枪,他就自己跳下来了,说我跟你们走。枪毙他那天,穿着一身白,留着大背头,押到刑场。他说,别架着我,我自己下去,他就自己从刑车上跳下来。然后跪在那了,真是一条汉子。

有一次,五马路的日本油库着火了,火特别大,我们看了大半夜,还发生爆炸,响了一下。因为我家离那特别近,听着声音特别大,我家的房子都震动起来,快天亮了大火才扑灭。

经常看到日本兵打人,那时吃的是三合面,难吃啊。在五马路日本陆军医院外面,我们去买日本饭,是人家食堂剩下的饭,那就算改善伙食了。1949年以后才把围墙拆的,黄纬路又畅通了。

曹家花园旧照

对面马公祠胡同里有日本人盖的洋楼,住着不少日本人,日本投降后,改成了马公祠派出所。胡同里面有一个院,也是日本人住着的,住在这一带的日本人特别多。仁田西里胡同口,有一家门脸房是做醋的,醋还没做,日本人就给占了,日本人住了进去,谁敢惹他们呀。

马公祠前门在黄纬路,后门通到宇纬路,我小时候偷着进去过,两个大殿,院里有大石碑,是王八驮的石碑,后来政府来人给拉走了。我小时候淘气,放了学就去玩呗,我的同学陈家琪的兄弟陈家友跟我同岁,他们家就在马公祠里面小房子住,我就说,让我跟你进去看看,他就说别去了,看祠堂的黄老头看见你不愿意,把打你出去。我就偷偷进去,那大院里没人,后殿慎的慌。那里的房子都是高台阶,磨砖对缝的房子,气派而且结实。

仁田西里旁边的杂货铺是金老五开的,公私合营时没有合进去,一直是自己干的,后来改成副食店,附近的居民都是在这里买东西。

金兰

采访对象:于金兰(1934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13日(星期日)

采访地点:黄纬路军民里家中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好些事情记不清楚了,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我家是1963年搬到黄纬路临街、仁田西里附近的,以前住在五马路,我是在五一年结婚,在这附近的第八塑料厂上班,六二年下来了。我婆家在1949年前是做酱油、醋的作坊,1949年后公私合营了,归到调料厂。所以,我老头子在调料公司工作。

我搬到这里,就在仁田西里居委会当主任,一直干到退休,干了几十年了,对这一大片居民区的情况,我都特别清楚。只是岁月不饶人啊,好些事记忆模糊了。

我就讲讲我们这片居委会早年的事情,先说1958年大跃进时,我带领群众烧砖建房,砖窑在五马路河北中学的后面,那有一个大院,那时候是吃大锅饭,居委会在仁田西里建了食堂。1960年到1962年,三年度荒,就是粮食不够吃的,盼着25号借粮啊。然后1963年到1965年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右派。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街道居委会领着人组织赤卫队,开批斗会,斗人的时候,我们是给维持秩序,我们街道有一个主任,叫崔秀兰,我们都是一块的,挨批斗了,戴着高帽子,整的够呛。

六七年开始上山下乡运动,街道居委会开始动员下乡,家家去做工作,做了好几年,挨骂呀。我家四个孩子,七七年我家有个孩子下乡走了,是最后一拨。

墙上挂着的镜框,于金兰过八十大寿合影

文革后期,计划生育开始了,先消灭小三,不让要,有怀小三的我们去动员流产,领着孕妇去医院做流产。后来提倡只生一胎,住五栋的一户人家,两口子是哑巴,怀上了二胎。我们去动员,却怎么动员也不听,就是不去医院做流产,我们街道也没有办法,就报区里了,区里下来指示,说要照顾双残的,两口子都是哑巴,就没强迫她,让她把小孩留下了。

后来,街道在仁田西里开小工厂,给大中华橡胶厂做鞋,就把仁田西里的一条胡同给堵死了。

我什么都干过,赤脚医生,建立卫生站,我是站长,给人打针,头痛感冒的给人看看。治头痛感冒的药,卫生站都准备。仁田西里居委会又建起了群防站,打针卖药,打针不要钱,药是得花钱的,小病小灾的我们就能治。对呀,我也给病人打针。

同仁里我不是太熟,也归我们管,从四马路进去,胡同里住的都是有名的人物,为嘛叫同仁里,就是人家那些人呐,同仁盖的房子,历史很早了。胡同里住着华侨,还住着一家日本老夫妇,早死了,六几年就死了,那里是个大院,院里都是大瓦房。临四马路的大院,那院里有两层的楼房,胡同里的幼儿园是六八年建起来的,在胡同中的一个院子里。胡同外面门脸房是金老五开的副食店,旁边是粮店。再往前走是橡胶四厂,以前他们厂长我都认识,现在也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不是做产品的,是做橡胶原料的。最早的厂长是荣子政,文革时挨斗了。对了,荣子政曾经当过河北区副区长。

六八年,仁田西里和黄道里居委会合并,变成一个居委会了,两处都归我管。六九年换届,选人民代表,选的我当人民代表。到了七〇年,根据区里的意见,两个居民区又分开了。

我们那时候搞街道工作,跟现在可不一样。下雨阴天,跟几位代表见见面,开个会,串串门,做卫生,扫扫死角。那时候,还没有铺边道,就去拔拔草。平时我们可闲不住,居民家里打架了,半夜十二点砸门来叫,我就得起来给做调解工作去。五点、六点打架的,叫你来了,你得解决到半夜十二点。那时候还没钱呢,以后才有的钱嘛,都是无私奉献。

到了年节,慰问军烈属、孤老户,街道都要管的,到时候去看看,帮着洗洗涮涮,擦擦地。孤老户那时候没有送养老院的,都是街道居民管。

你看我这墙上贴着的照片,这是我八十岁过生日,孩子们都来给我过生日,二十多口人了,四世同堂啊,你看多热闹,我天天看着照片就高兴。

陈瑞东

采访对象:陈瑞东(1931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1日(星期四)

采访地点:黄纬路军民里

我刚从老家武清回来,天凉了孩子们不放心,让我回来过冬。我平时喜欢在农村待着,退休我就回农村了,远离闹市心有静,淡泊名利一身轻,哈哈。长寿跟人的生活有规律和情绪大有关系,我今年86岁,按阴历虚两岁,就是米寿了。

1949年前后,这一带小工厂小作坊不少,最大的是南洋橡胶厂,第二就属我家的恒丰机械厂了。

我家以前一直住在仁田西里7号,是一套大四合院,北房五间,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在我家对面的四个四合院特别大,房屋也讲究,其余的院子都是小的了。现在我家住的楼房的位置,就是以前的仁田西里胡同的位置。

你问我家1949年前开的机械厂呀,是在日本投降后的这两年开的,准确说是1946年,是我父亲开始筹备恒丰机械厂,一直干到公私合营,干了整整十年。原来恒丰机械厂的厂址在仁田西里7号,厂子的房子不够用,又占了6号院。说起这6号院,听家里老人讲,以前是美国人崔伯住在这个院里,他跟中国女孩子结婚住这,还在这个院里办外语学校。这两个院子都挺大的,后来,厂子又发展了,需要大一些的车间,就迁到黄纬路对面四马路,就是现在的二幼的院里,是用130匹布换的厂院,这是恒丰机械厂的老底。

我是1950年从武清老家来的,在恒丰机械厂里跟我父亲学徒,学机械模型,这种技术人才不多。学好这个技术,以后就可以凭本事吃饭。

我父亲早先在三条石三益成机械厂工作,是工头,负责机械设计、绘图,姚叔是钳工,马三叔是车工,黄二叔是账房的会计。掌柜的视这四个人为厂里的台柱子,人家资本家会用人啊。后来,看出来了这四个人要另起炉灶,烦一个人从中说说,如果你们要是嫌工资少,我给你们提高工资,再不行的话,给你们股份,到年底分红。这四个人一看消息透漏了,就说实话了,我们四个人就是想出去单干,另起炉灶。这时是在1946年底,在外面把厂房子都准备好了,几个人保密,没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其实,哪有不透风的墙呢。

等四个人走了没有一年,三益成机械厂就完了。俗话说人杰地才灵了,能人都走了,那厂子也就垮了。父亲与那三个人从三益成出来后,在黄纬路仁田西里七号创立恒丰机械厂。创业也不容易啊,购置机械设备,招募工人,推销产品,都是一样一样地来,慢慢就走上正轨了。

四马路北边有一个裕大电线厂,我们厂给电线厂做全套设备,从拔丝一直到编织,最后到成品,整套设备都是我父亲设计的。到了1949年以后,给军工做过一次产品,又给铁路部门做铁道用的紧固件,抗美援朝时,给战地制作小推车。后来还生产捻稻子的磕皮机,当时是比较先进了,一台机器能捻一万多斤稻米,是最早的农业机械化。所以,就打开销路了,种稻子的地方都来我们厂买机器。要是搁到现在,可以申请专利了。

就这样,一直干到公私合营时为止。合营的时候,交的图纸就有两大箱子,说这些技术图纸都是商业机密,嘛机密呀,都上交就完了。以前,厂子还做机制煤球机,以前做煤球都是手摇,这机器就是压煤球,提高效率嘛。反正恒丰机械厂生产的机器,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

前边的裕祥机械厂有几台机器设备,规模没法跟我们恒丰机械厂比,我们厂有三十几台设备,车钳刨铣的机器都有,规模不小,徒工就十几个,设备有的都是自己装的,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当然不能跟现在的机器设备比了。

我从小是在老家读私塾,记得那时候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我们在私塾里学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上论语、下论语、中庸、大学。都是老的传统文化,学这些打的基础特别牢,到了现在还有印象。你看朱子治家格言,一个家庭怎么管理,怎么操持家务,黎明即起,打扫厅厨,关闭门户,必亲自检点,防盗得提高警惕,亲自看看到底插没插门。

我们那时学论语,老师高兴给你讲两段,不高兴不给你讲,让你自己读,自己悟去。上学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先学会做人再学做事。小学应该必读的弟子规,守孝悌、忠义信。

上次我去大悲院看到一本弟子规,有的地方给改了,对小孩如果灌输这样的规矩,对孩子成长大有好处,影响一生啊。后来我又上了三年学,就到我父亲厂里学徒了。

我特别喜欢咱们天津的大鼓、单弦这些曲艺,文学性特强。每一段都有教育人的意义,有的教人怎么对长辈的孝敬,比如风雨归舟,写的真好。咱们的汉学博大精深,我特别喜欢看四大名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真好,其中写的王熙凤,十四个字儿: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几句要是翻译英文就麻烦了,哈哈。

在老家自己一个院,我也没有种地,地也有,一个人就不干了,现在那里发展的也更城镇化了。早市、夜市卖什么的多有,热闹。跟1949年后我刚出来的时候不一样,变化太大了。

公私合营以后,我就到河东那边机械厂上班了。我父亲因为是资本家,出身不好,我没少受冲击。单位总是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坐一块堆儿,告诉说跟家庭划清界限。让我发言,我就说怎么划清界限呢,我也不能不承认他不是我父亲。好么,这一句话惹祸了,挨批斗,后来才给平反的。

退休前我是八极工,工资是一百多块钱,正八级是一百一十八块钱,还有副八级。我退休一个月又把我叫回去了,开始杨柳青一个厂子让我去,给六百块钱工资,一礼拜回家一趟,车接车送,都说好了,过了年就去上班。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过年的时候,我们厂的人给我拜年,说领导让我回去工作。虽然只给三百块钱,我还是回去了,对自己的企业有感情嘛。就是说你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对技术就要专研,你有技术,人家就离不开你。

黄纬路小商业街,根据姜德成提供的草图绘制

三马路东兴里商铺情况图

孔祥荣

采访对象:孔祥荣(1941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2月7日(星期三)

采访地点:黄纬路军民里楼下

我家以前住在东兴里老胡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的,都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的生活,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很平常。

我结婚就到东兴里24号住了,十八、九岁嫁到这里来的。婆婆家1949年前就住在这了。家里老人干嘛的?有砸核桃的,串糖堆的。公公在菜店上班,婆婆是家庭妇女,不是告诉你了嘛,在家砸核桃的,就是去街道领来核桃,拿榔头砸,核桃仁还不能砸碎了,砸完了,把核桃仁和核桃皮送回去,过秤,领走多少斤,送回来就是多少斤。那时候的人都规规矩矩,一点不敢偷吃,也没有做手脚的。核桃砸了好多年,有时候还砸松子。那时候,大量的核桃仁做罐头出口,也不知道出口到哪个国家去。

我家住的院,出胡同口就到宇纬路了,这里的院子都不大,细长条,五、六家一个院,房屋大多都是十二平米左右。现在住的军民里楼房盖的结实,刚地震后盖的,起码能抗大地震,住着踏实。

我是四一年生人,娘家在西头住,就在西关西的习艺所对过,强子河北边。那临近御河,水好喝,最早喝的是那河里的水,甜呀。天津解放时我才九岁,按现在来说,七、八岁就该上学了,可那时候没钱,上不起学,一个女孩子,家里更不让上学了。

要说老东兴里有什么历史,听婆婆讲过,在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东兴里曾经搞过幸福大院,街道办让把胡同里所有的院子大门都拆了,档胡同口,把几个胡同口堵死,只留中间的胡同出入,建茅房,建食堂,本来挺格局的胡同,变成大杂院了。不过,都没长了,又得恢复。把每家大门都给拆了,还得给人家安装上去,这是嘛事儿呀。

要说东兴里干净,确实干净,胡同里的地,铺着青砖。下雨天也没见过积水,没趟过水什么的,可能是地势高呗,别处可不行,下雨积水是常事。

我家住的是公产房,现在住的楼房也是公产房,以前胡同里有很多私产房,过去房子便宜,一袋面的价。可那时候,一袋面咱也买不起。我以前在光荣酱油厂工作,传统工艺,都是粮食做的,是用黄豆、豆饼发酵制作的,醋是拿米制作的。是呀,质量不错,现在还在卖这个牌子。

以前住在胡同的时候,买东西还是挺方便的。我家出胡同口右边就是粮店,副食店在三马路。就是买什么都要凭本,要票证,买粮食要凭粮本,买副食品要凭副食本。以前粮食定量哪够吃的呢,到了25号借粮,就是预支下个月的定量。10月份开始到副食店买山芋,也是凭粮本去买,一次买了很多,存放在床铺底下。到了冬天,屋里点上炉子,把山芋放在炉子边,烤山芋吃,特别甜。

11月份开始买大白菜,家家都是大量储存大白菜,一次买一百斤,借邻居家的小轱辘平板车,用自行车拉要拉好几趟。吃的时候要先批帮子,放在院里的小屋里,经常冻坏了。现在多好,现吃现买。

那时候兴置几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买自行车、缝纫机需要票证,没关系没路子是很难买到的。那是七几年的事了,我们院有一家,一直想买缝纫机,学不来票着急。说是在马路边,遇到一个女人问买缝纫机吗,有缝纫机票证可卖。他心里一动,家里正需要一台缝纫机呢,就问买缝纫机票需要多少钱,说是十二块钱。那时候,工资才三十多元,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下这张缝纫机票。那卖票证的女人走后,还是一步一回头,怕有人抓她呢,哈哈。人家有路子学来缝纫机票也能卖钱,新鲜事吧。那家人有了买缝纫机的票证,就到指定卖缝纫机的商店,把牡丹牌缝纫机买回来了。那年月,很多都是自家裁剪做衣服。而且,经常需要缝缝补补的,有了缝纫机确实方便呀,这是女人的梦想。(www.xing528.com)

文革后期穿鸡腿裤还是不允许的,如果小青年穿着走在马路上,民兵之类戴红袖章的人见到了,就当场捉住拿剪子将裤腿剪开,那个穿鸡腿裤的小伙子垂头丧气地低着头走了。八几年时候开始时髦起来,年轻人更是追求时尚,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录音机放磁带,听邓丽君歌曲,也成马路上的一景了,为嘛?显摆呗,哈哈。

贾重刚

采访对象:贾重刚(1948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5月3日(星期三)

采访地点:黄纬路军民里

我住的楼房临元纬路,你看我窗户外边就是大悲院的后墙,天天有烧香的烟飘进来,呛的慌。

现在我还记得特别清楚过去这一带的状况,黄纬路那边是东兴里,四马路对面是黄道里,咱这边是仁田西里。对面是马公祠胡同和福厚里,那一溜门脸最多了,粮店、羊肉铺、裁缝店、洗衣店、大肉铺,挨着福厚里。然后又是门脸,小人书铺、一个大院,挨着一个小工厂,然后就是黄纬路小学,这小学过去是马公祠,利用旧祠堂办的小学。马玉昆,又叫马三元,是安徽蒙城人,李鸿章的部下嘛,都是淮军,八国联军来了,马玉昆抵抗一阵子,然后到了北京,护送慈禧太后到了西安,这老爷子不简单。

我在马公祠里上小学的时候,旧祠堂的左右两个配殿还有呢。进了大门左右都带走廊,通到两边配殿檐下,比较讲究的。后来盖起教室了,学校进去是大操场。你问迎面的正殿?在我入学的时候就没看见过,只剩下大殿的台基没给平了,当领操的高台,有原来的石头台阶走上去。两边的配殿也挺大的,特别高,都是大坡顶,在我上学的时候改成办公室、教研室、校长室。后来拆了,在操场中间盖了三层的教学楼,现在改成二幼了。

后来在正殿遗址后面盖了一溜教室,教室后边有过道,又盖了三间教室。再后来学校建教学楼,我们学生跟着运土,老师拉着车,我们跟着推。废土倒哪去?倒恒源那边的一个大坑里。就是后来盖鸿顺里的地界儿,我去那逮蜻蜓,看那大坑脏极了,坑里都是黄汤子。

操场上原来的石碑给挪到左边去了,那时候还不懂保护文物,建了围墙,把石碑给封进夹过道里了。夹道通到煤场,是姜家开的,老姜是河北定兴人,在天津开煤场的保准是定兴人。煤场在小学校门口把边,还有小人书铺院,小人书铺是小孩的称呼,这个院也是好多人家了。

从黄纬路到海河边,净是祠堂,聂公祠呀、张公祠呀、李公祠呀、曾公祠呀,咱们三十三中学过去不就是李鸿章祠堂嘛,为嘛沿着海河叫李公祠大街,原来的位置就在轻纺城,对过是大悲院。李公祠拆了挺可惜的,有个亭子挪到北宁公园湖心岛上了。如果不动它,保留下来是一个旅游景点。主要的是看看那历史建筑的意思,碑文记录的历史,碑是袁世凯给立的,因为袁世凯是李鸿章的学生。

马公祠胡同在马公祠侧面,胡同从黄纬路进去,快到宇纬路胡同就拐到五马路,拐弯的地方有个大影壁,后面是一个大院,不是一般人住的。

我爱人家以前住的院,是黄纬路57号大院,你如果能查查原来是谁住的才好了。院的位置在仁田西里左边,拱形的大门楼,跟前边的李纯公馆的门楼的样子差不多。门楼上大石头雕刻的特别精细,院子大门上有小门,平时进出人走小门,进车才开大门呢。院里是木头建的二层楼房,迎面是木头楼梯。那院有历史背景,过去住的反正不是一般人家,院门口还有传达室、电话。屋里都是护墙板,木地板,门都是横拉的,是日本造的日式的,是日本人曾经住的。1949年前住着国民党一个军官,跑台湾去了,我岳父是老八路,进城干部,就搬进去住,院里住的都是局级干部。开始是解放军后勤部接过来的,后来是皮革公司管这个院,搬进来的都是这个系统的人。

黄纬路这边大一点的胡同是仁田西里和东兴里,仁田西里的特点是四通八达,东兴里也是这样,但是,东兴里比较大,它是三横三竖,三马路三条胡同通四马路,黄纬路三条胡同通宇纬路。

要问我家什么时候搬到这来的?那可早啦。我父亲从农村来天津学徒,在三条石。那时候,从农村来天津的,只能奔三条石学徒,要不你干嘛去,学徒三年,出师后在仁田西里的一个机器厂干,这家姓曹,就住在仁田西里。后来我父亲结婚了,掌柜的没了,就开始自己干。1949年以后,说是保护民族工业,老家来的亲戚投奔来的,就跟着一起干,人一多了,就干了一个小厂子。没想到,没过几年就公私合营了,我父亲被合到机床电机厂上班,开始还不错,人家说你当个副厂长吧。后来,一看形式不对了,慢慢地就干车间主任吧,再不行就当小组长吧。

我家的历史比较简单。老家也不远,在南郊。我父亲有时候回忆起来这么多年的历史,从农村来学徒到自己开小机器厂,感觉自己太顺了,后来一合营就不行了。我家一共八口人,就住在原来小机器厂的门脸房里,是前后间,人口多呀。

我们家里人也没有参过军的,也没有当过什么官的。我弟弟上山下乡走了,我母亲就带着他们回老家了。然后,在七五年又选调回来了,来回折腾。七六年地震,平房拆了,盖起了楼房,军民团结抗震胜天,四大居民区。我家回迁到军民里,一直住到现在,是这么个全过程。

贾重钢的母亲与大妹妹在1960年的合影,这是贾家找到的唯一老照片

平房改成楼房,河北区可能是最早的了,而且是还迁。建楼房的时候,这四片居民基本都是住在北站体育场,铁路工程运输学校。军民里和团结里楼房都是二建盖的,抗震里楼房是六建盖的,二建干不过来了,把六建调过来的。我跟你说,为嘛咱这楼房质量好一点呢?因为当时国家物资比较奇缺,你想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就不行了,据说这洋灰都是国防军用的,盖楼房没有水泥,就从部队调来的。

你画的胡同复原图画的不错,准准准!黄道里、四知里、四勿里,南洋橡胶厂的老板荣子政就住在新元善里头一个门,正对着橡胶厂。这胡同里还住着林大夫,院子也不小。

四马路口是中医大夫潘一先的诊所,我记得特别清楚,牌匾上写的是“中医师潘一先”,他家自己住一个院,自己有药房。他死后,他闺女也是大夫给病人看病,叫潘双辰,也是中医,他爹传下来的呗。

同仁里胡同比较清静,住着印尼华侨,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印尼反华嘛,咱们用船把他们接回来了,安置在这里,胡同的厕所是后来改的。高阳里就是在橡胶四厂后边的胡同,现在位置没变。胡同口是兴业电器,一直通到元纬路。

橡胶四厂,我们小时候那厂子叫南洋橡胶厂,地震以前是平房式的厂房,厂里是一个大院,厂门是对开的方门,两边是围墙,迎面的车间后来虽然盖楼了,还是原来的车间位置没变,它的面积在那了。好在哪呢,这个厂子到现在没拆迁,基本保持它的原面积。他厂子是做嘛的?我看见过,厂里边是做自行车内胎的。它厂里大锅炉的炉灰都在门口堆着,原料也堆着,特别乱。它的厂房挺高,只有一层,厂房的窗户挺特别,下边是细长的大窗户,上边还有一个小点的窗户,一个挨着一个,不是那么近,中间有个车间门进出。我们从车间后面的胡同走,总是听到里面噼里啪啦的声音。

荣子政住新元善里的那大院里,特别讲究,院里还种着大树,搞运动把他们一家子赶到元和里一间房子去了,原来的大院分给别人住了。后来,地震又住临建,荣子政就死在临建了,再回来就给分到团结里。我跟你说,荣子政在公私合营以后,当过一段河北区的副区长。他老伴是河北区妇联的副主任,这是刚一开始呀,后来就下来了。

你做的是挺重要的事,还原历史又接地气,非常有意义,辛苦啊,一般人很少做这个。

田爱明

采访对象:田爱明(1957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

采访地点:黄纬路军民里楼下

我家以前住在敏智巷四条胡同,敏智巷一共是五条胡同,相声演员马志存就住在我们胡同里,胡同左右一共四个院,马志存住右边第一个院,他教好些徒弟了,他闺女跟我是同学,叫马素琴。最早他家在窑洼住,开马记包子铺的嘛。

自我爷爷那会儿就在这住,还没有解放就住这。我父亲是民警,新开河派出所的,还没解放就干,后来转业到房管局了。我爷爷以前在元纬路开木厂,卖木料。我家在洪顺里还有房子,文化大革命给没收了。听我父亲讲,日本时期,我爷爷跟日本人有什么矛盾,给逮进去了,我家里就找到一个姓王的,叫王三爷,老人都知道,他给我爷爷弄出来了。

我父亲也是笔杆子,字儿写的倍儿棒,是高中文化,没文化能去派出所吗。那时候填出身,工人,职员,讲究成分,我家定的职员。

我是五七年二月生人,我小学是在黄纬路小学,过去是马公祠。你问还有没有大殿?没有了,我上学的时候,已经盖好三层教学楼了。这几年改成幼儿园了嘛。还是那个楼,多少年了,过去的人干活好啊,楼房结实。

我家六个孩子,都没有赶上下乡,我是七四届,销完户口了,趴,地震了。那时可走可不走的,就分配到建筑行业。地完震,我们都在五马路搭临建棚,解放军都来了,上房揭瓦了,没黑没白地干活。没菜吃呀,过一辆拉菜的马车,呼的一下,大伙儿全给抢着买光了。

田爱明21岁时照片

自来水要去五条胡同挑去,我家几个孩子轮流挑,住五条胡同的老沈家也是大户人家,一个院里都姓沈。胡同对过就是河北中学,一直没变!旁边是保密厂,过去就有,小时候跑那去玩,内里头没有本市人,都是外地的,南方人,上海人特别多,说话听不懂,嘀嘀噜噜的。厂子一个大门,两边是小门,到了年节的挂着彩灯,特别热闹。厂里书记的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姓张,那阵儿,他把林彪倒霉的消息告诉了我,我说别瞎说,他说没事,是我爸告诉我的,还没公布了。回家跟我爸一说,我爸给我一个大脖溜!可别瞎说,给家里惹祸。没过多少日子就公布了,林彪投敌叛国。

那时候,将红宝书都是放在书桌右上角,该上课了,一个同学给碰掉了,后边一个同学一跑踩上了。好么,倒霉吧!到现在还是神经病没治好。过去就住在二条胡同,姓雷,比我大一届。我们同学姓罗,她妈妈在黄纬路口那挨批斗,戴着大尖帽子,踩着两块砖,挂着一个牌子,嘴咬着一双鞋。那时候人太傻,也不敢说话。

我老家是武清县的,听我父亲说,最早是盐山县田家寨的,从我爷爷这辈儿就在天津了。

我家还有老画,是爷爷辈留下来的。文革的时候,写上十六条嘛,盖在上面才保留下来,红木框子镶的四幅画,地震那年我家住在六〇九,院里两家住,着火了,消防队也来喷水,那画愣没事儿。去年在电视台鉴宝节目鉴定过,说是真迹,是女画家,姓嘛忘了,两字儿,她爸爸就是有名的画家,画已经一百多年了,属于文物了,好好保存。

老照片没有了,以前有。这么多年搞运动呀,不知道哪去了,我小时候看过我家有老式相册,老照片,有的是光头戴礼帽,穿着大褂的先辈。

我妈的娘家是堤头的,一家人住在大院里,院里有大树,我姥爷在堤头有名,一提王二爷都知道,是捏环的,胳膊掉环了,找他一捏就好了。

金双路

采访对象:金双路(1956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6月19日(星期一)

采访地点:黄纬路军民里

提起四马路,我儿时的记忆就俩儿字,繁荣!从我家住的仁田西里出来,到四马路上,对过是磁电机厂,两侧有张家油铺,傅家大饼铺,金老五杂货铺,煤铺,鞋铺,水铺,南洋橡胶厂,内燃机厂,再过元纬路就是机床厂和东窑洼小学,大悲院。

我们金家原本是满族人,爱新觉罗就是金的意思,爱新是金,觉罗是族名。所以,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我们家的人就改姓金。现在有政策恢复民族嘛,我们爱新觉罗家族只是在老家的二爷家这一支,已经恢复民族成分。天津这一支没改,觉得也没嘛用,加之种种原因就没改。

从我爷爷这一代从河北徐水老家来到天津创业,二几年在四马路开了一家德兴恒杂货铺。你提德兴恒,大家可能不知道,你一提金老五杂货铺,这块没有不知道的。我爷爷叫金辅田,在家行五,大家就叫金老五。

在新大路东六经路把角,有我金家开的鸿记煤场,我家一共有三个商号,德兴恒、德兴厚、德兴顺,德兴厚杂货铺是开在三马路的马路把角,位置特别好,是个小二楼,是小日本木制的二层楼。后来,我爷爷把这个铺子给他外甥了。我家最有名的是鸿记煤场,就在新大路和东六经路的把角,这个地界儿也大。公私合营之后改成东六副食店,全国劳模张士珍在光复道副食店出名后,曾经在这当过经理。

鸿顺里小学毕业照,第一排左起第六人为金双路

老一辈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进货去,都是自己瞪着三轮去。卖的煤球,大部分都是自己摇的,所有人兢兢业业,赚了钱,赶着马车送回老家。那时候钱不值钱,一马车钱也顶不了现在的一千块钱,那时叫法国票嘛。为嘛赶着马车往老家送呢?是因为在老家要买地、圈地。那时候兴这个,跟现在人的思想不一样。有了钱就置房置地,我爷爷还给他外甥投资了一个染布厂。

老太爷让到天津发展的是大爷、三爷,和我爷爷,四爷去东北挖金子去了,到现在下落不明,不知道去哪了。后来把二爷留在老家,因为老家有地有产业,老太爷住在老家。我们家里的规矩特别大,谁干嘛都分的特别清楚,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家里还挂着当年爷爷创业的字号牌匾

金双路9岁时(左一)与同学合影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一大家子,吃饭都是在一起,我爷爷一家八口,我三爷一家,我姑姑,我老叔。每次吃饭都是这么多人,也不闹意见,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到了地震以后住楼房了,这才分开。

我下次把家谱给你拿来,上面写了我爷爷怎么从徐水来到天津的详细情况,这几个买卖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说过去人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发扬。你看墙上挂的是我家老字号的牌匾,是按原来华世奎写的匾复原的,是华世奎他侄子华泽淳九二年给写的,他侄子现在也作古了。我今年已是耳顺之年,也为我家写了一块匾。

家谱是我姑姑发起写的,我的两个弟弟整理的,姑姑她现在快八十岁了,身体挺好的,你有机会可以采访一下她,她有文化,是南大肄业生。地震的时候,她就是和平区工业局当办公室主任了,她是公务员,后来在二轻党校任办公室主任,直到退休。

▲金家的德兴恒杂货铺

▶金家的德兴恒杂货铺内景

一九六一年全家人合影,右一为五岁的金双路

我小学是在鸿顺里小学,现在同学聚会,同学还提起小时候去金五爷的铺子里买糖,现在还记得呢。我跟你说吧,为嘛我爷爷这么有名呢?我爷爷是属于爱帮助别人的人,附近的工人,年轻的小伙子干活累呀,他们一饿的时候,就到铺子里来了,不管是饽饽还是馒头就给他来一个,倒一碗咸菜,他总做这些事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些不良动机的人就想斗他,斗不起来,没人斗他,但房子是给压缩了。但是,触及到要批斗他的时候,红卫兵不去斗他,工人们也说,金五爷没有剥削过我们,对我们特别好。斗不了你,日后你就老老实实的,靠边一站,别说话就完了。后来,我们对那些不良动机的人也没有去怀恨在心,因为,这些人也是随着大潮流而动的。

我家三爷是吃喝玩乐一辈子,也没儿女,我四叔就过继给了他。公私合营的时候,三爷太老了,就回到新大路东六的房子那住,一直到死。煤场就是我四叔管着,前边是门脸,后边是住人的院。

我家杂货铺旁边的橡胶四厂,1949年前后叫南洋橡胶厂。厂子后面是高阳里,原来橡四旁边有一条小胡同通高阳里,胡同没有名字。这个厂子用草绳子特别多,厂子外边堆着都是草绳子,大块的橡胶啊。在四马路上,围着它的厂子都是堆着厂里的东西,马路对面堆煤、煤灰。

当时橡胶四厂里有个大烟筒,是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因为这一带工厂少,大烟筒特别特别的高,就在锅炉房旁边的位置。这里是一个天井,就是为大烟筒隔的一个小院,除了烟筒嘛都没有。因为橡胶生产主要靠热气,所以,锅炉房是厂里特别重要的。我家在仁田西里39号,从这数,数到最后一个院,住着一家姓户的,户宝明是我同学,他们家的后窗户,就是橡胶四厂锅炉房的天井。这个天井里黄鼠狼特别多,我们这些小孩们,就在那打黄鼠狼子,那时候还不懂了,还拿黄鼠狼皮毛做毛笔。锅炉房每天从这向外排热气,特别特别热啊,走道路过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

厅里的陈设

南洋橡胶厂1949年前后的老板是荣子政,他有亲戚是南洋华侨,在南洋有橡胶林。荣子政以前跟王光英有关系,他们都是那个时期的实业家,他在这一带是大户了。文革抄他家的时候,我亲眼看见的,那手表,用绳子拉他们的院两头,挂了一溜。光手表就这么多,就别说别的东西了。

我们这一带曾经住过的名人特别多,如周恩来邓颖超,都在这一带住过。大户人家也非常多,同仁里有一家,叫李升乔,东窑洼小学的房子过去是他们家的,在这一块挺有名的人。他们家九个孩子,搞运动他家也是重点户。

过去这附近的买卖家,在过年的时候都要互相拜访,有的见面拜年,有的用一个帖子,从门缝里塞进去就算拜年了。我爷爷每年这些家必须亲自去,特别讲究礼节。

我小时候七八岁有记忆了,好些老事,都是听老人说的,我就耐听这个,有这个爱好。好些事,不管过去多少年了,也要给人真实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写大悲院的时候,我给你提供一个资源,这件事肯定是天津市没有人干的,我收藏了一百二十张佛字,都是名人题写的。原来我想把这些佛字办一个展览,现在这个想法没有了,我觉得随着年龄,对所有的事物都看得淡了。我那时候在宗教局工作,九四年,政府把我派到大悲院素菜馆当经理。这些名人到素菜馆,吃饭喝茶,就是有这个缘分,我这个工作位置比较特殊,经常跟他们接触。等到将来有机会你写大悲院的时候,我会给你提供好的素材。

金淑珍

采访对象:金淑珍(1940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7月22日(星期六)

采访地点:南开区八里台

金淑珍在为笔者画图

我父亲叫金浦田,是在二九年从徐水县老家到天津来的,我爷爷叫金洛德,是1871年出生的,生了5男3女,我父亲是老五,大排行,有一个老姑英年早逝。

现在我们金家是三个民族,一个是满族,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按女真语翻译出来就是金的意思。清朝的时候,圈地,到了河北省了。实际祖上就是正黄旗,民国的时候,就改成金姓了,一直延续到现在。河北省在八六年,落实民族政策,恢复原来的民族。现在老家我二大爷那一支的二十多口子,恢复了满族。我们在天津市的这些人还是汉族了,我还去了一次民族委员会。人家给我解释说,咱们是直辖市,不执行那里的政策,那是根据当地县里的政策改的。另外,我有一个侄子,娶的是回民,娘家就在天穆住。所以说,我家现在是三个民族大家庭。

相册里保存的一张十中毕业照

我家这个四马路的杂货铺是怎么开的呢?我大爷叫金俊亭,这人为人正直,挺好的。他跟着我二大爷金洛佩,为了家庭生活吧,到了东北,挖金矿,也是给人干活嘛。赚来钱就送回家,特别顾家。老家就把这些钱置地,置房产。我爷爷叫我三大爷和我父亲带着钱,来到天津做生意,就到了河北区四马路的仁田西里旁边。那是在二九年,因为这一带的胡同刚建好,还没有杂货铺了,买生活用品不方便。就想到在这里开一家杂货铺,租了临街的两间门脸房,摆货架子。房后带一个胯间,是存货和伙计睡觉的地方。经营的商品也全,针头线脑的,连小孩的婴儿安都卖,主要是卖菜,嘛都有。居民有熬鱼的,拿只碗来买熬鱼的佐料,就给他盛酱豆腐、酱油,醋、老抽。所以,居民都愿意来我们杂货铺买东西。

在和平税务局工作时的合影,二排左一为二十二岁的金淑珍

铺子里的伙计姓刘,是从老家来的,这个伙计有点文化,就管记账一起跟着经营。那时候,都是用毛笔,竖着写的账本。我家的杂货铺供应周围的居民区,还供应几个工厂,有南洋橡胶厂和对过三益里的浦业铁工厂,这些厂食堂的大师傅,都在我们铺子买东西。先不给钱,记账,每月结一次账,关系搞的挺好的。这样,杂货铺逐渐地就发展起来了。

到了五六年公私合营,铺子都统一归副食店了,投入的资本,一年给四十多块钱股息。也算可以了,当时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几块钱。我父亲给合到酱菜厂去了,伙计就另谋职业,进广播器材厂了。

我大哥在东马路青年会学的会计,也没在外面找工作,就回到杂货铺记账。合营以后,就调到小王庄大街,那是副食店的总店。因为我大哥是会计,算账好,管了几个分店。后来,在副食公司当总会计,还给分店培养了很多的会计,在那一直干到退休。

我记得还特别清楚,土改的时候,我在1948年回老家,参加土改。老家解放的早,天津是四九年一月解放的。我那年8岁,家里没事的人都回老家。结果,我也算个人头,还我给分了二亩地。我在老家上小学整一年,回天津上的二年级,就在黄纬路小学。这个学校过去是祠堂,原来的大殿还都有呢,改成校长室、办公室,屋里特别黑。天津解放的时候,就听东浮桥那边枪响,就不敢出来。

中学我是在十中上的,学校的前身最早是市财政局,后来改成财经学校,然后是第十中学。我是五九年在学校入党,六零年毕业的。考上天大。只是因为当时度荒,我身体不好,肄业了,就算专科毕业。然后,参加工作,进了二轻局系统的单位。后来,调到二轻职工学校,地址在大桥道,我在那退休。

黄纬路小学门口两边,都是做买卖的商铺,挺热闹的。羊肉铺子的马路对面,有一个大院子,院门老大的,院里有挺讲究的两层楼,住的都是官面上的人,我们小孩都不敢进去。

同仁里是教师村,住的都是老师,胡同特别静,干净整齐,平时看不见人,住的人素质特别高。

金淑珍十七岁时照片

金淑珍22岁时照片

南洋橡胶厂的荣子政我知道,他家就在我家铺子的马路对面住。我小时候的印象,荣子政他老婆不像人家有钱阔太太那样,挺好的人,跟邻里之间关系也挺好的,她家三个闺女也不错。

我们住的仁田西里,住着一家日本人,在我家斜对过院住。是在天津经商的,跟邻里关系都挺好的,我们称呼叫本娘!就是日本娘。四五年日本投降了,日本人都回国。我们说,送送本娘吧。

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不让自己家做饭。一个院里大伙做饭大伙吃,就留一个锅做饭,其他的锅都交了。大炼钢铁嘛,不过时间不长。东兴里变成幸福大院的事,我知道,因为那胡同特别整齐,我们仁田西里只能一个院一个院的。

我给你说一个有意思的事,东兴里在四马路那有家豆腐房,我们去上学总得走那。人家早晨熬豆浆的锅,铲锅里糊的地方,刷干净了,放在门口晾晾。不一会儿功夫,锅没了!这肯定是学生干的,上交废钢铁嘛。在学校怎么炼钢铁?大铁桶里面套上灰,把废钢铁放进去,铁倒是化了,出来的铁水是钢吗?等冷却了,就是一堆铁渣子。

四马路上有几个看病的大夫,都在我们马路对面。有中医潘大夫、西医李大夫、住在新元善里的林大夫。那时候,我们称呼叫先生,不叫大夫。

再有一个事,大悲院里原来有一个塔,特别高,后来给拆了。我年轻的时候,去新大路看我大爷,回来的时候从冈纬路穿过来。走回到四马路,远远的一看到那个塔,就知道快到家了。如果能恢复,把塔重新建起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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