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里：历史背景及民间文化的发展

在河北区黄纬路与四马路交口，有一片地震后建起的楼房居民区——胜天里。这里最初为荒地，1906年在这里建成天津陆军医学堂，原名北洋陆军医学堂。1902年初设于东门外南斜街，1906年迁到黄纬路路北，其范围：黄纬路、宇纬路、三马路、四马路之间。校舍为欧式楼房，聘请日本和德国教习。时任北洋陆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就是从这里出发，到流行鼠疫的东三省，成功控制了瘟疫大流行。1915年陆军医学堂迁到北京，学堂校舍弃之不用。

1919年由江西督军李纯与其弟经营的东兴房产公司，在此建了大片房屋，用于出租，形成里巷。因李纯早年曾居河北区水梯子大街东兴里，所以，取名亦为东兴里。以纪念自己的出身之地，并在黄纬路对面建了一座中西结合式建筑的大公馆。（1949年后改为外贸学校，今为河北区法院）。

1921年9月11日，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开学式纪念合影

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创办人于树德（左）、安体诚（右）

东兴里是由多个井字型、网状相通的胡同组成的，范围西到黄纬路、北到四马路、东到宇纬路、南到三马路，在每一路段上有三个胡同进口，中间胡同宽，两旁胡同窄。在这样四通八达的胡同，无论住在哪个方位的院落，去任何一个路段都能很方便地选择方向，就近到达。

在东兴里对面的四马路北，有小东兴里，与东兴里同时建成，因片小房少，便称为小东兴里。在1976年地震后改建楼房，现名抗震里。

1921年由革命知识分子安体诚、于树德创办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的，校址就在东兴里四段2号。工余补习学校分普通部和特别部两部。普通部招收识字工人，授以工人常识、国文、数学、尺牍等；特别部分为国文科、英文科、数学科，由工人择修一科或数科。学校设有专任教员和辅导教员若干人，于树德和安体诚均亲自任教。当时东兴里的一部分是恒源纱厂宿舍，是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来参加学习的学生以恒源纱厂工人、徒工为最多，也有新车站（北站）的铁路工人。由于任课老师态度和蔼可亲、语言通俗易懂，再加上讲授的内容符合工人们的要求。因此，在很短时间内，便吸引了数百名工人到学校听课。

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历时一年有余，在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工人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团结和发动工人开展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天津的报纸称之为“普及劳工教育之先声”，上海《民国日报》赞扬它是“天津劳工运动的一道曙光”。1922年暑期，学校一度被警察局查封，于树德和安体城等不得已被迫把学校转入地下活动，后因纱厂老板一面限制工人外出上课，一面搬请警察当局取缔学校，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底，补习学校被迫停止了活动。

1921年秋，家住在东兴里的赵女士在这里创办一所专门教授女子学习图画、刺绣的女子图画研究所，赵女士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毕业后致力于美术图画的研究。这里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不远，使这一地区成为天津女子教育的中心。民国初年，因为西方民主思想的输入，男女平等和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日益深入人心。随着中国第一个女子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的建立，女子教育在天津时兴起来。此时正是美术社团发展时期，许多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纷纷组织各种美术社团，在这样的背景下，女子图画刺绣研究所适时成立了，专收女子学员，吸引很多求知的女子来学习，其中不乏大家闺秀。

在这一时期，天津民间后来出现不少类似这样的专门普及女子教育的机构，促进了天津女子美术教育的发展。

在走访很多老住户时了解到，在1958年大跃进时，东兴里的所有胡同改为幸福大院，将每个院的大门拆卸下来，院内的围墙拆除，又将整片胡同12个胡同口，封堵8个，只留4个胡同口。胡同里还建起了食堂，每家每户停止起火做饭，统一到食堂吃饭。这样，整个东兴里变成一个幸福大院。到了1965年四清时，撤销了幸福大院，又恢复到原状。

东兴里是黄纬路一带最整齐，总长度最大的胡同，临近黄纬路的院落比较大一些、房屋高大讲究，住着比较殷实的家庭，其余大多数院落的房屋面积小、低矮些。最初，东兴里整片胡同的中心位置有一水站，系搭建的小屋，每家每户都要在这里挑水。打水要提前买水牌，木制的水牌上面烫着字。管水站的人是住在66号院的郑四爷，因为比较肥胖，众人称为郑胖子。胡同里有专门替人家挑水的挑水工，每天都能看到他用扁担挑着两只水桶，给需要的人家送水。特别是到了大年初二，基本每户都需要送水，民俗中讲究的进财进水，送水人要忙活一天才能都送齐。后来，在几条胡同里又增加了四个自来水接水处，分布更均匀，居民可以就近打水。有需要打热水的，要到宇纬路的轩水铺。

胡同里的水站对面是72号院，在1976年地震中，这个院里的房屋倒塌最严重，刘姓夫妻俩不幸被砸死，其儿女在旁边的屋里睡觉，侥幸无事，是邻居当年帮着将死尸抬出来，刘家的两个孩子年龄尚小，令人叹息。80号是一家小杂货铺，针头线脑、糖果小食品等都可以在这里就近买到。这里还有公用电话，外来电话找人，杂货铺主人还去传信。胡同里的人家购买副食品、蔬菜，都要到三马路的永记杂货铺，在这里是需要凭副食本和票证才能供应的副食品。

1976年大地震后，东兴里震损严重，平房全部拆除，重建为楼房居民区，1979年竣工，命名为胜天里。

宋梦篁

采访对象：宋梦篁（1942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25日（星期二）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

你问我家是什么时候搬搬到东兴里的？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东兴里是黄纬路一带最整齐，也许是天津总长度最长的胡同了。临近黄纬路的院子，都是比较大一些、房屋高，特别讲究，住着比较有钱的家庭，其余大多数院落的房屋面积小、低矮些。

一九六〇年在河北工学院与全班合影

宋梦篁 1967年25岁在部队

胡同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最大的事就是1976年地震。房倒屋塌，65号有房塌了。72号刘家的房顶子塌了，两口子被砸死了，是我把埋在废墟里的两口子尸体扒出来的。他家的孩子现在还住在抗震里。其实，他家屋墙早就都糟了，早应该修的一直没修。刘家是一家三代，爷爷奶奶住在对面的屋里，孩子跟两位老人住，房子没事。那时候人的觉悟跟现在就是不一样，那是早晨扒出来的，他家废墟有一个衣架上还挂着两块手表，到了傍晚，竟没有人动。

我父亲是开染整厂的，在狮子林大街口、粮店前街那，叫新天津印染厂，算是小资本家，资方代表。公私合营后，就给分到国营印染厂。没有打成右派，1964年死于脑溢血。我是1960年考进河北工学院，上完两年，1962年正赶上征兵，国家困难时期，从大专院校征兵嘛。1969年3月复员回来，11月份就把我调到6985邯郸涉县天津铁厂。1969年8月5号国家批准的铁厂建设项目，我是第一批去的铁厂，干了四年，21岁以前我都是在外面。我家文革没有受到冲击，因为父亲早就死了，我也在部队里。我家自己一个院，文革时期查封了，因为我在部队，房子没分给别人住，只是贴封条。若是别的家早就给分了。我从部队回来第四天就给揭封条，把房子给我们了，我七一年结的婚。我哥哥在北京铁道学院毕业，编入铁道工程兵。

我父亲虽然是资本家，人缘特别好，自己家里活不干，门外胡同的地总去扫。虽然我家出身不好，别人有什么事，我们都去帮忙。

宋梦篁（前排左二）从部队回津探亲与同学合影

早年我家里生活不是特别富裕，就是不紧张。公私合营的时候，父亲工资110元。我哥上大学时候，家里给30元，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改成每人20元了。那就不错了！那时候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三十多块钱呀，我父亲是按私方人员对待。

我父亲厂子里的一个技师和一个烧锅炉的没有房子住，我家房子富裕，就租给了他们，后来房租也不给了。那时候资本家不吃香嘛，房子坏了还让我家给修，房租一年才40元。红三类吃香，黑五类不吃香，后来我家说房子我不要了，不收房租，也不管修。房产部门说，房子不要不行，不能给他，因为是产权问题。

地震后建楼房，分房子时不按面积，按人口分。你家人口少，交一百间也给你一套房子，你是一间房子，十口人的，也分你两套偏单，当时就是这样的政策。现在住二、三楼的都是房屋压缩的，住在顶层的都是增房户，我家就是分了三楼。五口以下的给独单，五口以上给偏单，如果是两口的婆婆和儿媳妇，也分两间。

李纯除了建东兴里，在四马路对面建小东兴里，旁边建起秀山小学，就是现在的二幼。我1948年上学就在秀山小学，当年学校里还有石碑，刻着李纯的名字。

在五几年时，东兴里整片胡同80个院，就有一个水站在胡同的中心位置。水站就是搭建一个小屋，每家每户都要在这里排队挑水。打水要提前买水牌，水牌是竹子做的，上面烫着字。凭牌放水，一个牌是一挑两桶水。管水站的人是住在66号院的郑四爷，因为比较肥胖，众人称为郑胖子。胡同里有专门替人家挑水的挑水工，每天都能看到他用扁担挑着两只水桶，给需要的人家送水。特别是到了大年初二，基本每户都需要送水，民俗中讲究的进财进水嘛，送水人要忙活一天才能都送齐。后来，在几条胡同里又增加了四个自来水接水处，从水站引的支管，分布更均匀，居民可以就近打水。后来，不用水牌了，按人头收费，胡同每个出口有一个下水道。有需要打热水的，要到宇纬路的轩水铺。

宋梦篁（右二）1962年7月与同学在河北工学院门前照相

在大跃进的年代，东兴里胡同建共产主义幸福大院。每个院的大门都给卸了，院跟院之间也给打通了，夜不闭户嘛。每条路的三个胡同口，两侧给堵死了，只走中间的胡同。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后来一看不行，胡同口又给拆开了，各个院之间又给堵死了，大门又重新按上了。我们院的大门原来是新的，却按上一个旧门，我还到处去找呢。呵呵，现在看起来，那都是政治笑话。

胡同里人多，厕所紧张啊，人们去小东兴里大一些的厕所，去三马路三益里的小厕所。那时候的厕所蹲坑是一个个缸，小孩子在厕所总是蹲老头，就是不起来，发坏呗，哈哈。我们自己院子里有一个不用的房子当厕所，用木头马桶解手，马桶里放炉灰，等到胡同里摇铃铛磕灰的来了，到门外倒马桶。

1949年1月15日，解放天津的时候，解放军一个班在我家里住了一宿，临走送给我家一只金属的饭桶，当做补偿了。

我们这一片最有名的人物，就是南洋橡胶厂的荣子政了。荣子政住在橡胶厂对面的胡同的第一个院，就是现在的燃气站，是换煤气瓶的地方。荣子政在五十年代挺出名的，选人民代表，我都看着投票，在二五四医院大院里投票，就是左边的院里大礼堂，现在是3857单位，原来是二五四的地方。我小时候，那里的礼堂每到周日，有文工团演节目、演电影。不让我们小孩进去，我们就趴墙过去，哈哈。五十年代，二五四医院里的文化生活很丰富。右边医院大院里有湖池，我们小孩子经常去那里玩耍，是从地道里钻过去，就是穿越黄纬路连接两个大院的地下通道，现在地道早已堵死了，在地道的上面建起了天桥。过去是一个单位，现在变成两个单位了。左边院改石油学校，现在是美院高中，以前都是二五四的。

宋梦篁在部队与战友合影

黄纬路以前是石子路，还不是铺的柏油马路。枪毙人都是从这走，到小王庄刑场，就在铁道线旁，四路终点站的位置。

东兴里的居民买东西很方便，胡同的四周有副食店，早点铺，水铺。有走街串巷挑货卖的，剃头的，锔锅锔碗的。都是在胡同里吆喝，挑着对虾、驴肉的送到门口了，知道我家肯定买，成老主顾了。胡同里80号是一家小杂货铺，针头线脑、糖果小食品等都可以在这里就近买到。这里还有公用电话，外来电话找人，杂货铺主人还去传信。胡同里的人家购买副食品、蔬菜，去三马路的永记副食店，那时候是需要凭副食本和票证才能买到的副食品。

七六年大地震后，听到胡同要拆迁，大院门洞上的绿瓷瓶子就被人偷偷拆走了。过去门洞上的装饰有讲究，除了砖雕，还讲究在某位置摆放平安物品，镇宅之物。胡同里门洞外小一些的石鼓墩也被人搬走了，我们住的老房子屋里的木雕装饰品，拆下来几件留个纪念。

东兴里平面图，根据宋梦篁提供资料绘制

拆迁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居民临时住在民权门、第三体育场、八十四中。有点关系的搬回来早，分军民里的、抗震里的都有。这四大片还都是原来胡同的居民，胜天里现在大多数还是老东兴里的居民，老年人都没动，还住在这里，年轻人早就别处买房子结婚走了。拆迁后，我家住的临建在民权门，住的临建都是亲人解放军给盖的，地震感受到了亲人解放军的温暖，拆迁是解放军给拆的，临建是解放军给建的。1979年4月，楼房建好了，我们搬了回来。

李世杰

采访对象：李世杰（1957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1日（星期二）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

我家从地起就在敏智巷住，从我爷爷就住在那了。原来敏智巷有五条胡同，我家住在四条胡同，胡同不深，每一条胡同里只有四个院。最多不超过三十来米，原来是叫一巷到五巷，后来改称叫一条二条了。原来每个院住几户住几家，我都忘啦，要不我就告诉你了。

著名相声演员马志纯就住在我们敏智巷，跟我们家住一胡同，院子挨着，他家住第一个院，我家住第三个院。

他说相声得有二十多年了，文革后期他开始说相声，他原来是一个建筑工人，爱好说相声。我们胡同的第一个院里，有一个是天津曲艺团的，马志纯跟他学的相声，所以，那个人带的他，出的名。

马志纯是文革后期调到天津市曲艺团，一直为苏文茂捧哏，说的最有名是《批三国》《学习张士珍》你听过吧。马志纯以前在西窑洼住，搬到我们胡同时，他父母都已经不在了，他是哥俩，一个姐姐。马志纯早就去世了，是在1993年去世的。

我家里六口人，普通老百姓没嘛经历。我爷爷是制鞋厂的工人，我爸爸是机械厂的技术员，我家就哥仨，我是头大的。我小学在西窑洼小学上的，其实我家离黄纬路小学近，那年我们这片儿的孩子都让去西窑洼小学，我两个弟弟是在黄纬路小学上的。

文革后期，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是去四郊五县，我家哥仨都没有下乡，其实就我赶上了上山下乡了，我是七五年在五十三中初中毕业，赶上最后一批上山下乡，街道动员我下乡，我愣不走，最后没走了。过了一年以后，街道给我来信，说你上班去吧，别老在家待着了，给我安排了工作。那时候，七四年还去家里动员呢，七五年不是太逼你走了。我上班一年以后，上山下乡的开始返城。少数已经在农村当地结婚的，如果不回来的，当地给高级待遇。

要说起来，我们这片儿喜欢文艺的多。几十年前人们的娱乐活动，也就是看电影，票价便宜。想看电影，在中山路一带可选择的电影院可不少，五四年以后是以十月影院为主。看第一轮的影片，看三轮影片去粮店后街的东亚电影院。还有五马路的河北区工人俱乐部，小王庄影院。有时候也去北宁公园里的电影院，公园里有两个电影院，买了一张电影票又可以游园，附加值高。中山路与小关大街交口的河北区文化馆礼堂，关牧村经常在那演出，离我家最近。那个位置1949年前是贾家大桥的桥口，是金钟河上的一座木质老桥，这桥是在1953年填河筑路时被拆除了，礼堂早拆了，现在是中国银行河北区分行大楼。礼堂一般放映第三轮的影片，票价更低一些。

人们都喜欢看电影，买杂志《大众电影》，买著名演员的黑白照片，人们最喜欢阿诗玛演员的照片。影院外的宣传画，是每个人都是特别关注的。那时的新电影宣传画是由手工绘画。画的特别像，就想知道是如何画的这么好，到十月影院侧面的一间房里，看到一位青年男画家在一面大面积的白纸上绘画电影人物，听说这些影院画宣传画的人都是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电影院，所以，都是些很专业的画家了。

那时候电影院门口有等卖富裕票的，就是有的人买了票，临时有事不能来观影，就到影院门口卖掉，电影票是不能退的。有一段时间，电影院实行无人剪票，随便进，自觉买票，影院里人很少。后来卖循环场的票，随时可以进影院，看一天也没有人管。

看电影也是年轻人谈恋爱最好的去处，有的想追求对方就送电影票，如果两人都去影院看电影，就说明有接受对方的希望了。如今，去电影院看场电影，票价太贵了，多是年轻搞对象的去看大片。

东兴里

郭振远

采访对象：郭振远（1941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

我是69年在这住的，以前我家住三戒里，觉悟社遗址旁边的四号院，我们是老住户。我从部队回来以后，结婚在这住，我家的房子不是买的，房管站给分的。六几年那时要房子，登个记，就给你房子。

我今年76岁了，一晃啊。再一晃就那边去了，都得走这条道。我上小学是在三区一中心小学，现在是新开小学。

我父亲在1949年前，干了一家酱油厂，其实是个小作坊。老爷子1949年前就得病死了，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在堤头那边的面粉厂工作，原来叫恒大面粉厂，以后叫八一面粉厂，二哥是干车工的。我那时候小，靠两个哥哥养家。大哥挣的多，一个月拉家里五袋面，吃不完，面袋从小桌子摞到房顶了，五十斤一袋呀。院里邻居就喊了，郭奶奶，给我家点面，我家就让拿走。天天赶面吃，烙饼吃。钱过去是拿手绢包着，包一大堆，家里吃的有的是，面摞的跟山似的。

七六年大地震时，我孩子五岁，旁边的山墙倒了，砸在我家房顶上，给砸塌了四分之三，我爱人的腿给砸伤了，下着雨给扒出来的，总算没有落下大毛病，房子露天了。这门口伤了不少人，我门口院砸死人了。两个孩子护着姥姥，砸在孩子脑袋上了，挺孝敬的，也就十一岁左右吧。唉，俩孩子，一个给砸死了，一个受伤了。

胡同里的院子是带门洞的，都是老房子了。在东兴里的把角上，有一家五口人，砸死了四个人。那边有一个高烟筒，地震时烟筒上的大帽子掉下来了，正砸在他家房顶上。据说，黄纬路正好是在地震带上，到东北角再到营口道也是地震带。是属于交错地带，抖起来了，抖这么高，有半米吧。扶着墙都站不住。

我再讲讲年轻的时候，在家里自己办的家庭小图书馆的事。我曾经在胡同里也小有名气，从小就喜欢看连环画，家里的连环画越来越多。长大一些开始买小说看，中山路的书店卖的书不多，就经常去东北角新华书店。那是一座民国的老建筑，非常气派，曾经是商务印书馆。刚开始在这里买的书，是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后来出版的《西沙儿女》书，出来什么书，我就买回来看。

文革后期，人们文化饥渴，却买不到书，每次书店来了新书，喜爱读书的人们都要到书店抢购，开始卖西方文学作品，买到《高老头》，《一千零一夜》等西方文学名著。

在书店门外，经常有转卖新书的，看了一遍，不太喜欢，便原价卖给需要的人。有一次，看到有一位卖书的年轻人在书店门外遇到几个小流氓，其中一个流氓接过来要看看，将书传给了同伙，不一会儿，这本书就没有了，等那卖书的人无奈地走后，那几个流氓再把书卖掉。

有一次，去东北角书店买书，二楼卖内部书。不知道是什么书，不让普通读者上楼，要凭介绍信。有很多的书是属于内部发行，像金瓶梅那样属于禁书的，普通读者是不卖的，也就看不到了。

记得北站新华书店那时候搞读书活动，书店在晚上七点，可以花钱买票来阅览连环画（小人书），属于大一些版本的那种。因为，去看书的人太多，就提前卖票，用一张黄纸条写上多少号，到了阅览时间，书店门外围满了人，争先恐后地凭票进入书店，没有买到票的也来起哄。后来就改为借阅，跟图书馆有些一样。不过，只有一个柜台书架的书可借阅，每本书包上了牛皮纸书皮，可以看出当时书店在摸索搞新式的文化普及和营销。

我买的书多了，慢慢的藏书有了一百多本，开始有同学和胡同里的人看到我的藏书多，经常来借阅，还回来的书有的已经卷边了，薄的书变成厚书，遇到不知道爱惜书的人也没有办法。书买的多了，我就有了想法，就是让熟悉的亲戚朋友都能经常阅读，增长知识。于是，我突发奇想，在家里办一个“家庭图书馆”。学着图书馆里的管理办法，给每本书编上号，盖上图章。当然是免费借阅，只是过一下自办图书馆的瘾罢了。

有的朋友借走的书再也没有还回来，我那本借阅记录上记得却是清清楚楚，又不好意思拉破脸要回来，也就算啦。有时候去朋友家串门时，就曾经见到盖着自己图章、编着号的书，只能一笑了之。

后来参加工作，早年的藏书也大多散失了，现在很少去书店买书，读书也少多了，却还是怀念在那读书热潮中的岁月。

张顺通

采访对象：张顺通（1949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4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楼下

说起我小时候，在东兴里发生的事，也没有什么大事。这胡同里在大跃进时期，改为幸福大院的事，还值得说道说道。

东兴里胡同整齐，方方正正的，东西南北面各通着三条交叉的胡同。大跃进那年，就把东兴里所有的胡同改为一个幸福大院了。怎么改？就是把胡同里所有院的大门拆下来，不只是拆了大门，进去院里，这边三间，那边三间，其中有夹空儿道，把那围墙也拆了，各院都通了，随便走了嘛，所有院都连上了。所以说，这几条胡同整个就变成一个幸福大院。在胡同建起了大食堂，大人孩子到食堂吃饭去，组织大家植树，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帮忙。还把黄纬路方向的两边胡同口垒墙封死了，我们去提水，大人和泥，都是义务劳动，也没人提钱的事。现在小孩都玩电脑了，也没有义务劳动。那时候，三条胡同堵死两条胡同口，就留中间最宽的胡同，每个胡同口有几个带红臂章站岗的，经常巡逻，怕坏人，其实那时候没有坏人。

五八年，号召妇女解放，动员妇女上班，不能吃闲饭。可是，过了几年，人又往下砍。到了六四年，四清的时候，幸福大院取消了。又恢复胡同的各个小院，让各院的人去领门，大门找回来都安上了。我们院以前的大门是新的，特别结实，却找不到了，你说这事闹的。

那时候的人都是特别积极主动，街道代表在胡同一喊，扫雪啦！各家都出来了，都是主动劳动，最起码扫扫门外雪吧，现在门前雪都不扫了。过去天津的冬天特别凉，雪下的也大，下一天一宿，现在没大雪了。过去，防寒也不行，点个炉子也不暖和，都是点煤球。文革后，开始点蜂火煤，又卖一种代材，一个月五斤劈柴，哪够且，点一次炉子就用好些劈柴。

我们小时候，在胡同里玩逮木头，经常赢了木头，家里点炉子就够了，总输的话，回家挨大人骂去。那时候人少，现在逮木头也不行了，一下逮人身上了，现在汽车也多，过去哪有嘛车呀，也就有一辆半辆自行车，谁家要是衬（有）一辆自行车，那还了不得了。我们院里有十五户，有一辆就不错了。那时候家里孩子都是六、七个，生活都困难，如果这家孩子少，生活就好，一个人挣几十块钱能养一家子。家庭人均收入十元以下的，可以申请困难补助，学生的学杂费都不用交了，一般上学要交两元五角的学杂费，学校还管水喝，现在是带着水上学。那时候就是运动多，总是开会，阶级斗争的弦总是绷着。

改革开放后，没有挨饿的，没有穿补丁的了。过去没有不穿补丁的！也别说，过去的衣服都是全棉的，爱破呀，买不起，还要布票，不穿补丁的没穿的呀，缝缝补补又穿一年。过年了，家大人给买新的学生蓝衣服，旧的衣服给弟弟妹妹穿了，家家都是这样。

要说这胡同里的房子，刚解放那时候，东兴里的房子不值钱，一袋面就能换一间房子。那时候给你房子，都不要，还得花两块钱交房租，嫌花钱。我们院里以前有一家去外地了，找到我家，说去闯关东，让我们照顾点他家的房子，等他回来时，房子再给他，如果以后不回来，房子也不要了。有一人家可能成分有问题吧，走了，把钥匙搁你这，他是看动静，运动没事了，再回来。一走十几年二十年不回来，最后，房子也不要了。我把房子交给房管站，人家房管站说，房子你要是住，就归你了，得交房钱。我们家四间房子，再要那三间房子，房租我交的起吗？私产房也不行啊，还得交税啦。那时候的人们，一分钱二分钱也得算计算计。早晨喝碗浆子，有二分的有三分的，你看大伙都喝二分的。那时一个局长工资比工人也多不了多少，你是官也比我好不到哪去。都是艰苦，不许你撑死，也不许你饿死。看病不用你花钱，你没房有宿舍，心踏实。你再有困难了，厂里给你补助。工会出头，到冬天孩子棉裤做不了，馒头不会做，工会就派个女的来了，到你家给你做。过去是你越得病，条件越好，看病不花钱，一分钱也不用花，还给你补助，每月给你十块钱，工会给送家里来。老工人还掉眼泪哭，感动的。

李树杰

采访对象：李树杰（1943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5日（星期六）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

1959年李树杰初中毕业照片

老东兴里都是李纯建的房子，我家搬过来时候，这里没有多少人住，胡同挺清净的。听我父亲说，我家最早以前在西北角西大弯子那边住。我父亲到外地工作，等一闹日本就回天津来了。我有一个叔叔住在东兴里，把我爸爸也召来住，在东兴里找的房子。你看我七十多了，父辈在这里住了八、九十年了。我家住东兴里五号，是个大院，是租的房子。后来，有的人家有钱了，就买下来。我们那有个叫杨胜德的，是从定兴来的，在红桥区开煤场，赚点钱，买了那一块房子，出租给我们。1949年以后，公私合营的时候，房子就归公家了，就是房管站收房租。东兴里的院子一般都是有七间房子的，有九间房的，胡同里有几个特别大的院子。九间房的院子大，上房三间，两边厢房各三间。

1949年以后，在胡同里的水站打水，要买水牌，郑胖子管水站。郑胖子早就没有了，郑胖子的姑爷今年开春没有的，九十多岁没的。

东兴里胡同之间都通着，两边窄的胡同口以前给堵死了，为嘛堵的呢，我听说是日本进天津，这四通八达，怕乱，怕日本人进来。每一条马路上，就留一个胡同口了。

1963年送同学赵家琨参军，前排左一为李树杰

我小时候，这胡同里没有下水道。后来，胡同地面砌过一层砖地，是马鞍子形状的，雨水在房根底下流。胡同口有池子，家家户户的泔水筲往那倒去，家门口没有。

我还小的时候，净水最早是马车送。马车进胡同，谁家买水，拿出来两个木水桶，送水的一拔开水车上的塞，哗，把水桶放满了，挑进来，倒在你家水缸里，他赶着马车再接着走。您问哪里的水？我也不知道是从哪拉来的，反正得往水缸里放明矾，水就清亮了。1949年以后，就把水用水管引进来了，让郑胖子给看着。

65号这个院原来是东兴公司，管东兴里房产。胡同里的大部分房产属于他们的。我叔叔在这一带当警察，对这一片很熟，比如郑胖子、杂货铺李宝平，还有一些能说说道道的老人，经常到东兴公司里去打牌。公司房子也多，七间房子，有地方坐。东兴里有什么事，也是在那院里商量。所以，胡同接进来自来水管就推荐郑胖子管这个水站。在胡同中心部位盖一间小屋，郑胖子坐里边，谁来打水了，给他水牌，一个水牌挑两挑水，他负责放水。买水牌要找一个姓宫的老头，公所组织的嘛。后来是姓吕的管卖水牌，又后来，是五十六号卖水牌。

1968年李树杰（后排中间）在大中华橡胶厂工作，被派驻到增产道中学文艺宣传队时与学生合影，后中为李树杰

我父亲最早是干税务的，在济南，日本来了，就回天津。临解放前好几年没工作，在北开那卖点东西，后来没什么卖的，就自己写推荐信，投到东浮桥那的公安局，在那当文书。1949年以后，1950年就到新开河对面的华北革命大学，过法政桥就到了，就是现在的党校，学习半年。因为刚解放，老城市的人也得用，学习培养一段。按照我父亲的履历就给分到税务局了，在小王庄北洋桥那边。那时候，从北京一来车就要走这条道，你想躲税嘛的你躲不了，在那设的卡口，汽车来了就得交税。

后来，我父亲在小王庄安定里，负责核准定量。那时候，还没有定量，计划经济嘛，给这片居民核定吃多少，核定量。五六年又搞公私合营去了，进了干鲜果店工作。到了1958年就下放了，因为新干部已经培养起来了，你又是国民党时期当警察，就不用你了。下放到调料厂，一直干到退休。

其实我家以前也是受苦的，我爷爷一个人带着我父亲哥俩个，奶奶二十五岁就死了，爷爷在西大弯子开个小杂货铺，维持生活。我父亲由亲戚引荐去济南税务局工作，在天津说的亲，回来完婚，然后一起回济南，连我爷爷也去济南了。后来税务局换局长，他用自己的人，我父亲没有工作了，就带着全家人回到天津。我叔叔在天津混的不错，从警察升到警长，等日本一进来呢，他也就不干了。你别看他当过警长，也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在东兴里71号院住。最后，他剩一间房子住了。虽然以前房子不贵，二百多块钱就买一间，没有钱你买嘛。

我是1950年在黄纬路小学上学，我上学时候，学校里还有两座大殿，我们学生管那叫大庙，大殿挺高，跟大悲院的大殿差不多大。后边新盖了一溜平房，大殿是老师办公室，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五八年大跃进，我上初中了嘛，这里成立城市人民公社，办幸福大院，把家家做饭的东西都不要了，临近黄纬路的一个大院建成食堂，大伙去那吃饭，不过也维持时间不长，都跑那吃饭，活谁干去呢。

1970年李树杰结婚时在海河广场留影

地震后重建时住在84中临建棚，女儿6岁，儿子2岁

我中学是在三十九中上的，远啊，在张兴庄。走到新开河边，过法政桥，那是一个老木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走来走去也不嫌远。哪像现在的学生，还要家长接送。我们几个同学放学了，跑到新开河堤下边去玩，到处是绿草绿水的，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初中毕业就快工作吧，挣俩钱去，学徒工十七块钱，也行，起码不用找家里要钱了。其实那时候动员上高中，咱没有钱的，还上嘛呀。像我们同学聚会，人家上高中，上大学了，相比之下都比咱不错。咱认头工作，学技术，走这条路。现在看，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还是不行。像我，在大中华橡胶厂工作，上班累呀，比一般厂子累，都是手工。

文革时期，这胡同里有几家挨整的。老陈不知道犯什么错，给定了右派，回来了以后，在胡同里给清地沟。再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房东，开煤场的老杨，住五号院，抄他家。

李树杰的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他的孙伙计跟我妹妹是同学，总去他们家，看着生活也挺艰苦的，天天喝棒子面粥。我父亲说了，人家杨家进天津的时候，是推着独轮车来的，左边放被服卷，右边放吃的。谋点生意，一直干到有煤场子，置办房产。人家勤奋啊，懒惰的人挣不到这么多的财产。我父亲说，咱连房产都没有啊。

四到八号院都是他买下来的，他还有账房先生嘛，房租是账房先生来收，以后他住到东兴里来了，就知道他是房东，房租直接交给他了。

他家被抄，抄出来有银砖金豆子。他的儿子挺积极的，像那带脊的房子的二层顶棚上藏着的金豆子，都拿出来主动上交了。老爷子好不容易藏好的，谁知道藏在那了，他儿子不是资本家，要求进步，这些东西都是四旧嘛。家里那些毛料的衣服，都给弄走了，粗布的破衣服人家不抄。

七号院住着一个姓郭的，叫郭炳章。他是黄埔军校的五期学生，回来也不干嘛了。他儿子说他是干地下工作的，文化大革命挨斗给他斗冤了。我跟他住门口，感觉人家特别规矩，素质也高。

地震以后住楼房，心里也害怕。你想啊，这一震了，受得了吗，住平房还都不知道往哪躲了，这楼房要是倒了还活的了？你看，现在都是高层楼房。不过，我们这里是刚地震后盖的楼，肯定结实，考虑可以抗几级地震。军民里，抗震里都是解放军建的，挑灯夜战，建的特别快，团结里建的最好，砖结构的，我们胜天里都是预制板的，夏天热冬天凉，前两年外墙包上一层隔热材料，还好一些了。

李树杰兄弟三人合影

第一批回迁的先分那两片，一个是原住户，先分的想要来胜天里，我们这里的房间大点，还是外阳台，他们那几片是内阳台。分房子按人口，不按原面积，好些是拆大拆小的，怎么住呀，我家以前住三间，给我家分两个独单，那时候我家人口少，我父亲、母亲、我、再加上我老妹妹，有个弟弟在大港，迁户口走，后来还惦记回来，回来结婚没房子，就调成一个三室的，我父母住一间，我结婚住一间，我弟弟也是在这结的婚，住一间。

我们搬回来一年，我父亲就没有了。我母亲就住小间，挤在一起住不方便。后来，我母亲也没有了，弟媳娘家那边老婶有房子，就说让你哥哥出点钱，住我这吧。这样，我弟弟就搬出去，我这才宽阔了。我们这些楼里，好多是哥俩结婚住在一个单元房的。我是哥七个，以前能一起过行，结婚以后不是还考虑关系嘛，妯娌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还是分开住比较好一些。以前没条件，现在有条件就分开了。

李树杰家的居室

我父母岁数大了，分一楼也行，以前都是认为二、三楼好嘛，五、六楼高。一楼虽然屋里潮、暗，光线差，现在我岁数大了，住一楼更觉得方便了。

我家是哥仨，姐四个，七个孩子嘛，下乡的赶上三个，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赶上下乡了，妹妹去的是内蒙。

到现在妹妹两口子没有退休费，下乡一段时间就选调到东北马场当农工，就分田地到户了。你自己种粮食自己吃，一亩地找你要几块钱，东北那地有的是。不过住的房子也不适合，你收的粮食往哪搁。后来离职了，到青县，干了几年也不行，回天津又回不来，只允许一个子女回天津，跟着我们过。那时候，我母亲还活着。再后来，他们两口子在吴嘴买了小二楼的房子，花了两万七，在那边摆个小摊卖服装，混个吃饭，退休金医保，嘛也没有。也不去找，档案还在家放着，哪也不要，农村也不要，街道也不要。说你这档案太破了，自己拿着吧。六八年下乡的，有几个落你这样的。六十岁了回天津投闺女，户口才办回来。现在，房子拆迁了，服装小摊也摆不了了，现在吃低保，凑合着过吧。

陈卫民

采访对象：陈卫民（1952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家中

陈卫民

我家是在文革期间搬到东兴里50号，以前住在西关街，跟别人换的房子。刚搬来时，记得特别清楚，在金刚桥下坡，中山路口的那块宽地界儿，摆着两个石膏像，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邓小平，对脸儿摆着，是美术学校做的。刚搬来时我12岁，上初中了，我两个妹妹都是在黄纬路小学上学。搬到这里来后赶上了龙卷风，我还记得我那时穿的鞋还是小方口的。

我在古田中学上的中学，在大丰桥河边，现在改什么中学我就不知道了。我上中学降了两年班，1970年我初中毕业，没有上山下乡，学校分配去邯郸三年，搞建筑的，去建设邯郸钢厂，就是涉县6985厂。那地方也够穷的，我干电工，那里正在建厂，楼建起来，我去接电线安装电器什么的，七三年底回天津。我的两个妹妹也没上山下乡，毕业后分配工作了。

七六年大地震后，我们家在金刚桥旁的金刚花园里搭的临建棚。看到第二医院门口边道上，地震砸死的尸体一个挨着一个的，都火葬不了了，来不及处理。火葬场都排满了，都是用大白塑料袋装进去，系上绳子。上边写上名字，一数也得有二、三十个，都是中山路这一带地震砸死的，死得太惨了。

后来我家被统一安排搬到民权门河边的临建房，因为东兴里要盖楼房嘛，在临建住了三年。那时候，我正在搞对象。七九年胜天里才建好，搬回来后，我俩是八一年结的婚，我家属于增房户，以前住一间房，大龄子女，分的是顶层偏单房子。

陈卫民年轻时的照片

陈卫民（后排左三）1968年16岁时与家人合影

陈家的居室仍然使用着当年结婚时的家具

你看我家楼下的马路边，从我楼下走，马路边原来是四合套。就是现在宏发超市的位置，是大院套小院，小院套大院，就是四个四合院吧，以前住的是条件不错的人家。三马路对面以前是幸福食品厂，做面包的，现在改建成河北区档案馆了。

我是55岁特岗退休，退休后呢，我在天津美术学院当模特，学生画我，你注意到我桌子上玻璃缸上贴的我的人物素描了吧，这是美术学院的老师给我画的。我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去上课，都是给研究生上的，我们这一块儿都知道我作模特。我从2004年开始作模特的，一直到现在，有十年多了。美术学院的系主任于小东出了本画集，书里有我结构图和人体画像，是油画的。我现在没有这本书，人家美院有，学生有买的。(https://www.xing528.com)

还有一位教授，画我早晨吃早点的那幅画，在北京得了银鸡奖。画的是在农村的马路边上，远处是庄稼地，在土道上，一个大案子前，连我一共是五个人吃饭，有两个人坐着的，三个人站着，我站在边上端着碗。

陈卫民的父母照片

当模特的收入嘛，开始不行，上8点下11点半，3个半小时，最早的时候，才18块钱，就是画头像。说白了，光屁流儿的那个，就是人体，算上大课，才32块钱。打去年和前年，涨了两年，头像是一节课18块钱，四节课就是72块钱，人体一节课是30块钱，四节课是120块钱。现在准备又涨了。我经常去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工程学院，西青的天狮学院，最远的是大港的滨海学院，坐人家的班车。这几个大学我都去过，说白了，我算是老模特了。人家知道我的人体结构，一个传一个，人家老师的眼一看，这个模特，一个是有结构，二是有骨骼，再一个肌肉不是囊揣，挺紧紧巴巴的，要是找一个大胖子来，满身都是肉，看不到肌肉，学生不了解呀。

我家就一个孩子，是个闺女，小白眼今年刚上学，在扶轮小学，原来的铁路职工学校，全国排16名，这几年扩大招生，我们东兴里这片儿的属于扶轮小学招生范围，你看马路对面属于那边一片儿的，想进来还进不来呢。我听说明年招生又改革了，不分片，改成摇号，摇到谁是谁了，跟汽车摇号似的，就像抓阄。

你看我家的地面，还是水泥地，我们这楼里就这一层地面质量最好，铺瓷砖太滑，我们也不讲究，实用就好。家具也没有换，还是当年结婚时置的，都是榫卯活，特别结实，现在没有这样的活了。

陈卫民的女儿三岁时的照片

我爱人的娘家住在城里，以前住的房子是当铺。老城里两个四合院特别好，老黄家的四合院，现在的格格府，你知道吗？我们家的四合院就给拆了，我们家过去是个当铺，拆迁的时候，拆当铺，来了好些警察，当铺屋里墙是个夹层，里面尽是好东西，都藏了几十年了，怕批斗才藏起来的。到这阵子一拆，都值钱了。我们院里的老魏，文革时，说他过去是军官，拿走他的两盒金手表，一共是十二块，抄走了，等平反了落实政策才退回来两块手表，不知道谁给拿走了，好的衣服都给撕的烂了。我们三道院老陈家，他们家都是好衣服，把他的衣服都给集中一间屋里，等开封进去一看，衣服都糟了。

梁广彩

采访对象：梁广彩（1950年生）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23日（星期三）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楼下

我家以前在粮店前街住，后来才搬到黄纬路来的。我家多少辈都是干粮行的，我爷爷1949年前在粮店前街开粮行，那一带有李叔同故居，原来的李叔同故居在粮店后街，不是很大的院，现在建的纪念馆大了很多，建在海河边上。

听我父亲说，闹日本的时候，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我爷爷从东北采购一批粮食。在途中，火车车皮被日本人给烧了，这是我爷爷与别的生意人合股从东北买的粮食。很多钱是借来的，这一下就亏本了。都烧了，找谁赔去，也没有上保险，打那就不干了。那时候，我爷爷也就四十多岁。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保命就不错了，慢慢缓上来了，我父亲还是干粮行。

我家住的地方，以前就是存粮食的仓库，1949年以后，我父亲还是干粮行，公私合营就分到西站粮库工作了，成了国营职工。西站粮库现在也没有了，盖超市和住宅区了。

听我父亲念叨，日本占领天津，在城里看到有个中国人遇到日本人，没给他鞠躬，日本人过来就给中国人来个大嘴巴子，老百姓挨打了也不敢言语。欺压咱中国人嘛，咱打不过人家，没办法，只能忍着。

原来我家旁边大宅子姓冯的，就是在清朝时候做大官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冤枉了，被贬职回家，他就告诉子女，以后无论干什么就是不能当官。他家的青砖房子有二楼这么高，装修的真是金碧辉煌，砖雕特别多。文化大革命抄他们家，那时候的大解放汽车，拉了一个多礼拜，都给抄走了。其实，人家都是私人财产，几代人攒下来的，人家又不是贪官，那时候没有法律了。

文革的时候，我家倒是没有受到冲击，可我姥爷家被抄家了。嗨，其实就是私方代理，就给算资本家。我姥爷家楼里存着寿材，就是用棉被围着一口棺材。那时就不行了，家里搁一口棺材，哪行呀，都给抄走了。抄走的东西，最后也没有退赔回来什么。

我家祖辈在清朝的时候还当过几品大官呢，家谱里把我们也写进去了。看我们梁氏家谱里记了好几代了，都是辈份排下来的。开头写着先祖当嘛嘛官，排下来多少人，多少分支，女人也在家谱里面。还有起名字排字，已经排多少代了，到我这辈还排着，后来就都不排了。家庭观念没有了，现在谁还重视这些。其实，老的传统挺不错的。家谱现在没在我手上，在老家南郊了，挺远的没法拿来。

听我父亲说，早年一个大铜板买一斤对虾，搁到现在还不得一百多块钱一斤，也见不着了。那时候，不懂怎么吃，就拿水煮着吃。原来，我们院里有一家，两口子上班，就一个孩子，条件富裕呀。一到下班回来，就捎海货，一兜螃蟹，要不就是蛤蜊、皮皮虾。那时候也不贵，他就坐在门口，小桌子一放，小酒一喝，小日子过得挺不错。

我总是回忆童年的时候，回我老家南郊。那时候还没上学了，跟我大哥们儿捉螃蟹，先钓蛤蟆，用蚂蚱钓到蛤蟆，只剩腿、身子这么大。到晚上插河沟里头，提个桅灯照，一个多小时就捉到一面袋的螃蟹。南郊都是水稻地，有的是螃蟹。享受田园生活嘛，现在没有了。现在回老家连听蛤蟆叫声都没了，那时候到处呱呱叫。如今地也没有了，都交了，村民住的楼房比咱们市里的还好呢。

我们这一代人太不容易了，六十年代初，度荒赶上了，挨过饿。文化大革命，没怎么念书，只上到初一，上山下乡去了东北，黑龙江建设兵团。虽然说给工资，可是，干活累啊，冷啊，最低气温零下40度。平常是零下十几度。戴棉帽子，穿棉衣在外边待不了，得冻透了，穿戴都是皮毛的，狗皮毛的才暖和。

在东北八年时间，第二年春节才回家探亲，火车票也不好买，人多也挤，都是返城探亲嘛。七七年返城，上了几年班，又赶上下岗。办退休时，人家一看记录，93年就下岗，下岗十七年。上班还没十七年了，就靠自己出去干，卖这个卖那个。还有人管你，什么占道，什么执法的呀，还都管着你，嘛事全让我赶上了。

石宝华

采访对象：石宝华（1956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家中

以前我们这里都是平房，原来叫东兴里，是军阀李纯建的。这儿可能是天津最大最整齐的胡同了。横三条竖三条，胡同也宽，房子都是10平米一间，特规矩，房子盖的也结实。卫生条件也好，一家一个小土筐，倒垃圾都特别规矩。

胡同里住的都是平民老百姓，没有大人物住这。都是大杂院，进了院子，基本都是三合院，迎面三间，左右厢房各三间。一个院有五六家的，八九家的。我们家的房子最多了，北房两间，南房一间。旁边还有一个小厕所呢，过去是磕灰，胡同一喊磕灰的来了摇着铃铛。一会儿，又是倒土的来了。拆迁的时候，原来房子多也没用啊，我们家没有能耐，拆迁回来就给我们这偏单。

我就记得小时候，胡同里磕灰的，倒土的，有卖茉莉花梳头油的，磨剪子镪菜刀的，剃头的，锔锅锔碗的，挑着挑子，跟小炉匠赛的，有刨搓板的。那时候，都是串胡同。锔锅锔碗特别有意思，先打眼儿，然后用金属锔子锔，再抹上腻子。其实，要是回忆小时候也挺有意思。那时候，也不觉得多苦，就知道玩，苦有苦的乐趣。就是大人为了点粮食发愁，家家都是这样，没有攀比的。家里孩子多的，条件就差，孩子少的条件就好。大多数家庭都是五六个、六七个孩子。我们家就五个，我最小。

黄纬路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宽，是后来拓宽的。抗震里那边原来有福厚里，再前边是马公祠，很早就改成黄纬路小学，起码有六十多年了吧。我就是在那学校上的小学，现在是幼儿园，改了好几年了。四马路上的二幼以前是四马路小学，我哥哥在四马路小学，我姐姐是在鸿顺里小学，你看我们住在这，分的片儿不一样。我小学三年级就文化大革命了，我上中学就是大锅端，在志成道中学，六九年上的中学。七五年，我高中毕业后下乡的，要不我也走不了，因为我二姐考上南开大学了。我要是不走也没有好工作，建筑啊，市政啊，都是那个。

这几十年我们也够不易的，什么都让我们赶上了，上学的时候吧，文化大革命，也没学到知识，等下乡回来了，上了几年班又赶上下岗。我们五零后什么都赶上了。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伺候老人，看着孙子，四代人了，多累呀。

七六年，趴擦地震了。那年，我下乡在北郊霍庄子，去了四年嘛。回来我就顶替我母亲，进了恒源毛纺厂，就是一毛。文化大革命改的一毛，后来又恢复了老字号。

等我们从临建回来，胜天里就盖好了。天津市第一批盖楼，邓小平来我们这视察。我们这是大板楼，缺点是冬天冷，夏天热。如果国家有点钱，把我们这大板楼拆了吧。

小时候的事，也没嘛说的，就是在胡同里玩，跳跳猴皮筋，跳跳房子，也就这些，长大了上班，买菜做饭。

对面二美里把角的地方，最早是做硫酸的厂子，文革时候，打砸抢武斗起来，拿硫酸瓶子互相扔，吓得我们在胡同口不敢出来。文革后，改成牛奶厂，接着又改成食品厂了。再后来，又改农行，来回折腾，现在是河北区档案馆。

我母亲今年八十八周岁了，快九十的人了，她有文化。以前跟我说过，东兴里是李纯建的，诗经村是冯国璋他们家的，二五四医院原来是曹锟的，我就喜欢听这些历史。

我母亲1949年前就在这里住，要说起来就远了，我姥爷原先是洋行的账房先生，给英国人打工。在和平区河南路，就在麦购后面，跟周总理的叔叔还有侄子的，住邻居，住在旁边院。都是小独栋嘛，一个院一个院的。那时候，我们家条件还算行。就是后来英国人都撤走了，条件就不行了，才搬到河北黄纬路来住。前几年，我还跟我老娘去老宅子看看。到了那一看，房子现在还有呢，就在滨江道那。我老娘总是跟我们讲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个给西餐厅做饭的厨师，没儿没女，总接我家人去西餐厅吃西餐，我妈妈才几岁总是跟着去。刚走出门，外面当啷当啷以为是车到了。出去一看，来的是周总理，他的叔叔在隔壁院住。等到1949年以后，我们刚明白这些事。

我老爹拿八袋面换的东兴里这三间房子，以前都是拿面换，没有像现在拿钱买的。一直住到七六年地震，拆迁盖楼房，又一直住到现在，没离开这点地儿。我结婚走了二十年，我们老娘房子在这嘛，让我回来又接着住。我们老娘买一楼的房子搬走了，因为我们老爹的腿不行，上不了楼，搬走十四年了。我跟胜天里就一直没断，结婚走了不也是天天来嘛。

这门口比我大几岁的，也不一定知道的事多，很多是后来搬来的，新户也多。要是老人都还活着，那就说不完了。

我娘家可是有背景的家庭，就说我姥姥的亲哥哥，那还是军阀时候了，去北伐，死在战场上了。当时给他们家多少土地，就成了地主了嘛。老家在河间，高台阶，那都是有名的了。我姥姥的侄子让过继一个，1949年前在北京当财政局局长，现在北京还有他们住的四合院呢。那讲究啊，我妈妈还去看呢。大狼狗就养好几条，光给狼狗蒸饽饽的就有两个厨子。我们老娘也没享几年福，1949年前家里就穷了，我老娘就去恒源毛纺厂上班，吃了多少苦。也就是在小时候，享了几年福！有嘛用。我妈说，就是有了我们老姨开始，我们老姨是三八年出生的，开始闹日本，社会就不太平，我家就越来越不行了。老姨今年已经七十九了嘛，都是八十年前的事。

胡同磕灰图

五马路那，以前还有一块石碑写着大日本三个字，在染化楼那。这说话也有十多年前呢，我走到那一看，刻着大日本。后来有人领记者去，照了几张像，可能现在已经进了博物馆了。

老东兴里，我的记忆是嘛呢，就是出了胡同，有一个大饼铺，他的儿子腿瘸，旁边有砸铁的，水铺。住三马路门脸的，都是做小买卖的。家里用水，都是让水铺给送，一挑二分钱。

黄纬路胡同口附近没有开门脸的，都是一座座大院。有一个大院子老大的，是个红木门，在吃大锅饭的时候，是食堂，后来改成幼儿园。

东兴里建幸福大院的事，我有点印象，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院里这边三间房子，那边三间房子，中间有个过道嘛，有一个墙，算是一个院，把那墙给拆了。把大门的门拴上了，用砖给砌死了，不让走大门，让走那边了。胡同建食堂，还要吃大锅饭。记得六九年，挖防空洞，我们这些院的人都出来挖。哏儿极了，那时候多穷，去哪弄木头去，就把大门卸下来，架在地道上边，再铺上土，我们小孩就钻进去玩。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时候特别紧张，粮本的那点粮食，还让你存三斤。你说那时候人特别听话，让存就存。可是，如果一打仗了，那三斤去哪买去？粮店是每个月二十五号借粮，借下个月的定量。到了天冷了，十一月二十三号开始卖山芋，因为粮食不够吃的嘛，山芋还多给点，一斤定量给五斤、七斤山芋。有红芽的，黄芽的，家家都是拿麻袋装着。一家一个煤球炉子，一家供应多少煤、多少劈柴。你看那时候的人，一个个都是精神极了，过的那日子噔儿噔儿的，挺和谐的。那时候，还没有和谐这个词，哈哈。

我大哥是老三届，下乡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条件还可以，回来探亲捎来瓜子、黄豆，拿大锅炒，一院子都吃。你说现在住楼房了，谁认识谁呀。

支教模范白芳礼，以前就是住在东兴里中胡同，一直蹬三轮，把钱都捐献学校了，真是不容易，他闺女下岗多困难呀。后来给他塑了像，留下了名。

东兴里也不都是穷苦人，也有隐姓埋名的，有一个院住的女人漂亮极了，一扫听，1949年前是妓院的。

东兴里距现在也有一百年了吧，对面的李纯公馆，1949年后改为外贸外国语学校。我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玩，有看门的，我们小孩就蹲着往里跑。大院特别深，院里四周都是大瓦青砖平房，正中间有一座洋楼。我们爬木楼梯，上洋楼二楼房顶上玩，它的房顶子特别好上，你看我是小闺女都上的去。那个看门的老头追我们也追不着，哏儿极了。

东兴里大多数房子都是出租的，最后你想买下来，就给他几袋面换。那时候的面不是普通的面，是美国进口的面，可能是三十斤一袋，一般的面，人家还不要啊。那时候穷啊，总是备战缺粮食，人家乐意要面，房子也不值钱，搁到现在可换不了了，哈哈。

听我妈妈说，解放天津的时候，这边枪炮声也挺激烈的。巷战嘛，不过时间短，也就一晚上，到了早晨就说是解放了。

大悲院前面二十年前曾经挖出了一口棺材，就在李公祠那里。挖了一半悬在那，向上边申请是不是挖出来，最后没让动，还给埋上了。

就说我们恒源毛纺厂，厂长室的大四合院，要是留下来点照片多好啊。厂里的礼堂拆的时候，卸下来的大木头得卖多少钱呀。

我姥爷以前还存着一块匾，黑色的木头绿色的字刻着什么商行，后来破四旧的时候，给锯了钉板凳，最后也给扔了。

赵桂华

采访对象：赵桂华（1932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楼下

我家什么时候住在东兴里的？说起来话长了。我是1949年从河北衡水地区来到天津的，那年18岁，天津已经解放了，我在天津过的第一个十月一国庆节。

我是从老家投奔我哥哥来的，我哥哥比我大十二岁。1949年前，他一个人来到天津，最早我哥哥是在一家铁工厂干钳工，给橡胶厂的机器做零件，加工好给安装上，技术也学到手了。以前蹬过三轮，认识的人就多了，认识了一些资本家，人家就说，你也有一些技术，干嘛不自己干呢。我哥哥就动了心思，开始自己创业，在黄纬路三马路门脸租了房子，买个机床子，雇了几个人，去联系有关系的厂家，逐渐干起来了。

我家的铁工厂在三马路东兴里附近，那的门脸房第一个门是我们铁工厂，旁边第二家是棉花铺，第三家是杠房，第四家是卖鲜货的。

四九年我哥哥就把我从老家叫来，在铁工厂里学技术干活。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小工厂里面，一个小厂子四、五个人去哪睡觉呢？就在房子里搭个吊楼，我们在吊楼上面睡觉。

我们铁工厂是做压胶机的，给橡胶厂制作机器设备，像四马路上的南洋橡胶厂、环球橡胶厂都是用我们铁工厂的机器。南洋橡胶厂的老板还是爱国进步资本家，民主人士，叫荣子政。1949年前，厂子是他的私营企业，他带头公私合营，还担任过区政府的领导。我知道他，有点胖乎乎的，特别有资本家的派头。他有名气，买卖就干的好。他的大儿子还在这附近住呢，他的二儿子在香港，小儿子也住的不远，个不太高，胖胖乎乎的，前些天我在海河边上晨练还看见他呢。反右的时候，荣子政挨批了，以后的运动也挨整。他的孩子也受牵连，你说出身谁能选择呀，你要是出身不好，你就倒霉了。

我在铁工厂就是干活，画好的图纸，把铸铁件在车床上加工，压胶机有大辊子和小辊子不一样，就跟压面条一样，用电机的皮带传动转悠。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我家的铁工厂的机器给弄走了，房子就腾出来了，我哥哥就住在那。我结婚就住在东兴里9号院里，是租的房子。房主是一家煤场的老板，人家赚钱了，就在东兴里买了好些房子出租。1949年后，房子都归房管站了，房租不交给他了，交到房管站。

公私合营以后，我就到东郊区的一家机械厂上班，骑自行车玩命骑也得45分钟。这个厂子，听说是资本家出钱建的大厂子，厂里是做耕地用的双人双桦犁。其实，农村用这个没少死牛啊，把牛都累死了，那是多沉的家伙，铁架子沉啊。俗话说能拉千斤载，不拉一犁土。牲口就怕拉这个，千斤载它有轱辘就好点，犁地总是一个劲绷着，不使劲犁不走啊。所以呀，农村用这个就没少吃牛肉。后来，我调到三条石的面粉机械厂，做面粉机。最后，是到汽车行业工作，直到退休。

我哥哥早就死了，比我大十二岁，你想啊，我今年都86岁了，1932年出生的。

以前东兴里胡同横三条竖三条，一共六条胡同，胡同特别长特别整齐，有一年把左右两边的窄胡同给堵死了，只留中间的宽胡同。黄纬路是五二年拓宽的，原来是石子路，两边都是商铺和住家，到了五马路截死了，左拐从元纬路走才到新开河边，再右拐才到京津桥，黄纬路是以后才打通的。

七六年大地震我们东兴里砸死人了，胡同中间的一个院里砸死两个人，另一个院砸死一个人。东兴里要拆迁盖楼，我家在84中学住临建棚，两年后搬进了楼房。建楼的时候，邓小平还来视察了。

我再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来天津之前的事，我觉得还是很光荣的。我十几岁在农村的时候，是儿童团的团长，那时候抗日，我们站岗放哨，到了四四年，日本兵就不敢随便出来了。我们天天站岗放哨，查路条，从小做革命工作。周围十四个学校的学生都到我那开会去，我给他们讲话。

八路军经常在我们那活动，有一次，我住在学校里，晚上睡觉，被窝里多了一个人，是被日本兵追，躲进来的。我们那有汉奸，告诉日本兵哪有八路。日本投降后，我接着上学，一共上了六年私塾，念《百家姓》。那时候没法好好上学，日本人来了，跟着村里人往松树坟跑，就是坟地种满了松树林。树叶不高，进去人也看不见。躲起来呀，怕被日本人逮走就崴了。日本人进了村就抢鸡，你还没起呢，他就骑着自行车来了，鸡笼还没撒呢，他就打开鸡笼，把鸡提走了。日本岗楼离我们村八里地，经常来骚扰。那时候，妇女都是用锅底的黑灰抹脸，怕被日本兵强奸。

四六年，我们那的文教委员让我跟着他南下做地下工作去。因为我父亲有病，需要照顾，我就没跟着去。土改的时候，跟着一起分地主的地，房子也给穷人分了，我们那比天津解放的早。

马佩莹

采访对象：马佩莹（1955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在笔者家中

我父母家在四马路的新元善里9号，一个独门独院，跟南洋橡胶厂的荣子政家隔着一个门。我常年住在姥爷家，住的院子在黄纬路上，背靠着东兴里，在原李纯公馆的对面。从三马路到四马路之间有八个院，其间还有东兴里的三条胡同，中间胡同是宽的，两边的两条胡同是窄的。这八个院都是大院，大门楼都是一模一样的。门楼上都有砖雕，每个院的砖雕图案都不一样，有动物的、有花的、有仙鹤的、有小猴抱桃的，都是吉祥如意的图案，我们院是松鹤延年。到了文革的时候，扫四旧嘛，人们搬梯子拿斧子，上去把砖雕都砍下来了，有的用白灰给抹平了。铁一小门楼上的雕刻最可惜，很多给拆下来了，不拆的也给破坏了。

进大门就看到影壁墙，影壁上有砖雕。向左拐就是一个月亮门，进去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院里正房、厢房都算上，一共有十八间房子。迎面是北房五间，有走廊，左右是东西厢房，南房五间，其中一间是门道。北房是我姥爷住的，进屋是会客的地方，八仙桌子，太师椅，条案，我小时候都见过。中堂古画，花瓶，帽桶，两边是木雕隔扇的套房。西厢房靠北房前，有一棵特别粗的大槐树，我小时候就这么粗了，树龄肯定比这院子还早。一到春天，满树上开的都是白花，走到四马路就闻到槐花香。黄纬路一带种槐树的多，曹家花园，就是现在的二五四医院的院里，种的都是槐树，包括宇纬路的美术学校宿舍院里也种的槐树。

我跟您说，我们院的大槐树是怎么砍的呢？六九年战备的时候，挖防空洞，因为防空洞都是通的，我们院的地道口进去，一直通到街道办事处，指挥室，仓库，幼儿园都能上去，一直通到幸福食品厂。因为地道从我们院里通过，这棵树太深了，影响防空洞，就把这棵树给砍了，砍树是园林局来人砍的。园林有规定，树是允许你种，不允许你砍，砍要申请，这么粗的树，你要是自己砍，倒了非得把你们家的房子砸塌了。

听我姥爷说，他小的时候，就觉得曹家花园的槐树挺粗的，现在看嘛，还是这么粗。后来，听说是千年松，万年柏，隔不住老槐树这么一拽。槐树长的慢，特别慢。

姥爷家黄纬路的这个院是四八年买的，以前我姥爷家在河北老家，那里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我姥爷出钱捐建的，第一个女子学校也是我姥爷出钱建的。新学校是不读四书五经的，是学数学、美术、音乐的新式学堂。

马佩莹的母亲（后排中立者）与其爷爷奶奶及家人在20世纪40年代合影，这些人都曾经在黄纬路50号生活过

那时正发生七七事变，经常闹土匪，那正是战争时期，我姥爷在老家呆不住了，为了躲避战乱，也因为在天津有买卖，就到天津来了。到了天津之后还想走，被我爷爷给劝住了，说别再去别处了，就在这住下来吧。这样，就在黄纬路买了这个院。听说是从姓李的那买的院子，肯定是李纯家的人呗。房屋都是装修好的，带整屋的家俱。过去卖房子都是这样，有点钱的人家，搬家就是带着衣服细软，提着柳条箱。中国传统的柳条箱，皮子包箱子四角，有用黄铜包的，一提着就搬家了。人家有身份的房东，一看你穷不拉叽的，他不租给你。

东兴里有水铺，胡同住这么多人，我姥爷义务管过水费。街道代表找到我姥爷，我姥爷就答应了，说我管行，不要钱。我姥爷家卖水牌，是竹子做的牌，牌上烫着字，用铁丝串着。跟过去自行车存车处给的牌一样，挑一挑水给一个牌。文革抄我姥爷家的时候，胡同有个人想管水牌，就给使坏，说我姥爷贪污水费。这边抄家，我姥爷这边一笔一笔给算，算来算去就差二分钱对不上账，我姥爷把抽屉反过来，二分钱蹦出来了。

文革时，自己能砸的能烧的都全去了，动不了的东西，像八仙桌子、条案、太师椅、镜框，都抄走了。给留一个老式的钟表，瓷花瓶都给砸了，花瓶托还留着了。字画烧了，镜框是红木的，就连后面的板都是红木的。为嘛留下来了没抄走，因为镜框里是毛主席像。

我家的四间南房给没收了，两间分给了乔姨，另外两间就成了清理房屋指挥部。天天有街道和房管站的四五个人在那里上班，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是领导，几个青年是帮手。我还记得这两间房子还做过牛鬼蛇神学习班，每天一屋子的牛鬼蛇神交代过去自己的罪行。我有时候，到门口像听故事一样听听。

东兴里的院也分三六九等，房东盖房子的时候，想着有的是卖的，有的是租的。讲究的是一家住的独门独院。大多数都是小杂院，有的是大杂院，四马路小学旁边的小院，民国时期曾经是个小医院。穷人没钱看病，那不要钱，当然了，也没有好药，就是平民医院。

马家大院

中山路的大军阀的公馆多，过去所有的军阀也是有骨气，不愿意看洋人的脸色，没事了他在华界住着。其中，冯国璋就在宇纬路五马路的院子住，就是现在的美院宿舍院里住着，他不参与政治了，一闹土匪动乱了，他就跑租界住去了。一平安，他就又回来了。

说起我家对面的李纯公馆，在我记事的时候，就已经改成外贸学校。文革前我还小，没进去过。过去门口有看大门的，不让进。文革当中，我进去过，三个院二层楼，有长廊。我的一个老师，是外贸学校毕业的，在那上过学，说那个学校以前当过国民党军法处，学校靠三马路的那段宿舍特别像监狱，又阴又黑。说起来，当年吉鸿昌压在哪了吗，就在五马路的第一铁丝厂，那里做过监狱，现在是美术学校的宿舍。

李纯公馆的围墙特别高，特别厚。怎么上去？有坡道，是两边上的，想象都可以骑马上去。跟老天津城墙一样的，带兵的将军就是骑马直接上城墙。您看天安门后面的坡道，皇上要是上去就坐轿子从坡道上抬上去。公馆的大红门，足有五米高，那个门一关上，你什么也看不见，大门上还有一个小门，家人出来进去的走这个小门。他要是坐汽车来了，就开大门。

院里都是砖木结构的房子，木头楼道，木头楼梯，木头走廊，除了砖墙以外，都是木结构的。天井不大，有两座二层楼房，围着楼房一圈走廊，前后楼之间通着走廊，二楼上也有走廊。院里的房子跟围墙不挨着，你就是攻进来，上了围墙再下了围墙，也上不了楼，他防着呢，他是军人出身嘛。李纯住的地方肯定是在中间的楼房里，周围住的是卫兵、厨房的厨师、管家，佣人，他的几个老婆还得分着住呢。

三马路幸福食品厂旁边有个院，那个院还特别清静，栅栏门不高。你知道是谁在那住吗？写武侠小说的宫白羽。刚解放的时候，还不稳定呢，宫白羽穷途潦倒，没有饭吃。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吃不开了。过去的作家也吃不开，跟现在的作家不一样，穷笔杆子，赚稿费没多少钱，不是发大财的。

中山路的故事，那可多了，清末开华界，从金刚桥开始，原来叫大经路，也叫大马路，然后是二马路、三马路，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这么排着。政府将新区规划完了，就招商，要开发一块地，拍卖给你房地产商盖房子去，那就是跟现在一样啊，这些军阀占了天津一半的房子。

潘欣荣

采访对象：潘欣荣（1956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在笔者家中

我家住在黄纬路，肯定是1949年前，我哥哥都快八十岁了，我在家最小。我老娘今年九十六岁了。现在住在胜天里，坐炕上从窗户就看见马路对面的河北区法院，就是过去的李纯公馆。

我家原来住在宇纬路与四马路交口那个院里，现在的三宇超市的位置附近。过去，那是个粮店，旁边就是我家的院，大门朝着宇纬路。

三马路上，炸果子铺，水铺，大肉铺都在三马路这一块，一家一家挨着。我爸爸就是在1949年前干点买卖嘛，运动来了就说他是资本家。

以前我家在席场那边住，怎么搬这边来的，那年着火了，那时候还做买卖了，没办法，就买这边的房子。那时还没有我呢，是听我父亲说的，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在这出生的。后来我父亲在公私合营的时候，归到一个厂子，还是个小厂子。为什么给我们家定资本家呢，我父亲如果在大厂子根本算不上资本家。我哥哥在板桥农场管犯人的，公安局先搞的四清，给我家定的是小业主，到了我爸爸这厂子给定资本家了。

文革的时候，我们家的东西都给抄走了。就像那漱口盂、镶碗，都是细瓷儿的，那个叫四旧，啪，给摔了，钟表给抱走了。

我没上山下乡，不是幸运！我家有七个孩子，除了我大哥在板桥农场，还有我，其余的都下乡走了。

走街串巷的锔瓷匠

我家买煤是在四马路，也在马公祠姜大爷的煤店买煤，姜大爷那人可好了，特别仁义，口碑特别好，在我们这块地方有名。七八十岁了还背煤上楼，没有不认识他的。开始是赶着大马车送煤，姜大爷平时脸都是黑的，天天送煤嘛，也顾不上洗。

东兴里二条胡同住着白芳礼，捐教育，上过电视，蹬了一辈子三轮，做了不少德行事。

我家门口四马路，在文革当中修路的时候，就在四马路小学门口，出过一个大事故。有个小孩淘气，爬上履带式推土机在上边玩，中午人家工人休息，等到工人一开推土机，就把孩子的脚卷进履带里了，一下子把小孩的脚齐刷刷地给切掉了。我还去看了，那孩子的脚就在驾驶员后面的地方，还穿着鞋呢，很惨的一只小脚丫就在那摆着。可怜呀，这就残疾了。若是现在，可能就能给接上了。当时修的路还是三合土的地面，不是现在的柏油马路。

黄纬路跟京津公路连着，从北京来天津的车，黄纬路是必经之路。经常可以看到北京大使馆的汽车，黑色的牌子，使字是红色的。黄纬路的路面是水泥的，可以过坦克，长长的水泥板都这么厚，那是日本干的那活，浇筑的水泥石头子，特别结实，跟大理石似的。后来，改铺柏油马路，破那路面的时候特别费劲。中山路以前路边种的树，都是杨树，叶子特别大，马路之间是电车道，没有现在这么宽。

东兴里有一家女的是日本人，是缝毛衣的，名字叫深夏广芝。因为，她缝毛衣跟我同院的是一组的，所以我跟她熟悉。到了文革后期，中日建交后，她的一家人回日本去了。她女儿叫王丽君，在黄纬路小学上学，王丽君的大哥叫王长江，跟我姐姐是同学。王丽君白白净净的，长的挺漂亮，中学没有毕业就跟着去日本了。听说，她家回到日本后，生活的很不好，亲属客气后也没给多大的帮助。要先去学语言，好像是哥哥们闹着回来，后来他们的妈妈死的挺早。

张秀珍

采访对象：张秀珍（1925年生）

采访时间：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

采访地点：黄纬路胜天里家中

以前我家住在东兴里23号，胡同口离宇纬路近。你要是想了解以前老胡同的事，还真得抓紧，你知道为嘛吗？从我来讲，在东兴里住了75年了，我今年93岁，好些事都忘了，耳朵也不行，眼也看不清了。

我是1945年，19岁来到天津。你算多少年了，当时住在西头，在掩骨会那住，从那搬到黄纬路东兴里，多少年了。我是北京人，在北京前门外住，我当家的在天津做事，天津有亲戚，我们在北京结的婚，一年后合着就把我接来了，我是带着妈妈来的。北京啊，现在还有一大窝人呢，就我一个人在天津。

天津解放的时候，在院里挖防空洞，坐那里头，一个院的人坐在防空洞里头。我妈妈在外面给大伙儿做饭，给洞里送，就听外面枪炮叮当响。我住这七十多年了，就没离开这块地界儿，住胡同平房，地震后住楼房。

我当家的是在官银号后面的菜市场，给人家卖鸡鸭，按现在说就是售货员。1949年后，五四年那时候叫公私联营，两年以后就是公私合营，到岳阳道菜市场干去了。以后就都解散了，就自个干了，还是摆摊卖鸡鸭，就是干这个。

我家以前的房子是租二房东的，住一间半，两家住三间，那时候兴这个。我们一个院以前住着七家，现在老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其余的全都没了，我都给送走了。

张奶奶与儿女合影

家里的摆设

以前东兴里一面三条胡同，三三见九，九个出口。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东兴里改成幸福大院，那时是隔一门一堵，怎么回事呢，就是两个院相接的地方开个口，走一个门。胡同都是铺的砖地，坡型的，下雨的时候，往两边流水，走中间没水。六九年每个院里都挖防空洞，就是挖一个坑。拿嘛盖呢，把大门落下来，盖在上面。

三马路有一家聚成号铁铺，掌柜的跟我们住一个院。东兴里10号，有个温泉澡堂子掌柜的住那。

头大的孩子参军去了，是空军，在湖南，才23岁就牺牲了。当时难过呀，如今年头也多了，就不难过了。现在我还有一大帮孩子在身边呢，如果只生一个孩子就不行了。闺女们都结婚了，还有我外孙子跟着我住，他住小屋，我住大屋。还有一个二闺女，有点毛病，小时候抽风，一直跟着我。

我大儿子牺牲后，部队来了不少人到我家，屋里都坐满了，不敢告诉我们，先谈事，慢慢说呀，他哪能当时就这么说呀，他说有病了，其实早就牺牲了，怕家属一下子接受不了。一看我老头子躺在床上，病的厉害，也快不行了，就没敢说。紧接着，二儿子又去参军，是海军，我家是光荣烈属了。唉，牺牲个儿子，我倒是吃香了，什么都照顾。

以前我家穷，七个孩子，孩子们上学不花钱，吃补助，一个孩子补助七块钱，穷着呢。现在行了，到时候关钱，我也没上过班，没有退休金。因为儿子牺牲了嘛，一来二去的国家给我钱了，以前给我多少？给三十块钱，多少年了，后来一点点涨，现在跟上班的一样。够吃饭的不就完啦。过去买布做衣裳，拿布票去商店买去，花多少钱到单位报销，就是补助嘛。等孩子大了，都上班了，就行了。

东兴里我们那几个院的房子，过去是一个姓王的老太太的，她是二房东。那老太太的儿子，现在还住在胜天里，也是老年痴呆症了。

永记杂货铺在三马路对面，旁边把角是卖豆浆、老豆腐的，旁边是沈家棚铺，三畏里，我们叫永记胡同，因为挨着永记杂货铺，是史家开的，他闺女在黄纬路超市上班，可能也退休了。

在这边门脸有一家是聚成号铁工业，掌柜的叫王聚成，我们胡同姓赵的哥俩在那干。旁边有一家早点铺，里头有一头驴拉磨，旁边有电线杆子，上面有日本人的痕迹，叫高田商会，你见过水泥电线杆子是三角的吗？三角是向里挖的。

宇纬路跟三马路口那有一个粮店，叫盛昌永粮店，宇纬路跟四马路交口的煤店，叫延胜德。三马路上还有玻璃铺，掌柜姓张，他儿子现在住胜天里。

李纯公馆改猪鬃厂，东兴里17号的朱家，在那厂里有股份，他家哥五个，朱世铮，朱世元。李纯公馆大门拱型的，比铁一小的门洞稍微小一些，两边是罗马柱，我们都没进去过，人家不让进。

我身体现在还不错，就是眼差着，耳朵有点背，经常让闺女扶着我下楼走走。我现在，对过去的事还记着，现在的事倒是记不住了。我最爱吃闺女包的饺子，还得等饺子晾凉了，拿油煎的。说起来，我爱吃的都是禁止吃的，油大的，咸的，甜的。我喝一碗稀饭搁三勺白糖。就是嘛病没有，哈哈。我年轻的时候不行，到老了，我倒行了。其实啊，年轻时受罪不叫受罪，老了受罪才叫受罪。我主要是心情开朗，嘛病没有。

现在胜天里九十多岁的老人有十多个，有一多半是动不了的，老年痴呆的，有一位已经101岁了，是柱子他爸，刚搬到儿子家住了。如果把这些九十多岁的人都搀下来，聚在一起照张相，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