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平
“百年广东音乐家研究文丛”就要出版了，十分高兴，因为这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工程，许多作者为研究广东音乐家，走访了作曲家本人、亲属、朋友；亲临作曲家成长、生活、工作的地方。他们从广东音乐家的学术思想、作品的民间地域特征、作品影响、风格引领、音乐创作探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研究。在中国音乐史的经典教科书和资料中，记录下了中国音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音乐家，其中可圈可点的广东籍及长期在广东工作的音乐家就有数十位，他们为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的贡献广为人知作出自己的努力，为他们铭记史册，并以他们为骄傲，以他们为榜样，在新时期的工作中作出新贡献。
“百年广东音乐家研究文丛”涉及30位音乐家的研究。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非常重视对广东音乐家的研究工作，在2016年1月5日召开的广东省音乐创作座谈会、1月21日召开的广东省文艺创作座谈会上，都对此工作予以了重点关注。特别是1月21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主持召开的广东省文艺创作座谈会，对此项工作予以了特别强调。在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这项研究工作得到了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得以顺利展开。2016年11月，首届南国音乐花会在广州举办，其间以此研究内容为主题，召开了两场有深度的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的学者展开了积极的讨论。由此，对广东音乐家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内业界的普遍关注。
广东音乐家为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过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如果从广东人引以为豪的萧友梅创作于1916年12月的管弦乐作品《哀悼进行曲》算起，中国交响音乐创作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历史，也标志着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已起步行进了100多年了。如果以中国交响音乐诞生的1916年为起点，我们全方位梳理百年来广东音乐家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我们会发现，他们对祖国音乐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这些音乐家的音乐成就及艺术特点、音乐观与人文精神、国民音乐教育观、音乐作品中的美学价值、音乐作品中的作曲技法特色、与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直至音乐家的作为等，对广东乃至全国现当代音乐发展的影响，都是需要深刻挖掘的。
“百年广东音乐家研究文丛”涵盖的30位音乐家有：
1.何氏三杰［何柳堂（1872—1933）、何与年（1880—1962）、何少霞（1894—1942）］：广东番禺，广东音乐演奏家、作曲家。作品有《赛龙夺锦》（何柳堂）、《晚霞织锦》（何与年）、《陌头柳色》（何少霞）等。“广东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传统音乐乐种，从何氏三杰到吕文成再到黄锦培，他们奉献给人们的不仅是一个近代的音乐品种、某件乐器，而且是把岭南的风土人情、中华音乐的风骨神韵精妙地融入其中。这是广东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的艺术财富和文化记忆。何氏三杰就是这样的人物。
何柳堂的祖父何博众（代表作品《雨打芭蕉》），1833年出生于番禺沙湾镇北村。他精通音律，擅长琵琶，被誉为“琵琶大王”。其创造的岭南风格的“十指琵琶”技艺在何氏家族中世代相传，“何氏三杰”中何柳堂、何少霞都精通该技艺。
何柳堂是“何氏三杰”中最年长的，何与年是他的族弟，何少霞是他的族侄。何柳堂继承和发扬了何氏家族的音乐艺术传统，在广东音乐发展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何与年精通琵琶、三弦、扬琴等乐器；何少霞精通“十指琵琶”演奏技法，又善于演奏二弦、南胡等乐器，在20世纪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他常用南胡、二弦演奏，与何柳堂、何与年、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麦少锋、李佳等人合作录制唱片，如《赛龙夺锦》《雨打芭蕉》《七星伴月》《回文锦》《饿马摇铃》等。
2.萧友梅（1884—1940）：广东中山，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音乐教育家，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现上海音乐学院）首任教务长。主要作品有：管弦乐《哀悼进行曲》（1916年），是中国第一首管弦乐曲；弦乐四重奏《小夜曲》（作品20，1916年12月），这首作品是目前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弦乐四重奏；管弦乐《新霓裳羽衣舞》（作品39，1923年8月），首演于1923年12月，是第一首以中国民族历史题材创作的管弦乐曲；铜管乐《在暴风雪中前进》（作品23），根据作品编号推算，应创作于1916年12月，一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首铜管乐作品；合唱套曲《春江花月夜》，是萧友梅艺术歌曲中最重要的一部大型体裁作品，1929年3月首刊于《音乐院院刊》第二号。
3.青主（1893—1959）：原名廖尚果，广东惠阳，音乐理论家、音乐美学家。作品有艺术歌曲《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等。青主的这两首作品虽然创作于不同时期，但都体现了青主的主要音乐观念：民族性的创作理念和他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是上界的声音”。《我住长江头》是一首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中的优秀作品，全曲以滚滚的长江水为旋律线索，贯穿全文，借水抒情，借水喻情。这首歌曲表面看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据有些研究者考证，实际是对1927年国民党“清党”中所牺牲或失踪的同志的感怀之作。书香世家的成长环境使青主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新式学堂与留学的教育背景，又让他受到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青主虽为音乐理论家、音乐美学家，但他采用古诗词谱曲的优秀艺术歌曲，至今仍是音乐会上常见曲目。
4.吕文成（1898—1981）：广东中山，广东音乐演奏家、作曲家，被誉为广东音乐第一人。作品有《平湖秋月》《步步高》《醒狮》《烛影摇红》等。广东音乐作为我国民族器乐的一个品种，已完全超越了一种风格流派的范畴。吕文成是集创作、演奏（演唱）、乐器改革、教学于一身的一代宗师，他还是第一位不依附于其他工作、专以广东音乐的演出和创作为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作品较之刘天华多，较之华彦钧在作品的情感表达方面更为丰富，不仅有反映市民生活情趣的、描写景致的作品，更有表达爱国主义热情的作品。吕文成的广东音乐《步步高》《平湖秋月》《醒狮》等，显露出韵味无穷的地方风格以及悦耳迷人的艺术魅力，使其流传海内外。
5.郑志声（1903—1941）：广东中山。作品有用岳飞的《满江红》词谱写、由管弦乐队伴奏的合唱《满江红》，歌剧《郑成功》（未完成）等。郑志声是中国早期赴法留学生，先进入法国国立里昂音乐戏剧学院学习4年，毕业后，又在法国国立巴黎音乐戏剧学院深造4年，是中国早期留学生中专业学习时间最长和最系统的留学生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7年刚刚毕业即返回祖国，1938年任教于云南微江的中山大学，后到重庆的实验剧院任教，并在此着手歌剧《郑成功》的创作。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对民族音调和节奏的处理有独到之处，配器追求民族色彩，和声新颖，音乐生动，作曲手法精炼，作品音乐形象清晰而鲜明。
6.冼星海（1905—1945）：广东番禺，人民音乐家、作曲家。作品有《黄河大合唱》以及数量众多的声乐、器乐作品。冼星海的《神圣之战——第二交响曲》曾引起诸多争鸣，这部作品是作者对身临其境的苏德大战的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切感受。冼星海充分利用当时的条件，不断将音乐进行新的尝试，虽然他在这部作品中采用的不完整的十二音模式、平移调性、音块手法、大量非三度叠置和弦、游移节奏重音等手法，尚不完全成熟，但已表明其处处创新、时时创新并不拘条件、国度、地点、方法、时局（战时、非战时），均尽全力为之的心态。有学者认为，当今，我们需要以更冷静和还原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通过对作品的透彻分析，重新认识这部作品的创新价值。除作曲方面，在冼星海的艺术生涯中，他从来没有中断过音乐教育实践，尤其在延安“鲁艺”时期，他的音乐教育实践更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冼星海对音乐教育曾提出过自己的学术主张，他认为：一个音乐工作者在政治思想方面“要加强理论修养，尤其是马列主义艺术理论的修养”；在技术技巧方面“要加强技巧的锻炼，利用完整的技巧，发扬和实现音乐的理论基础”；在音乐创作方面“要从理论和技巧的基础去创作，大量地去创作以适应大众的需要”。在艺术实践方面“要利用歌咏的宣传力量，在抗战期间发扬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全国同胞的爱国热忱”。这四点主张与我们当今的音乐教育思想几乎一致。
7.何安东（1907—1994）：广东江门。他对中国音乐发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和组织领导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上，他是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何安东慷慨愤笔，谱出了《奋起救国》《民族精神》等著名歌曲，据考证，《奋起救国》是中国第一首抗战歌曲。他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情操和审美教育的教育理念，至今还在广州、香港、澳门的培正中学延续。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他就开始了普通音乐教育。1930年，何安东与陈洪、马思聪一起创办了单管编制的管弦乐队，这是广东第一支较正规的管弦乐队，由马思聪和陈洪担任指挥，何安东任乐队首席。
8.陈洪（1907—2002）：广东海丰，音乐教育家，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创作了《冲锋号》《把敌人赶出领土》《上前线》等充满激情的抗日救亡歌曲，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教育家，陈洪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忠国忠党的人民教师，以身作则，用“严慈相济”的教学态度感化每一位师生。他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致力于师范音乐教育实践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应该对音乐师范类学生进行人民教师的思想教育，师范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以培养优秀的中学师资为核心，要求教师自身应摆正“舞台”与“讲台”、“师范”与“音乐学院”的关系。陈洪的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主张，至今影响着我们；他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到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也为后来师范音乐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专家的导向性作用。
9.廖辅叔（1907—2002）：广东惠阳，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音乐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中国古代音乐史》《谈词随录》，译著有《阴谋与爱情》《西洋音乐发展史论纲》等。1935年为纪念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建校40周年而谱写的北洋大学校歌，被传唱至今。歌词中“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的歌词，激励了一代代学子。
10.何士德（1910—2000）：广东阳江，新中国电影音乐奠基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新四军军歌》等。何士德因1939年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铁军”创作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新四军军歌》而名闻遐迩。这首军歌密切结合抗战根据地建设，是何士德深入军队体验生活后所作，有力地配合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并最终成为新四军部队集体宣誓性质的战歌，与《八路军军歌》一起，成为新四军部队作战间隙休整开会时必唱的两首歌曲。新四军唱着这首战歌，取得了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北、湖南、河南等八省边界地区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1.陆仲任（1911—2011）：浙江鄞县，作曲家、音乐教育家。1941年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系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8年在香港永华电影公司专职作曲，并兼任香港音乐院院长。1949年后历任华南歌舞团副团长、广州乐团团长、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星海音乐学院教授。主要作品有电影《清宫秘史》《南海潮》音乐等。他在电影《南海潮》一开始，就运用了广东音乐《赛龙夺锦》的音乐素材，有学者认为这是这首广东音乐第一次用于电影。陆仲任的音乐创作，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他以扎实的基本功，将民族音乐素材与西方传统作曲技术结合，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创作特征。出版有《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旋法研究》等学术专著。
12.马思聪（1912—1987）：广东海丰，演奏家、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主要作品有《思乡曲》《牧歌》《塞外舞曲》《摇篮曲》等。马思聪的和声技法对中国和声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和贡献，他在中国作曲家中是第一个系统运用旋律和声综合性结构的。有学者认为，马思聪作品的和声结构主要表现在对三度结构和弦进行五声化的处理和对旋律的塑造性和声结构。马思聪基于广东民歌曲调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从和声结构的多样化到调式处理、织体处理都做了有成效的、创造性的运用。马思聪在和声上的创作极富中国音乐特色又富民歌特点；虽受西方和声学及现代作曲技法的影响，但未走现代音乐创作道路，而是闯出一条既具中国音乐特色又集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的道路。(https://www.xing528.com)
13.章枚（1912—1995）：广东阳江。代表作有《黄桥烧饼歌》，这是一首经典的“用音乐记录抗战史实”的作品。《黄桥烧饼歌》采用江苏民歌《杨柳青》的曲调素材，记录了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期间人民拥护军队、军民一心抗敌的热烈场景。章枚的创作较少有广东音乐的痕迹，除运用西方调式创作外，有些作品以采用苏北地区民歌为素材，这是因为他长期生活且服务于这一地区。章枚自1940年加入新四军以来，一直跟随陈毅并植根于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当地人民群众和军队进行创作。他借用当地民歌曲调进行艺术加工，通过传唱他的作品，人民群众接受到民主科学的思想，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念，增强了军民团结的情谊。
14.李凌（1913—2003）：广东台山，音乐理论家，1956年任中央乐团首任团长，1980年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凌的学术思想体现在他的音乐评论中。有学者认为，李凌最大限度地涉及、参与、拥抱了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各种歌、曲、创作、演唱、演奏、指挥、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活动，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从“新音乐”“土洋唱法”“音乐的民族风格”，直到“轻音乐”“新潮音乐”……无不如是。同时，李凌坚决反对推崇一种风格流派，反对囚笼般的“为纯洁民族音乐语言而斗争”的口号。“李凌式评论”比大多数人更多地让我们走近了美学对“音乐是什么”的理解；李凌支持鼓励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可变性及创新性。他的评论高度体现了一个伟大评论家高屋建瓴的美学修养，也越来越为他身后的民族音乐的发展所证实。
15.李鹰航（1916—1999）：广东台山，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现广东省音乐家协会）首任主席。主要作品有《反法西斯进行曲》等抗战音乐作品。李鹰航除了写有近20部歌剧外，还有20世纪40年代广为传唱的著名歌曲《拉骆驼》。这首被称为“内蒙古民歌”的《拉骆驼》，其实并非民歌，而是李鹰航谱写的歌剧《三边风光》中的插曲。当年音乐家安波去内蒙古采风，曾把它完整地记录下来，收编在自己的《东蒙民歌选》中；作曲家梁寒光不久据此编写了无伴奏合唱，使之成为“民歌合唱曲”；1947年上海的《新音乐》月刊发表了这首“民歌”，很快它便传遍了大江南北；1949年后，《拉骆驼》曾被改编成二胡曲、钢琴曲、弦乐四重奏、器乐合奏曲等，经常出现在舞台上、广播里和专业艺术院校的教材中。《拉骆驼》的经历，正如作者的经历一样，留下了一位像骆驼一样艰苦跋涉、默默奉献的深沉的音乐家的足迹。
16.梁寒光（1917—1989）：广东开平，作曲家，1981年任广州音乐学院（现星海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主要作品有歌剧《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长征》（与贺绿汀等合作）等。《王贵与李香香》在中国歌剧的创新突破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努力发挥歌唱的作用，不依赖对白作为推动戏剧矛盾冲突的主要手段，而是尽可能运用唱段和音乐；强化合唱和重唱的作用；在中国民歌的基础上建立宣叙调，如运用自由的散板形式等。这些探索对我国的歌剧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7.黄飞立（1917—2017）：广东番禺，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首任系主任。黄飞立于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致力于群众性的音乐活动，使广州成为当时音乐文化活动的中心。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音乐创作，但他对广东的音乐建设有着直接影响。1948年，黄飞立出国深造，在耶鲁大学师从保罗·亨德米特。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国，受聘于中央音乐学院，组建了我国第一个专业音乐院校的指挥系。
18.张棣昌（1918—1990）：广东梅县，中国第一代电影作曲家。主要作品有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音乐等。张棣昌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第一届作曲组组长兼乐团团长期间，先后为28部影片配乐，是我国电影民族音乐风格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张棣昌的电影音乐作品之所以带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是因为他一直坚持深入生活。1960—1961年间，为了创作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音乐，张棣昌和词作者乔羽一同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走遍晋中南地区，观察山西当地的新人新事，收集当地的民间小调和秧歌鼓点节奏，甚至为了能够在创作上掌握好山西地方音乐的音调特点，苦练山西方言，已然成了半个山西人。张棣昌那深植泥土的地域风格浓烈的作品《人说山西好风光》以及《缅桂花开十里香》，其草根的芬芳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19.陈紫（1919—1999）：广东惠阳，作曲家，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者之一，曾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主要作品还有歌剧《刘胡兰》（与茅沅、杜宇合作，著名唱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歌剧《窦娥冤》（与杜宇合作）、歌剧《矿工的女儿》（著名唱段《站在家门口》）等。陈紫19岁时来到延安，进入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老师是冼星海），其间参加了《白毛女》的创作。陈紫的歌剧理想是将中国歌剧的探索进行到底，他认为中国的歌剧既要具备歌剧的“歌剧性”，又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走一条民族化的道路。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歌剧事业。
20.黄锦培（1919—2009）：祖籍惠阳，生于新加坡，广东音乐演奏家、作曲家、理论家，星海音乐学院教授。黄锦培对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功不可没，如为《山乡风云》《七十二家房客》、粤剧戏曲片《搜书院》、汉剧戏曲片《齐王求将》以及纪录片《太阳河畔》等作曲配乐。广东音乐创作是黄锦培一辈子所心仪的，他创作的以《月圆曲》《三宝佛》《晨曦》《山河新貌》《五羊风光》《怀念》等为代表的50多首经典之作，曲调优雅纯粹、轻松明快、悦耳悦心，其影响及至海内外。
21.叶纯之（1926—1997）：广东南雄，1979年调入上海音乐学院，参与创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研室，并任主任。他创作了包括舞剧、协奏曲等多乎所有体裁的音乐作品，并为老友李翰祥执导的影片《垂帘听政》配乐。叶纯之在学术思想和教学理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完成了《音乐美学十讲》《音乐美学通俗讲话》《音乐美学导论》（这是国内第一部音乐美学专著）等多部著作，它们是当代中国人独立撰写的最早的有关音乐美学问题的系统著述，具有学科性质的奠基、开拓和引领意义，其筚路蓝缕之功永远值得后学恭敬。尤其当我们在30多年之后讨论具规模成系统的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与教学教材问题的时候，更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有利于、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历史依托。
22.肖民（1927—）：山东单县，作曲家，1953年随部队来到广东，2007年获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主要作品有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等。肖民12岁参军，到宣传队教群众和官兵唱歌。战区的音乐要经常更新，年轻时的他，就是在抗日队伍和抗日疆场壮怀激烈的环境下，激发了创作欲望和灵感。1944年，他创作了第一首作词作曲的歌曲《群众是我们的靠山》。他的创作体会是：大部分队列歌曲雄壮豪迈大气，但尚缺深情之感，我要将这种豪迈的特点与发自内心的深情结合。
23.赵宋光（1931—）：浙江湖州，音乐理论家，1985年任更名后的星海音乐学院首任院长。赵宋光的研究跨越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涉及哲学、美学、教育学、人类学、心理学、数学、天文学以及水利工程；在音乐领域涉及音乐美学、律学、和声学、音乐教育学以及音乐形态。他在音乐美学领域提出的“立美”理论，意在突破欧洲学界将美学定为审美学的框架，有着浓厚的中国化意味；1993年出版的《99首蒙古民歌精选》中，他为那99首民歌所配的独具特色的多声部织体音响的伴奏，是他早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对“五度相生调式体系”理论研究的实践。他倡议建设旋律学，提出“三轴协变唱名法”的视唱练耳教学法，设计出“和声方位图”。种种创新，显示出赵宋光博古通今、纵横东西的博学和睿智。
24.郑秋枫（1931—）：辽宁丹东，军旅作曲家，2019年获中国文联、中国音协授予的“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荣誉称号。创作有《我爱你，中国》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声乐作品。来广州数十年的郑秋枫，其创作体裁多样、风格多元，曲调宽广且紧扣时代脉搏，在作品的形式、内容以及作曲技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959年舞剧《五朵红云》的创作，开启了郑秋枫的作曲生涯；独唱歌曲《颂歌献给毛主席》，抒情却不乏颂歌式的宽广壮美，作品新颖的音乐语言和鲜明的民族元素以及强烈的时代感，引起广泛关注；歌曲《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除展现了细腻委婉的苗族音乐特点外，还加入了当时作曲家们不太敢使用的花腔女高音，他将花腔女高音赋予了“战斗性”与“英雄性”，这种尝试，拓宽了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之路；歌曲《我爱你，中国》，一经问世就迅速在海外华人圈引起广泛共鸣，其器乐化的音响色彩与和声技巧，极尽展现了音乐的魅力，歌曲的艺术性与大众化的融合，使作品富有“雅俗共赏”的特性，开辟了20世纪8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的新风。
25.刘长安（1946—）：内蒙古呼伦贝尔，作曲家。主要作品有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刘长安1969年来到广州，工作不到两年便创作出极具海南特色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而2015年创作的选自《乐府诗集》诗词的无伴奏混声合唱《敕勒川》，又把人们带到了祖国的北方。《敕勒川》是将点对点和线对线的创作思想，将静态式固定音型、多调性思维以及类似于赋格的写作手法衍化在作品中；将民族素材取其精华、综其特点，散发在乐音的各个角落，铸成既具学术品格又具民族歌唱性的艺术作品。从《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到《敕勒川》的创作，表现出刘长安几十年对风格样式的孜孜不倦的探索。
26.陈怡（1953—）：广东广州，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的“新潮音乐”的代表人物，全球有影响的华人作曲家，美国密苏里大学终身教授。创作有管弦乐《多耶》《歌圩》等上百部声乐、器乐作品。陈怡在音乐上不断创新的贡献离不开她的生活经历和所受到的音乐启蒙教育。陈怡虽然长期旅居美国，触碰的都是西方最新的音乐创作技术理念，但她的音乐追求仍然是“传统”的意境。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影响着陈怡的音乐创作，中国的文学（诗歌）、绘画、音乐（民歌）以及传统哲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这些使得她的作品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显得别具特色。陈怡的创作总在避免重复自己，总在寻求创新突破，这使她的音乐总是充满新颖和惊奇。她也由此获得了包括艾夫斯作曲家奖在内的数十个重要奖项，蜚声国际乐坛。从早期创作的《渔歌》《弦乐四重奏》，到运用十二音和无调性创作的《点》《钢琴协奏曲》，再到多元文化融合的《第三交响曲》，可以看出，她的创作过程就是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
27.陈小奇（1954—）：广东揭阳，流行音乐作曲家，创作有《涛声依旧》等一批广为流传的歌曲，为广东流行音乐独树一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陈小奇的创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与他的生长环境息息相关。在日积月累中，他的创作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音乐作品，都透露出他的文化内涵——清新、典雅、含蓄，形成了典型的南粤流行音乐风。陈小奇作为一位独具个性的流行歌曲的词曲作家，他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于朗朗上口的旋律中，被人称为“流淌在音乐里的文字”，其旋律的格调，充满了文学的意境。随着以陈小奇为代表的广东流行音乐人在中国流行音乐这条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精进，更多的作品提升了广东流行音乐的品味。
28.李海鹰（1954—）：广东广州，作曲家，创作有《弯弯的月亮》等一批广为流传的歌曲，还有大量的器乐作品。李海鹰将“流行”与“古典”进行了有机融合，实现了“流行音乐交响化”，如《亮剑》《黑冰》《背叛》这些影视作品的音乐。他的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标志着他在音乐探索上的又一新方向。李海鹰从流行歌曲《弯弯的月亮》，到流行交响乐的创作，再到交响音乐史诗的创作，其“探索”本身亦是他的风格。在《我们的孙中山》中，他用“交响乐”体裁作为表达“情感”的载体，使交响音乐在审美上实现了普适化、大众化。如果说李海鹰在歌曲创作中曲风的不断变化，是在纵向上的探索，那么，他打破“流行”与“古典”的界限，则是在纵横交叠的结构上完成的新一轮跨越，这也意味着他在创作风格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广东音乐家对音乐的探索，包含艺术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等广阔的领域。这些音乐家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鼎鼎大名的，也有那些在音乐史中涉及较少的，甚至默默无闻的（包含此文所列举的30位音乐家但并不限于此）。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辈分、不同类别，甚至不同量级的音乐家，为我们勾勒出了鲜活真实的广东音乐家群像。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辉煌的广东岭南音乐的华美篇章呈现于世。甘做基石、默默奉献的精神，容纳百川、多元交汇的精神，勇于求索、敢为人先的精神，精益求精、创造卓越的精神……这些广东音乐家所具有的精神气质，成为广东音乐家为中国音乐发展作出诸多历史性贡献的重要原由。
“百年广东音乐家研究文丛”的研究、编辑、出版意义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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