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在申韩之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地位，被视为“君人南面”所必备的政治素养，尤其是韩非，更是将“术”的思想发挥到历史的极致，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韩非并不是法家，而是“术家”[66]或“法术家”[67]。《淮南子》对法家之“术”在思想上比较认同，与对“法”的改造相比，《淮南子》在“术”上更多的是继承。
《淮南子》认为“术”是“君人之事也”[68]，对统治者异常重要。因为“术”能“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69]，而在政治上“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70]，所以只有“诚得其术也”，才能实现“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71]。在政治上，君主如要“事欲鲜者”，就必须“执柄持术”，唯此方能“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72]，取得理想的政治效果。反之，《淮南子》坚决反对君主“释术数而任耳目”，认为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其乱必甚矣”。《淮南子》不赞成君主在政治上只讲所谓的“仁义”，而忽视“术”的运用，认为那些“世之明事者”是“未可与言术也”[73]，因为他们是“多离道德之本”，只知道“礼义足以治天下”，而不懂得“术“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妙用之处。正是基于这种对法家之“术”的认同，《淮南子》倡言：“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74]。这与韩非所言：“寄之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75]，“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則万不失矣”[76]，实际上殊途同归。
法家思想对“术”的强调尤以对君、臣关系的思考为著。“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77]，“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為其私急”[78]，由此可见，韩非将“术”看作专制君主有效地控制和驾驭臣下的得力手段。这在《淮南子》中也有所表现，“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79]。
《淮南子》对“术”的认识体现出浓厚的道家化气息，试图用“无为”的思想予以新的诠释。“无为制有为，术也；执后之制先，数也。放于术则强，审于数则宁”[80]，《淮南子》在这里将“术”与“无为”相互融合，从政治哲学上丰富了“术”的思想内涵。《淮南子》基于道家“清净无为”的理念，又主张：“道术不可以进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81]这种对“道术”的认识，事实上同法家思想有着一定的差距，后者强调“术”的政治实用性，从来都讲求务实、功利的目的，因此其“求名”“得利”之心是根本无法去除的。(www.xing528.com)
此外，《淮南子》中有时也用儒家的“仁义”思想去批评法家之“术”，认为“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横，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82]。这是从“治之大本”的思想高度对法家之“术”进行激烈抨击，认为法家在政治上只知极端化的任“术”而行，根本不懂“仁义者，治之本也”，“仁义者，为厚基者也”的道理，其结果只能是“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83]。
总之，《淮南子》对法家的“势”“法”“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融会，但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始终用道家化的眼光予以审视和扬弃，因此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虽然《淮南子》对法家思想也有着儒家视野下的思考，但与道家相较，居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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