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作为《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淮南子》一书中有着比较频繁的使用。只要涉及有关生命存在的思考与关怀，就会出现“游”的身影。《淮南子》对“游”的认识和理解承袭于《庄子》。在《庄子》中，《逍遥游》居于首篇，而且经常被学者认为是能够真正理解《庄子》思想真谛的关键所在。而在《淮南子》中，《庄子》的“逍遥游”思想的影响明显而深刻，成为其生命哲学着力汲取和融合的思想资源。因此，“游”的思想实际上成为沟通《淮南子》与《庄子》的生命哲学的桥梁，体现出二者在思想上极不寻常的内在联系，而且《淮南子》之“游”从精神上也“继承了庄子豪放的气魄，包容六合，雄视万物，显示了道家的博大襟怀”[11]。
“游”在《庄子》生命哲学中有着特定的思想内涵，而且常与神仙化的“真人”（有时为“至人”）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一种超越性的生命意识和追求。《淮南子》承袭了《庄子》对“游”与“真人”的思想认识，也习惯于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出发将“真人”塑造为能够体现出“神仙出世的理论”1[12]的生命主体。“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13]，“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毁而不能惊也，大风晦日而不能伤也”[14]。这种对“真人”的艺术化描写，与《庄子》中“游乎四海之外”，“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15]的“真人”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的“至人”[16]具有思想的一致性，甚至《淮南子》所用的文字都是从后者那里直接化用而来。《淮南子》对“真人”的推崇和赞扬，实际上是对《庄子》生命哲学中所体现“精神解放而获得精神自由”[17]的生命状态的肯定和向往，这也正是《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思想实质所在。
在《庄子》那里，“游”不仅是对生命理想状态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对现实世界的离弃和疏远，而“真人”作为理想的生命主体就应该始终能够用超越的精神对待世俗的一切事物，体现出“物莫之能伤”[18]的内在品质。因此，《庄子》认为凡是理想的生命存在，都需要实现“游乎尘垢之外”的“妙道”[19]。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生命态度，也得到了《淮南子》的继承。实际上，淮南王刘安等人对此而言，有着更加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因为站在诸侯王国的政治立场上，不论刘安本人，抑或淮南宾客群体，都深感到来自于中央政权的巨大压力，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所以他们对一种自由而解放的生命存在状态有着内在的迫切渴望，有些时候甚至会萌生出“离世倾向”和“出世成仙的冀求”[20]。由此可知，《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之“游”的接受与认同，在思想上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因为这种既渴望超越，却又深感束缚的复杂态度实际上真切地反映出刘安等人对自身现实政治处境的切身感受。他们从《庄子》中不仅得到了思想与精神上的慰藉，也获得了构建《淮南子》生命哲学的思想资源。
但是《淮南子》生命哲学对《庄子》之“游”的汲取并非全盘接受，毫无变化，而是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改造，“带上了汉代的特点”[21]，以适应于淮南王刘安等人的思想旨趣。在《庄子》中，作为“游”之生命主体的“真人”更多地体现出士人——知识精英的人格形象，虽然这种理想的生命主体有时会倾向于出世化、神仙化，但其身上较少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性”的气息。而且这些“真人”所面对的生命困境主要来自于“物”“我”之间，经常处于“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22]的纠结之中，而对于现实中剧烈的政治危机和压力却绝少敏感而深刻的生命体验。(www.xing528.com)
与《庄子》不同，《淮南子》对“游”的思想阐发中流露出内在的政治意味，其所言“真人”“至人”也时常表现出世俗君主的政治形象。“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23]“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余天下而不贪，委万物而不利，处大廓之宇，游无极之野，登太皇，冯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中。”[24]这里的“真人”“至人”就与《庄子》迥然有异，虽然都是向往着无比自由的生命状态，但前者却透露出一定的政治倾向，在思想、精神上表现出强烈的控制欲望。只是《淮南子》中的“真人”并不是现实君主的简单再现，而是寄寓着刘安等人特定的思想旨趣。在其眼中，“真人”“至人”实际上成了理想统治者的人格形象。这样的理想君主一方面符合《庄子》超越的生命态度，能让自己的精神自由地“游”于“虚无之轸”“无穷之野”，另一方面却又对世俗政治怀有一定的欲望，非但不采取脱离、逃避的态度，“还企图解决其中的问题”[25]。因此，《淮南子》之“游”从生命哲学上无法与《庄子》简单的等同，虽然二者之间在生命主体的精神自由上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但就二者“游”的主体的实质而言，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客观地说，在这一点上，《淮南子》体现出《庄子》所没有的强烈的统治国家的政治欲望和理念，这是二者生命哲学在精神实质上的重要区别。
由于这种生命主体精神的内在差异，《淮南子》中所言“真人”就无法反映为现实世界中一般士人的精神追求，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贵族性。在《淮南子》中，“真人”经常可以被替换为“圣主”“明王”等表示统治者的概念，以显示出君主在政治上“闲居而乐、无为而治”[26]的治国理念。这种精神旨趣实际上和刘安等人的政治理想和生命追求相一致。刘安等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存在着兼顾政治与生命的两面性：一方面对“神仙黄白之术”充满兴趣，渴望“去尘埃之间”[27]的仙人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对权力政治充满着热情与期待，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成为“圣王”“明主”，“玩天地于掌握之中”。这种两面性在《淮南子》中促成一种思想的张力，使得政治性、贵族化的精神气质在“真人”之“游”的生命状态中明显地流露出来，成为和《庄子》既相似、又相异的生命哲学。
总之，《淮南子》之“游”源于《庄子》，在生命哲学上彰显出一种自由超脱、“逍遥一世之间”[28]的精神追求。二者虽然对生命理想状态的追求有着一定的相近性，但由于生命主体发生内在精神的变化，使得二者最终在生命哲学上有所差异。这就是《淮南子》之“游”比《庄子》更显示出把生命理想政治化的思想倾向，也更具有贵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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