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汉思想史上，《淮南子》向以广取博收，保存“百家遗说”而著称，但也有学者认为：“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40]实际上，客观而言，《淮南子》的“杂”只是显示其内在思想因素之多元，而并非思想结构上的驳杂散乱。相反，如果从秦汉思想脱胎于百家争鸣，而后日益走向新的历史整合的潮流趋势看，很大程度上，《淮南子》的“独创性和深度恰恰在于，它能够超越思想派别之纷争，融合各派思想之精义，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体系”[41]。这种思想演生现象在《淮南子》论“将”中得到反映。如前所言，道化性的兵学主张是《淮南子》“将”论的思想主干，除此而外，儒家、阴阳家思想则成为其重要的理论补充。
从儒家思想着眼，《淮南子》在论“兵”时不仅秉持“义兵”理念，强烈主张“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42]，“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43]，提出：“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捴而天下响应”，认为这才是“用兵之上”[44]，而且强调：“善为政者积其德”[45]，“内修其政以积其德”[46]，始终将统治者的仁政实践看作战争胜败的政治前提和基础。与此相应，在论“将”之时，《淮南子》一方面认为“将”有“四义”，用兵应该“扶义而动”，另一方面也提出：“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要求“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否则，“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47]从中可见，《淮南子》论“将”，不仅“吸纳了相当多的儒家因素，强调了对道德、品行的要求”[48]，而且还试图融合儒家的仁义理念，进而充实其“将”论的正义内涵。
同儒家相较，阴阳家对《淮南子》“将”论虽有影响，但稍显薄弱。“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禨祥，此善为天道者也”[49]，在《淮南子》看来，通晓“阴阳”属于“八善”之一（其它则为：“善修行阵”“善为充榦者也”“善为诈佯者也”“善用轻出奇者也”“善为地形者”“善因时应变者”“善为设施者”等），是为“将”者必须娴熟运用的军事技能。《淮南子》所说“善为天道者”，和其所言“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50]，实则显示出汉代“兵阴阳家”对其“将”论的历史渗透，与后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51]的思想倾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惜的是，这种充满秦汉时代特色的兵学因素，虽对《淮南子》“将”论有一定影响，但仅提及两次，所言有限。(www.xing528.com)
要之，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为理论渊源，《淮南子》融合兵、道、儒、阴阳诸家思想为一体，形成自己具有秦汉时代气息的“将”论体系，其中兵家、道家成为理论主干，儒家、阴阳家则为补充。承继性、道化性和多元性的兵学特色，也促使《淮南子》“将”论成为秦汉兵学思想的重要成果，极大地充
实、丰富了传统军事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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