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观包括战争的起源、作用、性质、最高境界和对战争的态度。《兵略训》认为战争起源于财物分配不均，战争的作用是禁暴讨乱：“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兵之所由来者远矣！……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这句论述战争起源的话来自《孙膑兵法》和《荀子》。《孙膑兵法·势备》曰：“夫陷齿戴角，前蚤后锯，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为备，圣人之事也。”《荀子·议兵》曰：“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兵略训》认识到战争的作用，因而并不否定战争，认为战争由来已久且必不可少。《管子》也认识到战争的重要性，曰：“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参患》）又曰：“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兵法》）由于战争既能“尊主安国”，又能“辅王成霸”，因而《管子》反对宋钘、尹文提倡的“寝兵之说”和墨家鼓吹的“兼爱之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立政》）。
《兵略训》重视“道”和“义”在战争中的作用，把是否符合道义作为判断战争性质的根据。作者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并认为“义”是一场战争自始至终都要遵守的准则：“故闻敌国之君，有加虐于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那么什么是义？《淮南子·缪称训》曰：“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义，就是合乎众人的心愿，是道在人心的体现。作者认为，当今是道灭德衰的衰世，恢复道德已不可能，但主张正义还是必须的。《淮南子》的重“道”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一致，《孙子兵法·计篇》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危也。”孙子把“道”作为战争考虑的第一要事，“道”就是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也与《淮南子》“义”之“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相合。《孙膑兵法·威王问》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孙膑认为“达于道”才是知兵的最高境界。尚义与《管子》及《荀子》思想相通。《管子》强调义战，认为“行义，胜之理”（《幼官》），从事义战，方可“立于胜地”，“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七法》）。《荀子·正论》曰：“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荀子·议兵》曰：“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需要说明的是，荀子兵论缺乏用兵和治军的具体探讨，不是其思想的核心，只是其政论的延伸。(www.xing528.com)
《兵略训》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止战，曰：“大兵无创。”没有伤亡而使敌人屈服是战争最理想的结局。又曰：“故庙战者帝，神化者王。”所谓庙战，指战胜于朝廷庙堂之上；神化，指用精神感化。这与《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管子》的“至善不战”和《六韬》的“上战无与战”一致。《兵略训》作者清楚战争的危害性，主张慎战：“胜定而后战，铃县而后动。”[7]意思是一定要料定能胜才开战，审度权衡之后才行动。《孙子兵法》也注重慎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管子》亦曰：“兵事者，危物也。”（《兵法》）《淮南子》主张备战：“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诠言训》）战争发动之前，先壮大自己的力量。《淮南子》这句话来自《孙子兵法》之《军形篇》曰：“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孙子备战思想见于多处，《九变篇》曰：“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军形篇》又曰：“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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