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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读懂中国近代史的关键!

时间:2023-1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康氏又复痛哭流涕地最后一次的上书,有激切的透论,及详备的规画。于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氏,即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所谓“戊戌新政”“百日维新”,便自此开始了。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

梁启超传:读懂中国近代史的关键!

上述“戊戌政变”的内、外、远、近的原委因素,以及政治的、外交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背景环境,都加以综合的、客观的详述,读者也早已了然“戊戌政变”的真实性质了。再回头来看经过的事实,自然更容易心领神会,彻底了解了。这一幕悲壮、简短而重要的史剧,其经过的史迹如下: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因德人的强占胶州湾,引起俄人立即强占旅顺、大连湾,英人强占威海卫、长三角,法人强占广州湾,甚至意人也要强占三都澳,国人大惊,看见瓜分之刀已在颈上,奔走号呼,“保国会”之类便在各地涌起。幽居深宫的二十九岁皇帝清德宗,也忧愁得要死,问他唯一的亲信人老师傅翁同龢,到底还有什么办法没有?老师傅实在太老了,难当“起弱图强”的重肩,于是进荐六度上书、名满天下、羽翼丰盛的新进士康有为。同时徐致靖、张荫桓、李端棻、高燮曾等一班大官,又疏荐康氏。康氏又复痛哭流涕地最后一次的上书,有激切的透论,及详备的规画。梁氏扼要记着:

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其次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行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政变原因答客难》)

又请泯满、汉种族之界限。梁氏又记:

……康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居民同志。”斯言也,满洲全部人所最不乐闻者也,而我皇上深嘉纳之。……(《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光绪帝全部接受了康氏的意见,随即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于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氏,即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又召见梁氏,即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在帝的本意,自然要以更重要的位置畀予康、梁,可是二品以上大员的黜陟,都要向颐和园请命;那麻烦了。故暂给以小官,而实赋予大权。从此以后,康、梁便得发舒其胸中的抱负了。所谓“戊戌新政”“百日维新”,便自此开始了。

但轰轰烈烈开幕以后,所演的戏可并不伟大。举其重要节目如下:

(一)命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策论。

(二)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并推行于生童岁科试。

(三)停止朝考。

(四)命删改各衙门则例。

(五)命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

(六)下裁汰冗官令,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衙门;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并东河总督缺。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之盐道,亦均裁撤。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

其余尚有不成片段的小新政,从略不举。即此戋戋的新政,在我们今日看来,不但距离国民的政治理想,有隔世之感;比较日本明治维新的规模,有天渊之别;即就康有为所上的条陈而言,也还有千里之差。然而在清德宗看来,却总算是大刀阔斧的了。就是上列几桩新政,从四月行到七月中旬,似乎行得顺手起来,召谭嗣同进京。旋发上谕,“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就是名震一时的“四京卿”。梁氏说:

……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谭嗣同传》)

于是在七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宣布堂皇的上谕: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爱国论》所引)

此时也许就是光绪帝皇威发扬到顶点的时候了吧!在此略前,光绪帝想乘机黜退几个守旧大臣,立一点“主子的威风”,便借一件事把礼部的满、汉两尚书侍郎——都是最顽固分子:怀塔布、许应骙、堃岫、溥颋、徐会澧、曾广汉,一齐革职。那知道怀塔布的妻,是侍奉那拉后得宠的老妈子,便向“老佛爷”哭诉起来,“老佛爷”于是勃然大怒,光绪帝便惶悚害怕起来.据梁氏述。

(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谭嗣同传》)

据恽毓鼎所述:

谭、杨愤上之受制,颇有不平语。上手诏答之,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富兵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于是蜚语寝闻于西朝。(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那时怀塔布及汉奸杨崇伊等早与荣禄阴谋废光绪帝。嗾走狗李盛铎奏请帝奉太后至天津阅兵,荣禄因以武力实行废立。帝明知天津便是他自己“正法的刑场”,可是不得不下谕九月奉太后至天津阅兵!康有为这班人真急慌了,怎么办呢?不得已想到求救于袁世凯

君(谭嗣同)与康先生捧诏(衣带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日:“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在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示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至初六日,变遂发……。(《谭嗣同传》)

这一幕精彩而悲壮的话剧,应该在中国近代史上放一异光。可是,这里袁世凯所表演的,固然是神采活现的英雄本色,但却不能不启世人疑心。荣贼的阴谋,本应该在九月里才发作,何以八月初三夜这幕史剧演完以后,初六日事变就突然提前发作?所以有甚多的人,都说这反是袁世凯卖友首告所促成的。所以光绪帝至死恨袁世凯入骨;而袁世凯自己也曾有“臣,先帝之罪人也”的良心忏悔语,是不为无因的。

当谭嗣同热烈属望袁世凯救主之时,但林旭即不谓然。据梁氏所撰的《林旭传》说:“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号呼。时袁世凯方在京,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时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东汉末年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千里草”合成一“董”字,“十日上”合成一“卓”字。本初是袁绍字。这里借用董卓、袁绍的故事来比喻董福祥与袁世凯。意思是说:这种办法,恐怕将来董福祥、袁世凯之流,挟天子以令诸侯,那真不可收拾了。

林旭

初六日,光绪帝就被拘禁到颐和园中的玉澜堂。太后垂帘主政。逮捕张荫桓、徐致靖及名振一时的六君子。

自四月以来,京师谣言,皆谓帝病重:然帝仍日日召见臣工,固未尝有病。及革礼部六堂官,擢四京卿;怀塔布及御史杨崇伊等先后至津,谒荣禄,遂相与定谋:檄调聂士成军五千驻天津。又命董福祥军移长辛店。三次急电至总理衙门,言英俄在海参崴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天津,请饬袁世凯回津防御。世凯至津,荣禄即乘专车抵京。与怀塔布、许应骏、杨崇伊、张仲炘,至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请训政。太后立命以荣禄之卫兵守禁城。令荣禄仍回津以候召命。会议至夜半而散。翌晨,新党谋围颐和园之谣起.太后垂帘之诏下。——(自注)先是,太监于茶店中创一种风语,言帝设谋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多深信之,互相传播。(《清史纪事本末》)(www.xing528.com)

至于光绪帝被擒的情形,恽毓鼎记得甚惨:

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知太后意,潜谋之庆王奕劻,密疏告变,请太后再临朝。袖疏付奕助转达颐和园。八月初四(六)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盖括章疏携之法。召上怒诘曰:“我抚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慄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词,临朝训政。(《崇陵传信录》)

就把光绪帝圈禁于颐和园中的玉澜堂。凡是游过颐和园的人,都可以在玉澜堂凭吊,这一宫院左右美丽的配殿,屋中打了二道乌黑而坚实的砖墙,丑怪得要死,至今尚未拆除,这便算是近代史上遗留的史迹。

过后,西太后一定要废掉光绪帝,说帝病危,把药方开示给天下公阅。她何以要多此一举,把药方公布于天下呢?这意思并不是证明她的人格的不撒谎,乃是有实力上的顾虑,要看看天下督抚的眼色。上面已经说过,洪、杨以后,清代政权暗移,中央则分大权于地方。军权与地方财政权,则均握于各大督抚之手。既然是方面千里的大诸侯,倒不好随便开罪的。各省官吏人民,对于废立之事,那是人人义愤填膺,可是有什么和平方法去挽救呢?最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底给他想出一个绝妙的和平挽救方法来了,即所谓“单片请安折”。原来自同治元年以后,所有全国大小臣工奏疏,总要加“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或“伏恳皇太后、皇上圣鉴”。绝对不许单提“皇上”一人的,三十五年中绝无例外。此次刘坤一以伏读药方为藉口,单片“恭请皇帝陛下圣安”!既不得罪西后,又表示两江的大吏与人民,都忠爱于光绪帝。据说这是浙江名士汤寿潜所设想的。后来颇有几件“单片请安折”上去,李莲英和那拉后看见风色不佳,决定把这“痴儿”暂时囚禁起来再说。

至于康、梁这一般“小人”,在西后自然要把他们立斩处决,才泄“奴家”胸中一股无名之火。可是“洋鬼子”可恶透顶,首逆康有为已经早一日受英使馆保护,并且特派兵舰由天津护送到香港去了。次逆梁启超、谭嗣同,又由日本使馆用绿呢大轿,接到他使馆中保护去了。李莲英和那拉后于是恨“洋鬼子”刺骨,东洋小鬼割朝鲜、台湾,她没有觉得什么可恨;只有保护“逆贼”梁、谭,这才是不共戴天之仇。二年后庚子之大杀“东西洋鬼子”,其导火线即伏于此。

其中谭嗣同精忠壮烈的行为,尤为可泣鬼神,可风百世。他本可以如梁氏一样,由日本严密保护,安逸地送往东京。可是他已经入了安全地带,又重新自动出来,愿抛头颅,以改造祖国百年的命运!这种“忠”而“侠”的行为,中国已经数百年见不到了。

……旋闻垂帘之谕。君(谭)从容语余(梁)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入日本使馆,劝余同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相传即大刀王五,但未至)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于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谭嗣同传》)

谭嗣同像。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命人用钝刀杀谭嗣同,连砍28刀才结束

这壮烈史迹,民国十六年夏,梁先生亲和其昌再讲一遍,从黄昏直讲到天亮。已经隔着三十五年了,梁先生还是老泪纵横,其昌也不觉热泪夺眶。谭嗣同氏在百忙中间,还代他的父亲谭继洵,先上一个“黜革忤逆子嗣同”的奏片,使他的老父免于罪戾;他真是忠孝两全。他在狱中,又题一诗于狱壁,曰:

望门投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俭是譬喻他所怀念的康南海。杜根,也许是暗指他所期待的某侠士。这首诗,立刻电传到日本,日本立即为它谱出曲调来,令学生们歌唱。因为这件事的本身太可感动人了。

其他同时五君子的义烈行为,也实在可泣可歌。譬如梁氏的《刘光第传》记他们父子殉国:

君(刘)既就义,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

三十五年后[1]梁先生亲为其昌追述当时的情形说:“裴邨临刑,其嗣子不过十四岁或十六岁,仓卒确知,别无法救;赶赴刑场向监斩官刚毅叩头流血,请代父死,不允。既斩,抱其父头而哭,立时呕血,半夜而死。……”闻之酸鼻。又记林旭夫妇殉国事:

君(林)妻沈静仪,沈文肃公葆桢之孙女。得报,痛哭不欲生。将亲人都收遗骸,为家人所劝禁,乃仰药以殉!……(《林旭传》)

又记康广仁狱中诰诫程、钱之气概:

……君(康)从容被逮。与程、钱二人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曰:“吾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

……特恐吾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康广仁传》)

其他如记杨深秀:

忠诚之气,……论者以为虽前明方正学、杨椒山之烈,不是过也!(《杨深秀传》)

而记杨锐则云:

……叔峤……(锐字)尚气节,明大义,立身不苟,见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风焉。……(《杨锐传》)

这一幕历史上不朽的名剧,在北京的,以“黄匣”“朱谕”始,以“银刀”“碧血”终,就此草草告一结束。至于梁任公本人呢,由日本公使林权助受日政府令,严密保护,扬言“日本钦察大臣内眷回国”,卫士呼殿,婢媪围绕,不令人窥。用专车送至塘沽,更由大岛兵舰,由塘沽直驶东京。在东京过他另一套亡命的文豪生涯去了。

[1] 编者按:此处时间应有误,改为“三十年后”似更妥当。刘光第死于1898年,而梁启超死于1929年,因此梁氏不可能在1933年向吴其昌追述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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