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经济增长：发现教育的贡献

因为经济增长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实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等重大问题，所以，从经济学思想的发端到复杂深奥的现代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的增加一直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理论重点。不同的经济学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世纪中叶以后，舒尔茨等经济学家提出了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的思想，认为教育不仅具有消费性质，而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一、经济增长与教育的贡献

（一）经济增长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一定时期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一般以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它们的人均值和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GNP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人均GNP也要有所增长。这两种增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关键一般被认为是根源于人口的变动。现代意义上的“增长”应该是这两种增长的统一。

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事实上，经济增长是一个受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复杂现象，而且诸多因素是掺杂在一起的，很难单独剥离出来，也就是说，难以做到具体分析个别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从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对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的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资源决定论来看，土地与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土地与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其中劳动力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包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而这里主要是指劳动力数量。如果不考虑失业、总需求不足和投资限制等因素，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增加，经济总量必然增长。英国学者阿特金森（Atkinson）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是解放了妇女劳动者，如果没有大量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的经济状况将更为糟糕。但是，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限定在量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质的提高与影响极为有限。同时，在技术与自然资源等条件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劳动力数量的持续增加，会导致劳动者报酬的递减，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数量与土地数量之间有一个由生产技术性质所决定的合理比例。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土地数量越多，生产过程能够吸纳的劳动力也就越多，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力数量就会增加，必然会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从资本决定论来看，资本存量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瓶颈。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双重效应——需求效应与供给效应来实现的。资本投入的需求效应是指资本投入本身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乘数效应[1]作用，资本投入将引起总需求的成倍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资本投入的供给效应是指资本投入将提高未来生产能力和资本供给水平，从而导致总供给的增加；当前供给增加是以前资本投入供给效应的体现。基于需求与供给效应，资本投入将增加整个社会的资产存量并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就业，有效促进总需求与总产出的增长。因此，推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加速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水平的高低则受制于储蓄率与资本引入的程度。

第三，从人力资本决定论来看，劳动力质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力质量是决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直接因素，即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不仅会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还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劳动力质量本身是由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因素所决定的，如教育、消费水平和卫生保健等，这些因素又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四，从制度决定论来看，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这里所讲的制度包括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等。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制度至多是经济增长的既定前提，而不是原因。新制度经济学家则视制度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至关重要。

第五，从技术决定论来看，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常性因素，本身是一个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发展过程。技术进步的实质是在创造和掌握新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生产的各个阶段和非生产领域应用这些新知识的过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即在创造、推广和应用科技成果的基础上，生产社会产品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在生产过程中，这种经济效益是一定数量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并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无论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种合理组合生产要素，节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观点

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前，人们将接受教育当做一种消费品需求，教育投入是一种纯消费活动，而不具有投资的性质，成为当时占据优势的思想观念。[2]因此，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有一个逐渐被发现的过程。

1.早期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劳动者的素质、知识、能力等因素在劳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相适应，作为提高劳动者各方面素质的重要手段——教育，自然就引起了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自此，他们开始重视教育在提高劳动力价值方面的贡献。例如，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认为具有“技艺”的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比不具有某种“技艺”的人创造的价值要大，并用简单的方法对不同技艺的劳动者的货币价值进行了估量，得出“一个海员实际上等于三个农民”的结论，认为是教育与训练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产生了差别。[3]19世纪末经济学家马歇尔（A. Marshall）更加重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意义，认为对人力进行投资是能够获益的，指出“优良的教育，即使对普通工人也予以很大的间接利益，刺激他的智力活动，使他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使他在日常工作中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它是物质财富生产的一个重要手段”。[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专门论述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二者关系的思想散见于他们众多的著述当中，主要是教育与劳动力再生产、教育与科学知识再生产等思想。

（1）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劳动者要从事生产必须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而“要改变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种类劳动的技能、准确性和熟练程度，也就是说使它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5]亦即“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6]

（2）教育可以大大缩短科学技术知识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得静态的科学技术迅速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列宁也指出教育是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不识字的人不能实现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气化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它应用到农业上去，应用到工业的各部门中去”。[7]

2.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

20世纪中叶，战败国日本与联邦德国在一片废墟之上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迅速进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促使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视教育投入，重视对人口质量提高和智力开发。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运用传统的不考虑劳动力质量的计量经济增长的方法，对美国20世纪前50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额进行计算，得出了剩余因子。在探求经济增长计算过程中的迷宫时，有经济学家就提出应该将劳动力质量因素纳入分析范围，因而也就应该将教育因素加入分析，结果发现教育是剩余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舒尔茨就认为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不足以说明美国的经济增长，还应该充分认识到以教育为中心的人的能力的改善所起的作用。这实际上说明，一直被作为文化现象的教育能够以经济学范畴的“投资”来衡量和把握。

20世纪60年代以后，舒尔茨、贝克尔、明瑟、丹尼森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与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人力资本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理论中的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束缚，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而且还论述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揭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理论面临着巨大挑战，但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具有经济价值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肯定，无疑是正确的，并迅速影响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

3.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以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派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包括四个要素：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

罗默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充分重视了知识的作用，将技术进步完全内生化。他们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虽然也有研究者将资本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认为资本不仅包含物质资本，而且也包含人力资本，因而资本仍然是增长问题的关键。但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强调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都认为知识或者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不仅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资本的积累）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物质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已被知识和技术进步所取代。

可见，新经济增长理论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外部性，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无论是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还是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都是需要借助教育发展来实现的，这也是教育发展的结果。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8]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当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率较低，并且物质资本不再是稀缺要素时，新经济增长理论可能会得到较好的运用和印证，这也是新经济增长理论之所以产生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当一个国家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物质资本仍然是该国稀缺要素时，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然是行不通的。

4.筛选假设理论等的观点

“教育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吗？”这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一个疑问被提出。面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大力发展教育，并未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地位平等化的事实，西方一些研究者依据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和社会化理论等进行解释。也有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失误角度进行解释，认为教育主要是一种筛选、分层的工具，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将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或主要是作为将人社会化的工具，而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教育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

针对这种观点，有研究者指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教育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功能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例如，一定的物资生产发展水平和阶段需要一定的教育与其相适应并为其服务；要使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教育改革；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和调节应及时合理等。[9]

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重视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要精确地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大的贡献，至今仍是非常困难的。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计量方法也是十分粗略的，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有影响的计量方法有增量分析法、增长因素分析法、生产函数法和劳动简化比法，在此介绍前两种。

（一）增量分析法

舒尔茨运用增量分析法，计量估算了美国1929—1957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对生产函数中的“剩余”进行分析和计算，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因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因此应放在资本项中，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于教育投资的产出率乘以教育投资收益率。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P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的百分比，ΔKh为一定时期内的教育投资增量，ΔY为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增量，Ih为一定时期内的教育投资收益率。

舒尔茨的分析过程可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根据生产函数，计算增长剩余。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及其有效结合的结果。由于土地要素变化不大，因此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增长及其配置比例变化的结果。舒尔茨用传统的“集合生产函数分析法”，发现1929—1957年间美国国民经济总增长额1 520亿美元中，有710亿美元的增长量，不能用物的投资和劳动力数量增加来解释。

第二步，计算教育投资增量。要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剩余”的贡献，就必须找出这个时期的教育投资增量，而计算教育投资增量，必须先计算在就业者身上所积累起来的教育投资的存量。某一时点上的教育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Et表示一定时点上的全部教育投资存量，Ci为某一级或某一类学校毕业生的人均培养费用，Bi为该级学历的就业劳动者人数，n代表所有不同类别和等级的学校的项数。

计算结果为：1929年全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为1 800亿美元，1957年为5 350亿美元。假定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仍然保持1929年的水平，按1929年人均教育资本计算，1957年全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只有2 490亿美元，而实际为5 350亿美元，相差2 860亿美元，这正说明了劳动者教育水平的发展提高了教育资本量。因此，通过这2 860亿美元多出的教育资本收益率，就能计算出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三步，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计算公式为：

式中，In为某级教育投资年均收益率，Rn为某级教育毕业生年均收入，Rm为某级教育的前一级教育毕业生年均收入，Cn为某级教育人均教育投资。计算结果为：美国初等教育收益率是35％，中等教育收益率是10％，高等教育收益率是11％，由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费用占总费用的比率分别为28％、45％和27％，将此作为权重分别乘以各自的收益率，则求出各级教育分别在总收益中的份额，分别是9.8％、 4.5％、2.97％，三项合计，社会平均教育收益率约为17.3％。

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经济收入的贡献。用2 860亿美元乘以17. 3％，得出该时期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95亿美元，相当于余数710亿美元的70％，相当于国民收入总增长额1 520亿美元的33％。

舒尔茨是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先驱者之一，其得出的结论被广泛接受和引用。但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把生产的增长看做土地、人力、资本增长的集合表现，把物的资本和劳动者并列起来，作为创造国民收入的源泉。如前所述，教育收益可以分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但在使用余数法计算时，用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工资差别来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或者说用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来计算教育的收益率是不够科学的，因为劳动者工资只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因此，余数法在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时还是有所欠缺的。

（二）因素分析法

丹尼森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分别计算了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包括教育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基本思路是，国民收入的增长应主要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国民收入增加多出的部分，就是每单位投入所增加的产出部分，也就是要素生产率。这样先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23个）进行分解，然后用某种方法将这些因素分别加以量化。其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第一步，分析国民收入增长因素。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国民收入的增长应主要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总投入（土地、资本、劳动）增加1％，则国民收入也应该增加1％；但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大于1％，这多出的部分就是每单位投入所增加的产出，亦即要素生产率。丹尼森将经济增长因素分为生产要素投入量与生产要素生产率两大类。其中生产要素投入量包括劳动力数量增加、劳动力质量提高（含教育水平提高）和资本量增加；生产要素生产率包括资源配置的改善、市场范围和规模的扩大、知识的进展和在生产上的应用。然后分别求出各因素年增长率及其所占的比重，得出1929—1957年美国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为2.93％，其中因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收入年增长率为0.67％，在国民收入增长率中占23％。

第二步，计算不同受教育年限劳动者的收入系数。根据196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25岁以上男性工人按教育年限分组的工资收入，以工资为媒介进行简化，求出受过8年学校教育的工人工资收入作为基准，定为100；求出其他受教育年限工人工资简化系数。中等教育1 ～3年为115，4年为140；高等教育1 ～3年为165，4年为235；初等教育5 ～7年为80，1 ～4年为65，未受教育为50。

第三步，调整简化系数。因为各级劳动力工资差别并非全是由教育程度的差别所造成，因此，丹尼森只把其中的3/5当做教育的作用，即将实际工资差别的百分比乘以3/5进行调整。

第四步，求各级教育程度劳动者平均工资简化系数。算出了基期和报告期的平均教育程度劳动者工资收入系数，就可以算出教育水平提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丹尼森得到的数字为0.93％。

第五步，计算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率。根据资料，算出劳动投入量在全期投入量中所占的比例为73％。因为教育因素属于劳动投入量，所以在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中，提高教育水平的因素为0. 93 × 73％＝ 0. 67％。教育水平提高因素在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率中的百分比则为0. 67/2.93 × 100％＝23％。

第六步，计算其他因素增长率。计算出教育作用之后，还有0.59％得不到解释，于是丹尼森将其归为知识进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而知识的进展和应用也有3/5是教育的作用，则0. 59 × 3/5 ＝ 0. 35，再加上教育本身因素的0.67％，合计1. 02％，占国民收入增长率（2.93％）的35％，即为这个时期整个教育因素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

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也称“丹尼森模型”，涉及诸多经济增长因素，而且将教育程度用一定尺度加以简化，用以反映教育的提高，因此计算方法更为合理与严密，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估算欧洲与拉丁美洲国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过该方法假定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起作用时，其他因素对它没有影响，因而仍然是一种简单化的方法，回避了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交叉和渗透作用。

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现机制(https://www.xing528.com)

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以人的劳动为动力和以人的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经济活动。而经济增长又是由劳动力、资本、制度、资源配置结构等因素所推动的。因而，以培养人为直接目的的教育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总是围绕着教育与上述因素之间的联系而展开的。

（一）教育与劳动力质量

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质量动因可以分解为劳动行为、劳动力素质、劳动力资源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论是劳动者行为的规范、素质的提高，还是劳动力资源与生产资料结合形式的合理程度，都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1.教育有助于规范人的劳动行为

人的劳动行为是指人在就业机会、职业、报酬、闲暇、劳动条件、劳动要求等方面的反应和动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者行为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说，当劳动者行为不规范时，由于劳动者体力与智力消耗的下降，劳动的实际供给减少，产出水平下降，经济增长减慢。

劳动者的行为与劳动者本身的道德观念、素质、知识水平、认识态度、动机等有关，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教育的作用。教育是规范劳动者行为的一个重要措施，这是因为教育不仅给学生以智慧的力量，而且也给予他们道德的力量，使之养成社会需要的行为规范。显然，劳动者对社会规范的感悟程度，同样决定着他在社会上的成功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教育可以提高人的智力劳动能力

智力劳动能力是人所掌握的有利于提高劳动效果和劳动生产率的智力因子的综合，包括劳动者的技能、适应能力、创造能力、学习能力和劳动的熟练程度以及劳动者积累和掌握的经验与知识。智力劳动能力是复杂劳动力的核心构成，智力劳动能力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智力劳动能力的形成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教育与培训形成，二是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10]形成。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拥有更雄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自学能力更强，参与劳动的机会也更多，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也就更大。因此，受教育程度不同，人的智力劳动能力就不同，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的智力劳动能力普遍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现代社会国家实力的强弱、经济增长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质量，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与质量。

3.教育有助于劳动力质量与物质资本的有效结合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是结合为一个整体对生产过程和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如果结合得好，结合形式能够随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不断改善，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越大，劳动生产率也越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就越有社会保证和组织管理保证。在技术层次上，生产力越发达，技术水平越高，就越要求高素质的劳动力与高质量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如果两者在技术性质上不相适应，生产效率就得不到充分发挥。教育发展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特别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质量的技术人才和组织管理人才。因此，教育发展从不同方向、渠道，通过不同机制，特别是通过对劳动力质量和生产资料质量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必须处理好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结合。在工业化时代，技术的基本特点是机器替代人的劳动，投资的重点是物质资本。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和经济的技术（知识）密集程度提高，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的来源已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这一过程在发达国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也得到了反映。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发展的瓶颈主要是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本国现有劳动力完全能够满足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求，投入的物质资本可以和现有人力资源顺利地结合。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发展中国家必然出现制约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人才缺口，因为现有人力资源质量不能满足技术和知识含量更高的产业的发展要求，以至于现有劳动力不能和物质资本有效地结合。因此，作为人力资本形成重要途径的教育发展，是促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有效结合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可靠保证。

（二）教育与社会的资本积累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都没有忽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按早期经济学家的观点，一个社会的资本总量是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构成的，其中主要是物质资本，其来源无非是个人家庭的资本储蓄与国家的资本储蓄。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功绩在于，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看成是与物质资本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资本，大大拓宽了资本的外延。在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之后，人们在探讨教育的投资性收益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教育、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教育有助于储蓄的增加

要提高个人或家庭储蓄，首先要提高个人或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例如，前面探讨教育收益时指出，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个人受教育的结果还能使他们得到某些“无形收入”，诸如医疗支出的节省、商品选购和维修方面支出的节省以及子女在文化学习方面的受益等。而支出的节省在性质上同收入的增加是相同的，只不过它不像收入的增加那样明显而已。所以要提高个人或家庭的储蓄，关键是要提高其收入，而提高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使个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和训练。

国家储蓄主要是指政府预算储蓄，而政府预算储蓄来自税收收入用于公共消费开支后的余额。因此，政府预算储蓄提高的重要途径无非是国家税收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支出的节省。而国家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和个人，这又与教育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教育能够提高劳动力质量，使得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盈利能力增加，并通过企业盈利增加和上税额的增加，促使国家的储蓄能力提高。同时，教育又会促使个人收入的增长，一方面个人收入所得税增加，另一方面能够促使国家财政支出在某些方面的节省，因而个人收入的增长将导致国家税收和储蓄的增长。此外，劳动者个人因为受教育而提高收入水平之后，个人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将会提高，这又是市场繁荣、企业盈利能力增强的一个前提。企业利润的增加又将导致国家税收和储蓄的增加。

2.教育有助于直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因而，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人力资本存量大而质量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大；反之，人力资本存量小而质量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早晚会受到一定的钳制。

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使个人收入、企业盈利水平、国家税收的增加，并直接增加国家人力资本总量，使得国家资本积累能力增强；国家资本积累能力的增强，又能进一步带动投资的增加，增加投资又会导致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会推动教育投资的增加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此反复，就会形成这样的局面：没有教育的发展，国家资本积累能力就难以增强，投资就难以增加，经济增长也就难以实现。

（三）教育与交易成本降低

交易成本[11]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没有制度就没有交易的发生。交易是在特定制度下完成的，存在制度，就必然存在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是无法消除的，正如交易发生的同时必然存在交易成本。作为成本，显然要达到最小化，才能使利益最大化。在特定社会中，交易成本过高，对经济增长是一种障碍乃至毁灭性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降低交易成本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1.教育有助于扩展制度选择的空间

教育通过传播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经济学、法律、哲学等，对于新的制度安排的创造和推广至关重要。人们通过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变得更富有理性，领会与创造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同时，教育程度的提高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半径，增加了与其他经济活动接触的机会，从而也扩大了制度选择的集合。在不存在制度性障碍的条件下，教育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流动性，在流动的过程中，不同习惯与道德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教育对于消除那些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宜的态度和习俗有着重要作用。

2.受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伦理道德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

制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但有些交易成本如“搭便车”问题，仅靠有形的制度安排是无法解决的，或者说成本太高，得不偿失，它必须依赖于非个人利益取向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形成。“道德力量十分重要，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12]例如，当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义务劳动是一种美德，从而在自己的偏好序列中将义务劳动前置时，社会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办成一件较大的工程。同时，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少强制执行法律与实施某种制度安排的费用。例如，长期向学生灌输“纳税人”意识，讲授纳税知识，当“潜在纳税人”成为实际纳税人时，纳税意识和行为就会变得自觉和主动，从而减少了强制执行税法的成本。

（四）教育与区域经济增长

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作用在点上，表现为劳动者以文化科学为主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又作用在一定的空间上，表现为教育结构、规模和效益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区域经济是相对于国家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空间子系统。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都是由部门、空间和时间等因素有机构成的三维系统。从空间维角度看，具有不同特性和水平的区域经济，在空间上相互依存和联系，构成一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同时，以当前我国区域经济[13]为例来看，区域经济又通常是指国内特定地区的国民经济。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区域分工体系

代表劳动力质量、技术以及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空间差异，在现代区域分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教育发展对区域分工体系的影响，最终是要通过影响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的选择来实现的。区域产业结构与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决于区域比较优势，而人力资本积累的存量水平也是区域资源的“禀赋”之一。由于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不同，人力资本积累的规模和结构层次也就不同，影响了区域产业结构与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发展。

当然，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通过市场机制在不同产业与地区间进行配置的。因此，要使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一方面要求加强对那些基础知识和学科的人才培养，国家应承担起责任，另一方面要求教育层次与专业结构应与区域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相适应，只有这样，生产活动自身才会促进劳动者技能知识的发挥，进一步提高劳动效率以及劳动者通过“干中学”得到的专业知识的积累。否则，不仅不利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教育培养的人才必然会选择向其他地区流动和转移。这也意味着教育发展会影响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因此不仅要加大教育投入，而且教育发展的层次和专业也应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相适应。

2.影响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

“比较优势”主要是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由于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不同，同时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到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成本所存在的差异。教育发展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一是教育发展状况影响了劳动者质量的高低，而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高低，通过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影响了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也影响了其他比较优势条件的发挥。拥有丰富自然资源条件的地区，如果劳动者质量与生产要素不能有效结合，也难以做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二是劳动者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构成区域比较优势的重要内容，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中人的素质、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内在因素，较高的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

3.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软环境建设

经济增长软环境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必备的人文道德环境，包括诚实守信、有序竞争等，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营造良好的经济软环境，是发展区域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信用危机容易带来低劣的经济运行和潜在的社会问题。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与这种经济软环境有着重要关系。规范经济秩序，树立信用之风，首先要靠法制建设，要靠执法部门的大力查处、整治，但更重要的是有赖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倡导、教育和监督。教育发展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引导人们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活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落后、陈旧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现代文明、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思维方式，从而进一步破除迷信和愚昧，促进制度创新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进而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4.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不同，人力资本积累也就不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也因此影响而不同。例如，长期以来教育发展基础好、劳动力素质较高、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如果辅之以良好的制度基础与金融系统，就完全有条件选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而长期以来教育发展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不高、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地区，发展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是比较符合利益原则的。因此，如果一国范围内教育发展不平衡、人力资本区域分布不平衡，那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就应该是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层次的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

[1] 乘数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

[2]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黎明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43.

[3] 靳希斌.从滞后到超前——20世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济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6.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29.

[5]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0.

[7]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50.

[8] 杨晓天.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EB/OL]. 2007 - 12-21. http://www. cnhubei. com/hbrb/hbrbsglk/hbrb09/200712/t180072.shtml.

[9]曲恒昌.教育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吗[J].比较教育研究，2000（3）.

[10] 所谓“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是指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与其他智力因素，通过自学、劳动活动等自行生长并不断提高。

[11] 根据科斯的定义，交易成本是指交易活动的当事人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包括搜寻或得到信息的成本、协商谈判的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或索赔的成本等。

[12]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23.

[13] 我国区域经济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圈来划分可以分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北部湾等经济圈；按经济活动部门特点来划分可以分为农业经济区、能源经济区、机械和电子工业区、汽车工业区等；按行政区划来划分，即每个行政区域单位都构成一个独立的区域经济单元；按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欠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也可以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等；按人口的聚落形态来划分，可以分为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