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与中国现代哲学史相关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生于官僚家庭，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从事哲学创作。蔡元培很赏识他的一篇论文，聘任他到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任教。其时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已经开始，对于学术问题，特别是关于文化的问题，各家各派讨论热烈。梁漱溟作为其中的一家，积极参加讨论。1924年辞离北大，作为社会活动家，主张“乡村自治”，主办“村治学院”，主编《村治月刊》。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其中的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充分承认文化问题，特别是东西文化的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他认为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西文化。他认为当时很多人都在谈文化和东西文化，但对于文化和东西文化究竟是什么，并没有明确了解。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蔡元培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教职员开欢送会，梁漱溟说：“那时候我记得有几位演说，他们所说的话大半都带一点希望这几位先生将中国的文化带到欧美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的意思。我当时听到他们几位都有此种言论，于是我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却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陶孟和先生同胡适之先生笑着对我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我举此例就是证明大家喜欢说好听、门面、虚伪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他呢！如将‘中国文化’当作单单是空空洞洞的名词而毫无意义，那么，他们所说的完全是虚伪，完全是应酬！非常无味，非常要不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1～2页）当时社会上有一班人空谈文化问题，梁漱溟在欢送会上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他要向这一班人提出的。陶、胡两人一方面肯定梁漱溟所提出的问题，一方面又幽默地为那一班人做了解嘲。

梁漱溟也充分地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和进步性。他指出：中国到了19世纪中叶，才开始认真地考虑向西方学习。他们认为所谓船坚炮利、声、光、化、电，都是可以枝枝节节学来的。好像一盆花草，可以随便搬来搬去，事实证明不行。戊戌变法又加上政治上的改革，事实证明也不行。“于是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假使不从更根本的地方做起，则所有种种做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领受接纳的。此种觉悟的时期很难显明的划分出来，而稍微显著的一点，不能不算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他们的意思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如果单采用此种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须根本的通盘换过才可。而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所以陈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以为种种改革通用不着，现在觉得最根本的在伦理思想。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到了这时才发现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中国不单火炮、铁甲、声、光、化、电、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不对的！这是两方问题接触最后不能不问到的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叹服陈先生头脑的明利！因为大家对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都容易麻糊。而陈先生很能认清其不同，并且见到西方化是整个的东西，不能枝枝节节零碎来看！这时候因为有此种觉悟，大家提倡此时最应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经他们几位提倡了四五年，将风气开辟，于是大家都以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87年2月商务影印本，第5～6页）(www.xing528.com)

在这段话里，梁漱溟简明扼要地说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他指出：自从中国认真地向西方学习以来的一个大进步，是经过多年的摸索，最后算是知道了问题之所在，摸着一条正路了。为了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梁漱溟开始回答他在北大欢送会上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他的回答以讲演的形式发表出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部书，就是那个讲演的记录。这是他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活动。

梁漱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第一是赞成，第二是参加活动。对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来说，他的活动是别树一帜的。但是，这个“一帜”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一帜”，不是新文化运动以外的对立面。他不如陈、胡的影响大，但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人物。他所认识的中国和西方诸国的关系，只是弱国和强国的关系，没有认识到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关系；他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以，虽然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人物，但是它的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