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就其统一这方面说，也可以说是两个伙伴。譬如：就一个贸易的关系说，其中必有两个伙伴——一个买者，一个卖者。没有买者就没有卖者，没有卖者也就没有买者。买者和卖者是一对对立面，也是一对伙伴。无论怎样说，他们都是互相依存的。它们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斗争，都想占对方的便宜，这就是中国近代人所谓“商战”。这一对对立面或伙伴，因贸易这个关系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因同在一个统一体中而互相斗争，这就成为又统一、又斗争的局面。中国有句老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这个主要、次要的分别是一回事。在一桩买卖交易中，有一方占便宜，必有一方吃亏。其占便宜者，就是主要对立面；其吃亏者，就是次要对立面。主要对立面的占便宜，就是次要对立面的吃亏，其实是一回事，并不是于主要对立面占便宜之外，还有一个次要对立面吃亏。这也正如会计学中借方和贷方平衡的道理一样。

在人类社会中，还有一种关系把不同的民族或国家联结为一个共同体，那就是战争。在一个战争共同体中，也有两个对立面，它们当然是对立的，但也可以说是伙伴的关系。没有这样的伙伴，也就没有战争了。中国有句老话：“一个巴掌拍不响。”

在一个战争共同体中，其胜者为主要对立面，败者为次要对立面。其实，胜败就是一回事，胜者的胜就是败者的败，并不是于胜者之胜以外，另有一个败者之败。

在一个统一体的发展过程中，两个对立面的地位因条件的不同而经常互换，这就是对立面的转化。这在战争中最为明显。善于用兵的人，就是善于创造条件，使自己成为胜者，使敌人成为败者。毛泽东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6页）

当红军在江西苏区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时，红军数量和武器装备远远处于劣势。红军当时的战术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8页）这个“诀”的意义，是避免和敌人打面对面的硬仗，虽不能胜敌，但可以避免为敌所胜。

红军的战术，以后又有新的发展，使红军由劣势转化为优势。毛泽东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8～209页）毛泽东根据辩证法对立面互相转化的原则，制定出一套在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是《矛盾论》中提出的第一个要点的应用。(www.xing528.com)

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分别，毛泽东作过极清楚的分析，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开头就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4页）战争是“一般”，其内容是任何种战争都必须依照的规律。革命战争是一种战争，除了依照战争的一般规律外，还要依照这种战争的特殊规律。革命战争中，有苏联的革命战争，有中国的革命战争，这就是“特殊”。它们除了依照一般战争和革命战争的规律外，还各因其本国所特有的情况而有各自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指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研究苏联的革命战争经验，从中学习战争和革命战争的规律，求得一般于特殊之中，但不可以照抄苏联的战争经验。“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6页）这是毛泽东对于当时教条主义者的批判，也是《矛盾论》中提出的第二个要点的应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前者发表于1936年12月，后者发表于1937年8月。就发表时间说，前者早于后者八个月，但不能说《矛盾论》中那两个要点只是毛泽东在这八个月中才发现的；只能说毛泽东在1936年前后的几年之间，就已形成这一套思想。他先用军事学的形式发表出来，那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又用哲学的形式把它发表出来，那就是《矛盾论》。这两篇文章互相发明、互为表里。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既有理论的根据，又有实践的应用。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是科学的，不是空想的。他是从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以决定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关于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性质的关系的问题，王夫之有两句话说得最简明“有因事以求理，无立一理以限事”。革命的性质就是“理”，革命的任务就是“事”。

可惜到了后来，集“君”“师”于一身的毛泽东，以为“立理”可以“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