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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和土地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关键地位

时间:2026-01-27 理论教育 可欣 版权反馈
【摘要】:农民─土地─战争,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源20世纪中期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丁玲,曾于1946年到河北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随后写下纪实体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共产党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恰恰是掌握了这两个90%。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便是通过解决农民问题,领导全党全军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农民、土地问题,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当年为什么能在战争中打赢。

农民─土地─战争,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源

20世纪中期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丁玲,曾于1946年到河北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随后写下纪实体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受到解放区读者好评,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发行。不少外国人看后感慨地说:“看过这本书,才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胜利!”

在1946年至1949年的国共决战中,共产党赢了,国民党输了,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共产党在农村搞了土改。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工业化建设之前,全国9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中又有90%是生活贫困的农民。共产党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恰恰是掌握了这两个90%。

根植于古老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在20世纪实现社会变革的一次伟大实践,从而改变了中华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新中国后来的建设事业乃至改革开放才有了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打胜仗,靠的就是解决了农民问题。

中国农民问题的中心,又是土地问题。共产党分给农民祖祖辈辈盼望的土地,这才有了兵、有了粮,也有了千千万万运粮弹、车轮滚滚运伤病员的民工队伍。

能够掀起那场“红旗卷起农奴戟”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土洋结合”的成果,就是把产生于西方近代工业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的独特道路,即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在开拓这一充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历程中,出身湖南山乡的农家子毛泽东是理论和实践上最光辉的代表和最高领导者。

今天的人们只是在歌中听过“帝国主义侵略压迫,造成了我们的贫穷;官僚买办剥削,造成我们苦难深重……”在20世纪前期的动荡岁月中,以上歌词却是那个社会里有目共睹的活生生的图景。

“不平则鸣”。如此的社会景象,使当年有血性、有志向的中华儿女特别是有知识的年轻人不可能无动于衷。那时有正义良知的人只要读一点“共产主义ABC”,再到城乡目睹社会现状,得出的结论便会是“如今世道真不公”,就会想到要“造反”、要“共产”。包括我父母在内的那些出身富家的年轻读书人,也是在这种环境中选择了共产党。

从1927年秋冬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便称为“土地革命战争”。当年红军打仗,就靠“打土豪、分田地”来保障。(https://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时,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包括地主在内的各阶层抗战,不能再搞土地革命,便采取了“二五减租”和减息的方式,把农民向地主交纳的租子减了一半。因此,才能有上百万人走进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

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中的工作,主要做的又是两件大事,一是打仗,二是土改,而土改又是打仗的保障。靠着土地改革,有1.6亿人口的老解放区的农民才被最充分地动员起来支援战争。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曾对土地改革与战争胜利的关系解释说:

“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

“要肯定这个伟大的胜利,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至国民党逃离大陆,几千年来一直以农立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载舟之水”农民虽在封建重压下平时被剥夺了发言权,可是他们的动向却决定着王朝的兴亡和天下的兴衰。孙中山虽然强调过“唤起民众”和“平均地权”,然而国民党人否认阶级斗争,也无法解决贫苦农民最期盼的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至1949年这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始终抓住了“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个要害。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便是通过解决农民问题,领导全党全军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马克思通过研究社会发展史,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根据人民停止战争、获得土地和面包的切身利益要求,提出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几天之内就在万众欢呼声中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从小到大,动员起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浴血奋战,并团结了中间阶层,恰恰也是由于满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打土豪、分田地”、“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这些朴素的口号,反映出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此能使这些分散的自然经济下的小私有者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书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可歌可泣篇章。

如今,漫步于熙攘繁华的闹市中已实现小康奔向富裕的人们,大多难以想象几十年前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的心境。那时,暴动者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低层次的要求──生存和温饱,真诚地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高举着枪支、梭標、铁叉、木棍和红旗,呐喊着向豪门大户和旧政权的官衙冲击……马克思主义有关奋斗与利益相关的观点在这里得到最生动的体现。

令后人扼腕长叹的是,在苏联、中国乃至世界上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立后,却都出现了以空想的政治口号取代人民现实利益的倾向,这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精髓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我国解放后出现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浩劫,便是美好理想与现实相悖而导致的大悲剧。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恰恰又是以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与改革开放事业紧紧挂钩,才迎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世界头号农业大国长久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的历史难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农民、土地问题,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当年为什么能在战争中打赢。同样,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决定了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能成功地走向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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