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尧曰》） 和 “废山泽之禁” （《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他主张要因顺民情，国家不要随意干预，以便让老百姓自主经营并从中得利。他还反对贵族领主与民争利，主张开禁利民。这对统治者来说其实是 “惠而不费” 的，即一方面人民可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又不损害统治者的利益。
孔子的 “足食” 主张，是其行仁以安民之道在经济方面的反映。针对饿殍相望于道的现实，他提出统治者必须使民众有足够的粮食以维持生活。他说：“所重：民、食、丧、祭。” （《尧曰》） 他还说，为政者要使国家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颜渊》）(www.xing528.com)
孔子把 “足食” 作为执政的一项当务之急，并认为 “足食” 比 “足兵” 更为重要。
孔子在经济上的 “爱民” 思想不限于 “重民食”，他还进一步提出富民的主张。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尧曰》） 即孔子认为统治者必须做到惠民、利民，要因势利导地制定出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多做一些对百姓富裕有利的事。主要措施是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和 “择可劳而劳之” （《尧曰》），即导民兴利和恰当组织劳动，这就是孔子的富民之道。他认为民富是国富的基础与前提。富民是本是源，国富是末是流，民富才能国富，而且他力主富民在先。为此他指出，“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左传·哀公十一年》）。可见，“施取其厚” 和 “敛从其薄” 是其财经政策。孔子主张藏富于民，认为安民之道即应像子产那样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公冶长》）。他建议从政者处理经济事宜，眼光要放远，绝不能忽视基本的和长远的利益。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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