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交往史与当代传播问题：华夏传播理论

在历史学家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交往与传播的历史。正如《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作者所提出的，“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它们体现为“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人们彼此交换信息，并且使用这些信息来指导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当然交换还包括技术、物品、发明和观念；“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作出的各种反应”。^[1]实际上，传播概念的内涵是如此丰富，而交往就是其中重要、并且越来越重要的层面。法国传播学者吴尔敦说：“传通越来越不是信息的传递，也很难得分享共同的观点，而更多地意味着协商以及最终的共处。”^[2]黄旦也认为传播可以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功能层面上的信息传递过程；第二，关系层面上的意义理解和分享；第三，生存层面上的人类日常交往。”^[3]

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过交往的重大问题：“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周易·系辞上》）这一论断说明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现象：人和物一样，都是以类和群来聚合的，不同类和群之间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周易》的前八卦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易·序卦传》说得最明白：“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意思是说，世界有天有地（《乾》卦第一、《坤》卦第二），天地产生了万物包括生命，人类就是其中之一（《屯》卦第三）。人类出生后完全是蒙昧无知的（《蒙》卦第四）。为了生存，人首先要满足吃饭的需求（《需》卦第五），在需求问题上容易发生口角，产生矛盾（《讼》卦第六）。矛盾的激化就会升级为冲突，冲突的极端就会导致战争（《师》卦第七）。战争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一致，战争之后更需要回归相互亲比的状态（《比》卦第八）。(www.xing528.com)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4]这似乎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的现代注脚，只是“类”与“群”被定义成了文化系统。虽然亨廷顿关于“当今文明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世界主要冲突”的论断引发了大量争议，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他所提的“文明间交往”的问题确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世界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应该如何交往？如何避免与化解矛盾？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恰好是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一方面，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夏大地上就存在多个文化系统，几千年来往来不绝，彼此互渗，相互之间的交往问题，历来就是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儒释道三教在历史上相互交织，最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中国文化发展的这两条线索，体现出两个重要的共同特征：一方面，各文化系统虽然也有过矛盾与冲突，但总体上却保持了“和而不同”；另一方面，彼此之间相互吸收各自的长处以发展自己，相互之间实现了融通，即“交而遂通”。这正是对“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现象的深刻思考与实践回答，由于当代也面临这个重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交往观也就具有历久弥新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