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1]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儒、道两家均产生重要影响，被儒家誉为“群经之首”，被道家誉为“三玄”之一，两千年来对《周易》的研究有“两派六宗”之多。《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孔子作为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对《易经》极为重视，曾“五十以学《易》”（《论语·述而》），“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马王堆帛书《周易》出土以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更是得到了确证。其《要》篇云：“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2]《周易》原本是卜筮之书，但在春秋以后逐渐演化为哲学与伦理之书，并受到后人特别是儒家的持续重视，以至于成为“群经之首”，这与孔子是分不开的。[3]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高峰，其重要代表人物程颐、朱熹和王阳明，均对《周易》推崇不已，程颐作《周易程氏传》，朱熹作《周易本义》，王阳明作《五经臆说》。现代新儒家熊十力、马一浮、牟宗三等也力推《周易》。熊十力认为，《周易》“深入于中国社会，使人人沦肌洽髓”，“成为中国人之特殊精神”，“至孔子本此精神而演为学术，其广大渊深微妙之蕴首在于《易》”。[4]马一浮认为，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之“道”即为《易》义。“以欲明死生之故，必当求之于《易》。”[5]牟宗三也说：“中国思想，自非一支，然最占势者，厥为《周易》。”[6]实际上，现代新儒家“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郭齐勇认为：“熊十力的易学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马一浮的易学是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方东美的易学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易学是以‘神明之知’为中心的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7]有学者甚至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实质上就源自《周易》哲学的宇宙生命观。[8]作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成中英教授，原本师从美国分析哲学大师奎因，却转而返回中国传统哲学，以《周易》为本源创立了“本体诠释学”。他认为：“《周易》的形成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源头活水。”[9]
《周易》与传播的关系也极为密切。第一，从起源来说，《周易》原本是卜筮之书，卜筮的核心就是“天人沟通”。因为当时的观念认为，天帝掌管人间的一切事务，因而需要通过巫师作为媒介进行“天人沟通”。第二，《周易》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化的符号体系，传达了艰深普遍的哲理。《周易·系辞上》（下文引用《周易》仅保留篇名）：“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第三，《周易》是人与人交往的指南。春秋时期《易传》尚未形成，但人们利用《周易》进行卜筮，也几乎涉及人间的一切事务，特别是人与人的交往。据高亨先生统计，《左传》《国语》记述了22例春秋时人利用《周易》进行的卜筮活动，包括娶妻、生子、嫁女、出仕、立君、夺国、出兵、作战等。[10]自《易传》出现以后，《周易》的卜筮色彩逐渐淡化，人的因素逐渐强化，特别是伦理道德因素凸显，《周易》真正成为人与人交往的指南。从传播与交往密不可分的关系来看，《周易》的交往模式是研究早期中国人传播观念的重要资料。
正是由于《周易》与传播的密切关系，遂引起了传播学者和传播学刊的持续兴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四位传播学者分别连续发表过多篇（多部）关于《周易》传播的论文（专著）。分别是：李国正（1994；2001）[11]；关绍箕（1994；2000）[12]；陈国明（1996[13]；2004[14]；2008[15]；2009[16]；2011[17]）；萧小穗（2006[18]；2009a[19]；2009b[20]；2010[21]）；后两位学者还进行过合作研究（2009）[22]。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2006；2008）、China Media Research（2009）和《中国传媒海外报告》（2009；2010）这三份传播学刊曾持续刊登了《周易》传播研究成果。西方传播学者也参与了《周易》传播研究，如Richard Holt（2009）[23]和Mary Fong（2009）[24]，《中国传媒海外报告》对其进行了译介（理查德·霍尔特，2010[25]；玛丽·冯，2010[26]）。此外，还有不少单篇研究，如庄瑞玲（2004）[27]、钟振升（2009）[28]、袁宏禹和曹卫玲（2009）[29]、田宇（2011）[30]、王莹（2013）[31]、刁生虎和王喜英（2013）[32]，等等。这些都是关于《周易》的专题传播研究，至于兼及《周易》的传播研究，其数目或许更为庞大。笔者（姚锦云，2015）还曾尝试用《周易》解读了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一代宗师》，有意思的是，通过《明夷》卦的视角，影片中反复出现却难以理解的问题，可有可无甚至突兀的情节竟都得到了贯通的解释。[33]这当然有其文化的深层因素，因为中国功夫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周易》渊源。[34](www.xing528.com)
总之，由于《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周易》与传播的密切关系，吸引了大量传播学者的兴趣，引起了三份传播学刊的关注，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章将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