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命运决定成功，以及《走进龙眼村》书中的小忠误国

身处信息闭塞的偏远一隅，吕嘉在相对封闭且顺利的政治生涯中，只将目光凝注在脚下土地上，对大汉帝国未能积极融合和主动沟通；再加上与太后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导致兵败身亡，蒙诟千年，这，确实让人感慨相系。此后千年，人们对他评价都是充满复杂感情，而司马迁评价他“吕嘉小忠，令佗无后”，确是一语中的，但他紧接一语：“其后亡国，征自樛女”，倒是千钧公论。他在全面分析这场内讧的各种因由时，高屋建瓴地指出：“嫪后内朝，吕嘉狼戾。君臣不协，卒从剿弃”。性格与命运，确致成功或失败。

★岁月留痕

一直以来，吕嘉后人的去向成为历代学者关心的课题。

东汉常璩《华阳国志》讲，汉武帝平灭吕嘉叛乱后后，将其子孙迁到四川一带，“置不韦县，以彰先人之恶”。此事为公元前109年，即西汉元丰年间，不韦县为益州郡最西端县份，公元68年哀牢国归附后，入并永昌郡。西晋元康四年（294年），永昌郡治为不韦县，后渐渐消失在历史记载中，其地理区域在现今云南西部的施甸县内。

但是，根据汉武帝对作乱镇压的一贯风格，他对吕氏家族必断然采取全部剪灭手段。正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锡谋反后，参与“某反者皆族”，“党与反者数万人”。尤其是他发出“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的狠话，再看他在得到捕获吕嘉的消息后，将巡幸在如今河南新乡一带的区域定名为“获嘉”县这一行为，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及当时的狂喜难描，因而，面对令其颜面大失的吕嘉，留存其子孙的可能性几乎为零。(www.xing528.com)

虽然汉代确有实行移民西南区域的政策，但将那些自己恨之入骨的叛臣后代迁移到一个外族杂居、充满变数的区域，这不仅是放虎归山，更是养虎为患，自是深谋远虑的汉武帝所不可能的选择，更何况对于开疆拓土的汉武帝来说，五岭以外的南越只是化外远地，在他心目中远非中原般举足轻重，毫无必要将已无回搏力量的败军后人入迁错综复杂的西南边陲贻养后患。

另外，作为细心如发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并没对吕嘉后人迁移的历史下半点笔墨，倒是对东越人的南迁及其最终落脚点不吝记载，如“东瓯王广望侯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这也与其对迁移群体笔追千里，水落石出的叙述风格迥异。据此，也可推断出吕嘉的子孙在平灭叛乱后应也被一并铲除殆尽。

至于迁往不韦县，实应是笔误或后史学者的舛误。因《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裴松之引用深具良史之才的历史学者孙盛《蜀世谱》记载：“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清晰点明迁移西南的吕氏是吕不韦家族。作为秦汉时期大家族，举族远迁，在当时具有深远典范作用，而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却说此举是“彰先人之恶”，显然将吕不韦家族西迁过程嫁接到吕嘉身上，再加上作者因史识不足作自身价值判断，这倒令后世以讹传讹，误信至今，也从另一角度深刻反映出人们对吕嘉未曾中断的关注与复杂微妙的情感。

至于他们是否有九死一生逃脱的后人，甚至在历史上是否回迁，至今仍是谜团。不过，屈大均说“南越之亡以嘉，而土地人民得去蛮为华者亦以嘉”，确是对吕嘉南越国贡献深具史识的分析。这，也是故乡民众两千多年来筑古称、树石匾、留传说，甚至自认其后的深层原因。他们只能以一种如此低调甚至有点压抑的方式，去默默铭怀这位改变他们身份和命运的先辈。虽然正史在他身上涂抹了不少屈抑的色彩，但内省清晰的石涌村民仍以各种方式去留存心中的认知与坚守，这，在依旧寂寞的深秋傍晚石涌村中让人更有深切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