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框架与研究问题：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制造

综合以上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反思和对框架概念本身的意义解析，笔者提出采用C1-F1-P-F2作为全书研究的整体理论路径来针对性地解决以上文献回顾中指出的诸多不足。

与现有的多数框架研究文献不同，笔者既不打算采用开放编码的研究方法直接通过反复阅读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事件相关媒体报道文本的显性内容（P）出发，以求辨识其中体现的媒体框架（P-F1）；也不会以现成的框架测量量表或者前人研究发现的象征符号列表来按图索骥地抓取报道文本背后存在的媒体框架（F2-P-F1）。此外，在本书探讨框架效果的部分也不是孤立地使用P-F2的研究路径，将与媒体框架F1相关的框架建构研究与框架设置研究这两个在描述性模型中对称连接的部分割裂开来分别加以考虑。

基于上文对框架概念的解析和对文献的反思，笔者提出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安全危机事件的报道框架（包括构成框架话语包的显性和隐性部分）皆来源于美国各个主流媒体机构编辑部中对于各类中国相关话题报道一贯且稳定的话题文化（issue culture）。如前文讨论，美国主流媒体机构编辑部中对于各类中国相关话题报道的话题文化从较长时间段看相对稳定一贯，会在一系列与话题相关的涉华新闻事件报道中反复地呈现，并且由此形成了更宏观的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其中，作为隐性规则的框架本身处在框架话语包抽象阶梯的最高层，以宏观主题结构或组织规则等形式构成了美国各个主流媒体对各类中国相关话题进行报道时共享的编辑部话题文化。因此，为了能够捕捉到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在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危机和安全问题的具体事件时的媒体框架，就需要研究者从美国主流媒体机构编辑部之间共享的涉华报道文化积淀中常见的主题和规则出发（C1）。

而作为框架话语包中显性的组成部分，各种形态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则在抽象度上较框架主题本身要低了不少。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在媒体文本中出现的结构形式也受到背后隐性的框架规则或文化主题的塑造。与此相关，虽然框架本身来源于各个主流媒体机构共享的编辑部文化和符号积淀，但框架话语包中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等显性象征符号的具体选择和使用则更多受到特定媒体机构自身语言风格等个体特点的影响。换而言之，处于同一主流媒体话题报道文化中的不同组织和机构，会根据媒介组织各自已经建立起来的特点和风格，选择彼此间稍有差异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在文本中按照框架原则进行关联组合，呈现并支持由各个媒体机构长期共享的文化主题和价值观念。这种个体差异只有通过对较长时间段多个媒体机构之间所有共同点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被彼此抵消。

将更高抽象层级的文化主题或规则与相对较低抽象程度的显性话语工具组合起来就共同构成了特定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的通用框架。如此，通用框架理应同时包含个性特征与共性主题，既体现出主流媒体文化共享的主题和价值观，也一定程度凸显出各个媒介组织在呈现共享的文化主题时各自在符号实践方面的特点。与现有文献直接从特定媒体机构对具体某一事件的报道文本出发推测其背后框架的研究路径不同，本书根据以上讨论从框架所属编辑部文化（C1）出发，按抽象层级由高到低的顺序对媒体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与安全危机事件时的框架（效果）进行萃取与分析。据此，笔者提出：

RQ1：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的通用框架有哪些？

针对RQ1，首先为了抓取更为宏观的C1（不同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在报道各种中国相关话题时共享的编辑部文化和价值观念等），需要笔者通过对美国各个主流媒体机构在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内涉华新闻日常报道实践中体现出来共享的文化主题进行萃取。由此萃取出来的编辑部话题文化观念可以用于构成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常用框架话语包中最为核心的隐性主题，统摄组织下一章节抓取出来的象征符号工具。作为框架话语包的核心部分，萃取出来的主题应该不受媒体报道具体对象和某一新闻事件特征的影响。相反，通用的文化主题应该体现美国主流媒体记者们长期以来相互共享的稳定的价值观念、日常实践规范，以及关于中国相关话题报道中存在的各类迷思（myth）和信仰。为了更为有效客观地抓取这些文化主题，本书不仅将注意力集中到美国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各类中国相关话题报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更在研究方法上做出创新，不再依赖个人编码者对于框架符号的解读和归类。相反，笔者利用元分析方法，将较长时间内多个不同学者对美国主流媒体如何报道各类中国相关话题的发现作为依据，利用不同学者研究发现的交叉引证来抵消和减少研究者F2对框架分析结果的干扰，提高本书研究发现的理论效度。故此，本书将RQ1细化后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a：美国主流媒体较长时间段内在报道各种与中国相关话题时，存在哪些反复出现的文化主题？

略微降低框架分析的抽象程度后，研究还需要分析辨认特定主流媒体机构对中国相关话题的报道文本中经常被选择用来呈现宏观文化主题的显性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相比隐于文本背后的框架本身，显性符号工具的选用则更具体地体现出了特定媒体机构在支持和呈现共享编辑部文化主题方面的个性化特征。具体而言，为了组合重构《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常用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本书还针对长达60年的时间段内《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常见的语言风格和符号选择，辨认出具有《纽约时报》特性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为此，笔者提出以下研究问题：(www.xing528.com)

RQ1b：《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有哪些具体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较为常见？

此外，框架是编辑部文化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而编辑部文化作为微型的社会结构一般来说具有较强的稳定一贯性。为了进一步增强发现的理论效度，本书根据前文对C1及框架概念的讨论和反思，提出框架话语包在某一特定媒体机构长期报道中的稳定程度是框架概念重要的理论特征。换而言之，框架作为媒体机构内部的微观社会话语结构，与报道对象甚至记者个人变化而时刻变化的话语特点不同。框架来源于特定的编辑部文化，理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框架应用上的稳定性可以具体表现在特定媒介组织的报道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话语符号工具。显性话语符号在特定媒体报道文本中的稳定出现与这些话语符号支持的更为抽象的隐性主题同步合拍，构成了后者存在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并无意比较不同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在媒体文本中的显著程度，因此本书该部分的分析中并不涉及分属不同框架话语包的显性符号工具在较长时间内出现频率的多寡。相比之下，本书更关注较长时段内框架话语包中的显性元素是否能够稳定一贯地在媒体文本中反复出现。根据框架概念的理论属性，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相关话题报道中常用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在较长时间段内会稳定地反复出现。

在本书框架分析部分的最后，为了更进一步检验并提高全书研究发现在理论上的区分效度（discrimination validity），更有力地支持和验证前文对框架理论的讨论分析，笔者还系统地比较了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对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和安全危机事件的新闻报道框架。分属英美的这几份主流媒体虽然都是全球最为主要的精英英语媒体，但他们分别代表各自国家不同的媒介文化。比较两者的异同能够更明确地呈现出同属英语语言环境中不同的媒体编辑部文化如何塑造不同的框架话语包。通过比较英美两国不同的主流媒体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主流媒体机构如何选择性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应用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笔者意在检验拥有来自不同编辑部文化象征符号积淀的不同媒体机构在应用框架话语包的显性元素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故，本书将探究：

RQ1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泰晤士报》相比，在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事件时所采用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存在怎样的异同？

通过对R1a—R1c的考察并结合对H1的检验结果，本书的框架分析部分旨在将美国各个主流精英媒体机构长期以来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候彼此共享的文化主题（或价值观念）和具体到《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对显性话语工具惯常的选择应用组合起来，用更为抽象的文化主题或意义生产规则来组织和关联显性文本符号工具之间的关系，构成完整的框架话语包。

在本书的框架效果研究部分，笔者根据前文图2.1的左右对称性描述性模型，将经过C1-F1过程萃取出来的媒体框架话语包（F1）直接应用到媒体文本（P）中。将F1中显性的符号元素按照框架主题设定的方式组合后放置到媒体文本中后，本书将携带媒体框架显性元素（F1）的媒体文本（P）视为媒体框架（F1）和积极主动的受众框架（F2）发生复杂交互和框架重构的所在。由此出发，笔者意图在全书中将描述性模型（图2.1）中框架建构与框架设置两个部分整合起来，生产出新的理论洞见。受众将各自集体文化中关于中国的刻板形象内化到自身的认知，而受众内化的文化元素与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共享的涉华报道文化积淀未必合拍。具体而言，为了更切实地捕捉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读者们如何通过商议协调文本中的框架符号与自身已有的认知架构，本书在框架效果部分采用了开放式的想法列举方法来探索受众认知结构接触被框架后的媒体文本后发生的动态复杂变化（Kinder，2007）。在效果研究部分，笔者还测试并在分析中控制了受众对中国的已有认知基模（C2）。故此，结合详思可能性模型及现有框架效果文献中关于认知关联网络和扩散激活模型的相关发现，笔者将着力考察：

RQ2：《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报道文本被框架之后会对读者的认知态度归因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中认知信息处理的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