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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起点-足球根本不是圆的

时间:2023-11-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中国足球的“建国大业”,得上溯到民国乃至晚清时期,追忆前辈们的辉煌和努力。按照国际足联发布的数据,他的进球超过1800个。1926年,李惠堂率领的上海乐华足球队,在上海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中,以4∶1战胜了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五华县的足球氛围很好,可能是中国现代足球的起源地。新中国成立初的时候,民众陷入那种“宏大的幸福感”。1951年末,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足球大会。

中国足球的起点-足球根本不是圆的

一、球王李惠堂和他的小伙伴们

历史是前后承合的,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络。新中国足球民国时期的足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中国足球的“建国大业”,得上溯到民国乃至晚清时期,追忆前辈们的辉煌和努力。

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回忆说,自己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李惠堂带领南华队(另一种说法是由香港高手组成的航建队),到梅县跟强民队打比赛。将李惠堂视为偶像的曾雪麟自然跑去了,但人太多,里三层外三层,自己个子又小,根本挤不进去,垂头丧气地走了。不只是曾雪麟,执教过中国队的陈成达和方纫秋,也堪称李惠堂的粉丝,他们是上海人,是新中国最早的国脚,年少时以李惠堂为偶像。

中国人扬眉吐气

为什么这么多牛人崇拜李惠堂?因为他代表了民国时期足球的最高水准,毫不夸张地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球王。按照国际足联发布的数据,他的进球超过1800个。据说,20世纪70年代德国一份足球杂志,将李惠堂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另外四人是贝利、普斯卡什、斯蒂法诺和马修斯,那次评选具体遵循什么原则,现在已经不清楚,但看看并肩而立的另外四个人,可以看出李惠堂的名气和威望。李惠堂的家乡是广东梅州,现在树立着李惠堂的雕像,上面刻着“世界球王李惠堂”。

李惠堂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地位和现在不一样,足球场上的胜负特别能振奋人心,承载了足球之外的寄托,胜利者会成为民族英雄。1926年,李惠堂率领的上海乐华足球队,在上海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中,以4∶1战胜了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这是上海的华人足球队第一次战胜外国球队,球迷欣喜若狂,说“中国人在球场上,不再永远低人一等了”。

李惠堂带给上海的不只是一场场胜利,还对海派足球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因为不同意父亲安排的婚事而离开香港,随后来到上海,起初在保险公司当职员,然后开始踢球。他和一些广东球员,改变了上海足球原本高举高打的风格,转为重视细腻技术和巧妙配合。

一生中最重要的进球

更大快人心的胜利,是在对日本队的比赛中取得的。1915年到1934年,中国足球队连续参加了10届远东运动会,9次夺得冠军,其中李惠堂参加4次,全部夺冠。

1923年的第六届是在日本大阪举行。李惠堂所在的香港南华代表中国队参加,结果5∶1横扫日本队,日本媒体非常沮丧,纷纷印发号外。上海《申报》将他们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在这届运动会上,南华队的表现引起了在场澳大利亚人的关注。于是,当年8月,南华应邀去澳大利亚踢比赛。在澳洲,李惠堂发挥神勇,上演帽子戏法,不仅得到一枚金质奖章,还赢得一位当地少女的芳心,但他已经有了青梅竹马的女友,所以没有接受,李惠堂为此写了一首诗:“好梦难成春色暮,此心长系百年情。”

等到1934年,远东运动会的足球决赛是中日对决。比赛快结束时,两队打成3∶3,这时李惠堂踢进一球,中国队最后4∶3取胜。李惠堂后来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进球。

这个远东运动会,参赛国最多时也只有七个,但在当时,已经是为数不多的正式的大型国际赛事。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以李惠堂为代表的前辈们,将已经是现代化强国的日本足球,长期踩在自己脚下,令当时的日本足球百思不得其解:一盘散沙、贫困落后的中国,什么都不如我们,而我们怎么就偏偏在足球上踢不过他们?

1941年,香港沦陷,汪精卫打电报给李惠堂,邀请他到南京踢球,李惠堂拒绝了,他化装后转道澳门,回到家乡。抗战期间,他组织球队,踢了一百多场义赛,筹集的款项全部捐给伤兵、孤儿和灾民。1948年,李惠堂挂靴,之后担任过中国队主教练,参加了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1936年那次是以球员身份。当时队友中有个人叫谭江柏,号称“铜头”,头球尤其厉害。一般人可能不知道“铜头”谭江柏,但说起他儿子肯定无人不晓。他儿子是谁?大名鼎鼎的“歌神”谭咏麟。1954年和1958年两届亚运会,李惠堂执教的中国台湾地区代表队,都夺得足球金牌。

文武双全 高瞻远瞩

2013年上半年,亚足联执行主席张吉龙在大好形势下退出亚足联主席竞选。大家都为张吉龙的无奈放弃感到悲哀,有媒体甚至写出“错失空前机会”的哀叹。其实,这机会并非空前。1965年,李惠堂就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亚洲足坛第一人。他还是亚足联的首任秘书长。也做过亚足联副主席。李惠堂能在足坛政界担任高位,与自己的学识和修养密不可分,他的中英文都很好,而这得益于家境和教育。李惠堂出生大富人家,他的父亲李浩如是在香港获得巨大成功的建筑商。

李惠堂出生在香港,年幼时被送回梅州五华县老家。五华县的足球氛围很好,可能是中国现代足球的起源地。大约在1873年,也就是清代同治年间,德国传教士将足球和游泳传到了这里。李惠堂上学第一天,带着足球跪拜孔子像。球踢破了后,他就摘下柚子踢,把两棵柚子树都摘光了。现在五华县的木偶戏,还演出李惠堂儿时练球的故事。11岁时,李惠堂回到香港,进入英国人办的皇仁书院读书。这所学校英语上课,所以李惠堂的英文和中文都很好。他至少写了十本著作,非常有见地,眼界和情怀都高人一等。他在《球圃菜根集》中说,“足球须从普及方面着想,不求畸形发展。假若中国蓦然产生十一个出类拔萃的超级良才,纵横捭阖,踢平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轨道,也不见得马上就可以富国强兵。”这番话放在今天,仍然一针见血。

二、贺龙和新中国成立初的中国足球

李惠堂对后来人寄予厚望,写过一首诗:“白驹过隙惜良时,卅载球坛话别离。为语青年诸俊秀,后来居上创新机。”新中国成立前,他挂靴了,一代新人即将走上舞台。

新中国成立初的时候,民众陷入那种“宏大的幸福感”。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这种情绪:“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罢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可见当时的人们,内心充满了热情和希望,有那个年代特有的一股劲。

在这样的氛围里,新中国的足球事业起步了。1951年末,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足球大会。这届大会水平不高,一位苏联专家应邀来看比赛,看得一个劲摇头,说单是球员的身体就不合格。但赛场上下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当时有种说法是“每一脚都踢向美英帝国主义”。这届大会的参赛队是按照地区来划分,比如说,北京、天津、河北还有山西等省市,先进行选拔赛,选拔出的球员组成华北代表队,然后去天津参赛,在天津一共有八个队参赛,除了东北、华北等六大行政区,还有解放军和火车头。当时的条件跟现在没法比,华北队集训的时候,就住在先农坛体育场的看台下面,里面四处漏风,门窗都关不上。

全国拉练的国家队

举办全国足球大会,主要目的是选拔国脚,组建新中国的第一届国家队。国家队成立后,条件非常艰苦,先从北京大学借了个住宿的地方,是半层阁楼,白天要是不点灯,就满屋黑乎乎,看不见桌椅板凳。国脚每个月有4元津贴,每年有两套衣服,这就是全部待遇了。

北大住了一阵后,国家队又没地方住了,因为学校要招生,得给人腾房子。这时领导想了个办法,就是全国拉练,到各地比赛和训练,于是国家队从北京的前门火车站出发了(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北京站),出发时国脚们背着足球,还有自己的被褥。他们坐的是火车硬板和轮船四等舱,还遇到几次惊险:有一回在山上踢比赛,找了块空地,插上四根木棍,就是球场了,有个后卫叫王礼斌,他救一个球时,不小心掉到山下,幸亏落在一棵树上;还有一回,是在重庆码头,踢内锋的肖子文掉进长江,轮船的工作人员及时扔出一个救生圈,正好落在他头上,救了他一命。在重庆,当时西南军区的首长是酷爱体育的贺龙和邓小平,他们来看国家队比赛,贺龙还让饭店给国脚们加菜加餐,这之后不久,贺龙成了国家体委的第一任主任。(www.xing528.com)

新中国足球起步时,几位军人出身的高级官员,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一直在中国体育战线上发挥巨大威力的八一体工大队,最初是贺龙提出建立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西南军区成立了“战斗体工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一些人不愿意来,惹得贺龙冲一个干部发火:“搞体育工作,同样是干革命,有啥子干不得?你是干部,自己都不愿意干,还怎么教育别人?”贺龙特别喜欢足球,经常去看望体工队的足球队。有一回他跟队员们说:“我要是像你们这么年轻,我也当运动员。革命离不开体育,当运动员也是干革命嘛,比赛不是跟打仗一样吗?有什么困难,你们就对我讲,但球不仅要踢,还要踢好!”在场听他这番话的,就有后来执教中国国家队的门将曾雪麟。有次贺龙看了一场曾雪麟的比赛,赛后夸他扑球扑得好,问:“你屁股底下是不是有弹簧?”

除了贺龙,还有一位功勋,就是担任过25年足协主席的黄中。首届国家队,原计划是选30个国脚,最后公布的名单是31人,多出的一个是当时只有17岁,而日后被称为“中国足球教父”的年维泗。当时拍板将年维泗加上去的,就是主管足球的黄中,第一届全国足球大会,正是黄中组织的。黄中家境显赫,一个叔父是原东北军将领,他本人是延安抗大出身的军人,也是知识分子,还喜欢文艺,在延安时排练过话剧。黄中爱好体育,投身革命前,在北京的汇文中学辅仁大学读书,参加过民国时期的全运会,还去日本参加过足球比赛,踢的是中锋,队友李凤楼称赞他是员虎将。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方面的工作,起初是由共青团中央负责。团中央的组织机构里,设了一个军事体育部,第一任部长就是黄中。当时,军人出身的高级体育官员还有韩复东、张联华、蔡树藩、张之槐、朱德宝和武岳松等人。其中韩复东是辽宁人,而且也有在延安抗大的经历,他曾经是张学良侍卫室副官,原名“韩玉富”,改名“复东”。后来韩复东加入四野,参与了塔山阻击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

国家体委是黄中和荣高棠一起筹建的,体委成立后,黄中主管足球,后来在中国奥委会任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夺得首枚金牌,第一个冲上去拥抱亲吻他的,就是黄中。中国足球在1954年,派出一批年轻人留学匈牙利,也是黄中组织的。

三、中国足球的第一次“洋务运动

国家队成立后在全国拉练,战绩很好,很快找不到对手了。年维泗回忆说,大家很盼着跟外国球队交手,好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平。1954年,机会来了,匈牙利三队来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访问中国的第一支外国球队。注意是三队,不是一队,别说普斯卡什那样的巨星了,好多球员都不是踢甲级的。

和匈牙利三队的比赛开始后,中国队发现了自己的差距,要差好几个档次。年维泗这么回忆:“我们在场上疲于奔命,怎么也跟不上他们的速度和节奏。人家要技术有技术,要战术有战术,眼花缭乱的三角短传把我们弄晕了。两场比赛都被灌了七八个球,我们自己都很难接近他们的禁区。”

中国队输得心服口服,上上下下都认识到,必须向高水平球队学习。这支匈牙利三队的领队是匈牙利体委人事司司长,他主动提出,希望中国派一支青年队到匈牙利学习。主管足球的黄中非常重视对方的邀请,于是向贺龙汇报,贺龙又上报给周总理。于是,一次走出去的计划提到了日程上。一场巨大变革,一段“金色时光”,就要开始了。

1954年4月4日,北京的前门火车站,一群年轻的中国球员出发了,他们将转道莫斯科,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当时,我们国家还很穷,为这次留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领队柯轮对球员说:“你们每个人一年的费用,是几千个农民苦干一年换来的。”

“感谢匈牙利”

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社会主义阵营最团结、最友好的时候,国家之间有兄弟般的情谊,匈牙利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中国球员,各方面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中国队抵达布达佩斯火车站时,气氛热烈:匈牙利体委负责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还有将执教中国队的尤瑟夫及夫人,亲自到车站迎接,少先队员献上鲜花,然后球员们住进一家高档宾馆,宾馆建在多瑙河里的一个岛上,风景优美。球队离开布达佩斯,到其他城市打比赛时,像贵客一样大受欢迎。当地人像过节一样,和中国球员联欢到深夜,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匈牙利能为伟大的中国做些事情,非常高兴!”

在匈牙利得到的欢迎和待遇,让年轻的中国球员非常感动,他们将布达佩斯当做第二故乡。2013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跟匈牙利方面合作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张俊秀和张水浩这两位老人重返匈牙利,回到自己当年训练、学习的地方,圆了多年的梦。张俊秀说:“我们有些老同志,非常想回来,含着热泪都想回来,但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就说让我们代表他们,向匈牙利说一声感谢,感谢匈牙利人。”

刚到匈牙利时,我们的这些年轻球员,技术功底很一般,球都颠不了几个,连所住饭店的服务员,颠得都比他们漂亮。年维泗回忆说,一个匈牙利女子手球队的守门员,看到中国球员颠得不熟练,就主动展示了一下,她拿过一个球,从头上颠到肩膀上,球感非常好,中国球员都没她协调,但她不想让人难堪,颠完后,莞尔一笑就走开了,年轻的中国国脚惊呆了,感叹水平差得太远。

起初,中国队甚至没法跟匈牙利丙级队踢比赛。第一批的14名球员,跟训练营的厨师、司机和工人踢过一场,输了一个球。最开始,教练尤瑟夫找来的对手是一些工厂和学校的球队,就连这样的比赛,中国队也踢得非常艰苦,有一场是跟匈牙利的田径运动员1∶1踢平,一些田径选手的技术动作比中国球员还好,其中有位110米栏选手,经常来帮助中国队的门将练动作。

但是,经过一年半的训练和比赛后,中国队有了巨大进步,已经达到了匈牙利甲级联赛弱队的水平,战胜过乙级冠军。回国前夕,正赶上一次大赛,就是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成了检验中国队水平最好的舞台。揭幕战就是中国队迎战波兰队,贺龙和陈毅亲自到现场观战,虽然中国队最后2∶3输了,但场面不落下风,把数万名观众震住了。波兰党报《华沙工人报》称赞中国队的防线,说是“攻不破的万里长城”。贺龙元帅看完比赛后非常兴奋,跟黄中表扬了中国队。

恩师尤瑟夫

中国队能有这么大的进步,一方面缘于球员的玩命苦练,另一方面得益于教练尤瑟夫的出色工作,是他让中国球员真正懂了现代足球。

尤瑟夫当时40多岁,球员时代,他是个有名气的中锋。教导中国球员时,他严厉,不给面子,他偏爱年维泗和张宏根,别的球员他就瞧不上。他非常看重技术动作,经常亲自做示范,中国球员们打心眼里佩服他。尤瑟夫还会认真地做思想工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体相当于后来的米卢。他对球员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认真练,怎么向国家汇报?伟大的中国让你们来干什么?你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你带着六亿人的期待。”

后来,中国和匈牙利的关系开始降温。但年维泗、张俊秀等人还是非常尊敬尤瑟夫。1978年,年维泗带领中国队来到前联邦德国。他事先知道尤瑟夫已经移居在此,于是千方百计地打听,向当地足协询问,终于取得联系。尤瑟夫知道当年的学生在找自己,非常高兴,到银行取了钱,和夫人一起来到中国队下榻的宾馆,住了一周。但这是一场诀别,两年后尤瑟夫就去世了。

1955年10月,中国队启程回国。

回国后,这些年轻球员大多成了国家队的主力。1956年,南斯拉夫队来访,中国队输了球,但踢得很棒,这场比赛被认为是上海有史以来最精彩的足球赛。赛后贺龙接见球队,让上海女篮的队员给他们倒水,称他们是“功臣”。可惜的是,1957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遗憾地输给印度尼西亚,没能取得出线权。

后来,这些留洋国脚退役后,很多人成为教练和足协官员。担任过国家队教练的,就有陈成达、年维泗、张宏根和曾雪麟等人,陈成达还当过亚足联副主席,他们成为中国足球的中坚力量。更可贵的,是他们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证明中国足球靠努力和虚心请教可以实现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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