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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新闻传播概览介绍

时间:2023-11-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全球化推进的语境下,墨西哥的新闻传播与传媒产业根植本国政治经济土壤,其国际传播与国际化发展道路也存在着与本国社会发展状况一脉相承的特点。本节内容将试图呈现墨西哥国内新闻传媒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历史遗留性因素对其发展历程的影响,以加深对墨西哥国际传播建设的国内新闻传媒背景的了解,为其国际传播发展研究奠定基础。在这一时期,尽管墨西哥政府时常面临财务危机,但媒体的广告

墨西哥新闻传播概览介绍

自1821年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墨西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直至1929年国家革命党成立,墨西哥才开始逐渐步入当代国家体系建设的正轨。尽管这一转折点为墨西哥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以国家革命党为源流的执政党“党国一体”模式也逐步形成,并对此后墨西哥政党以经济手段进行政治控制的社会发展模式形成埋下了伏笔。作为经济产业的组成部分以及社会运行必要的信息整合枢纽,新闻媒体难免受到政党“社会控制”模式的影响,其发展路径、角色定位及其他方面都存在该模式投射下的特点。

而当下尽管面临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现象,但经济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仍是既成的现状与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在全球化推进的语境下,墨西哥的新闻传播与传媒产业根植本国政治经济土壤,其国际传播与国际化发展道路也存在着与本国社会发展状况一脉相承的特点。本节内容将试图呈现墨西哥国内新闻传媒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历史遗留性因素对其发展历程的影响,以加深对墨西哥国际传播建设的国内新闻传媒背景的了解,为其国际传播发展研究奠定基础。

一、政治变革中的媒体特点变迁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媒介既是经济与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从墨西哥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新闻媒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展现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在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在墨西哥结束了建国后近百年的动荡局面后,墨西哥建立的“党政合一”的政治经济统合模式使得媒体在对政党的依附中失去独立立场成为为政府服务的“侍从”。而在民主化改革的实践中,媒体却作为先行者促进了墨西哥民主化理念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传播与渗透,并在民主自由化改革中实现了自我的蜕变,最终确立了独立于政府的市场驱动型商业媒体运营模式。

(一)威权统合与媒体“侍从性”

自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政治独立以来,墨西哥的国家政治体制建设在最初的一个世纪内并未产生重大的实质性成果。在这一世纪里,墨西哥不仅在外部受到美国“门罗主义”政策的干涉,其国内社会也一直未能完全平复教会控制土地、军阀混战不休的动乱局面。其中波菲利奥·迪亚斯(Por?rio Díaz)建立了长达 34 年的个人独裁统治,迪亚斯除以各种方式控制将领、掌控乡村以外,新闻出版活动均受到检查,反对派人士则遭到监禁。[1]从这一世纪墨西哥社会的整体来看,动荡的社会环境与独裁高压的统治模式依旧延续了墨西哥少数统治的政治文化,在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与政治独裁的双重压迫下,新闻媒体生存发展空间极度受限,接受“津贴” 而为独裁政府所控制,对墨西哥民主政治发展影响甚微。

在对独裁统治的反抗浪潮达到顶峰时,1910 年墨西哥大革命最终爆发并逐步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统治模式,同时也开创了墨西哥现代民主政治的先河。尽管大革命推翻了迪亚斯的个人独裁统治并颁布了 1917 年宪法,但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墨西哥仍未从以往的混乱与破坏中彻底恢复,政治派系林立且革命队伍内部斗争不断。直至 1929 年,墨西哥全国 200 多个革命政党及组织合并成立了国家革命党,才为其稳定的当代国家政治体系奠定基础。1938 年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总统建立了军队、劳工、农民、大众四个部门,这四个部门一方面吸收地方政治精英与组织,搭建执政党在选举时的动员工具;另一方面则强化该党“代表全墨西哥社会力量”的统治正当性。[2]从此,尽管墨西哥在 1940 年取消了军人部以削弱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但以劳工、农民、大众三大部门对社会的渗透管辖体制成了墨西哥威权统合主义的肇始。

自 1946 年墨西哥将国家革命党更名为革命制度党以来,墨西哥在此后长达 54 年的时间里一直由革命制度党作为执政党掌控国内政局。在其利用三大部门对社会进行威权统合的背景下,尽管各种行业组织与职业团体的成立与活动在法律上是被允许的,但都缺乏充分的自主,并且会受到种种限制。按照施密特对“统合主义”的界定来看,“统合主义”是一种利益与态度的代表系统,是一种特定的模式或理想型的制度安排,用以联结公民社会关联组织形式的利益与国家的决策结构。[3]在这一统合模式的运行中,墨西哥总统和革命制度党作为国家权力的绝对核心,通过分化政策使得三大统合部门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制衡的状态,从而成功地将统合部门纳入国家控制的轨道中。就整个政党统合制度的运作而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透过基于人情连带、恩庇主—侍从间的互惠,辅以物质恩给式的福利政策网络,建立了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恩庇侍从网络。通过这种机制的运作,给予支持者利益上的满足以换取在竞争性选举中选票和在政策上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权力精英借由政策资源笼络各统合部门以换取支持,反过来,这种支持又成为权力精英继续维持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力的基础。[4]

在统合制度下,除了利用三大部门直接吸纳社会力量以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通过经济等手段广泛地与主要的公民与社会组织建立联系。其中墨西哥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就像对待其他机构组织一样主要是通过收编的方式进行的。一方面,政府将广播电视执照颁发给革命制度党在政治体系内的支持者以保证媒体立场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政府以“物质利诱” 作为一种积极的刺激,这其中包括给记者和老板津贴及经济报酬,以此换得媒体对政府政策及行动的正面报道。[5]在墨西哥威权政府的管控年代,尽管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在名义上是被允许的,但在统合制度所维持的稳定社会运行机制下,媒体成了少数政治精英谋取利益的便利渠道和政府强化其政治统治合理性的宣传工具,而媒体也逐渐认同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并迅速与政府结成利益共谋的共生机制。

在此后近 40 年的威权统合主义稳定时期内,媒体在政府的多种形式的拉拢与威慑下成了政府及执政党服务于自身统治合理性的“侍从性”媒体。由于政府依赖媒体作为其政绩鼓吹与政策合理性的宣传工具,其对媒体更多的是采用物质拉拢的形式。在“党国一体”的社会经济统合模式下,政府能够利用其在经济上的绝对话语权为媒体的经营提供便利乃至特权。在这一时期,尽管墨西哥政府时常面临财务危机,但媒体的广告投放者大多来自政府体系中,在印刷媒体中,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所有媒体近一半的广告收入,这些广告都是通过政府的多种机构来支付的,如一些半官方经营的公司、政府的多个统合机构(如三大部门)、联邦及地区的各级政府机构等。在广播电视媒体中,革命制度党及其各个统合机构一直是最主要的广告投放者。[6]除广告投放外,为塑造舆论、影响民意来巩固政治合理性,政府往往采用直接向媒体付费的形式以换取数家媒体采用相同的立场乃至同样的宣传稿件来为政党选举及其他政治活动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此外,这种“付费新闻”的报酬往往远超相同版面下的广告收入,这也令媒体难以拒绝这一诱惑。经济来源往往是媒体生存的基础,在如此无奈而又默契的配合机制下,媒体的独立与专业性荡然无存。

(二)民主变革与媒体独立性

自 1938 年以四大部门为基础的威权统合模式形成以来,尽管在 1940年略有过调整,革命制度党仍凭借全面而完备的社会控制系统维持了国家的稳定,进而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地位。而在 1968 年爆发的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中,革命制度党面对以政治民主改革为诉求的社会运动却采取了严酷的镇压行动,其作为“革命代言人”角色的合法性已经开始逐渐垮塌。从国内经济背景来看,60 年代,墨西哥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诸多经济社会矛盾也伴随着发展机遇而暴露出来。首先,统合模式下的农民部更多代表的是政治精英的利益,农民阶层利益与诉求长期遭到忽视的不满情绪也开始在 70 年代爆发开来,农村游击运动不断冲击传统的农业统合体系。在这一情况下,为维护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合法性, 1970 年新上台的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制订了农村发展计划,用联邦预算的 20%(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最高的数字)支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7]

然而,埃切维里亚对当时墨西哥社会阶层利益分化程度的认识明显不足,其“分享发展计划”对劳工和农民的优厚扶持政策触动了中产阶级、小商人等群体的利益,其“国家干预主义”下的诸多政策遭到中产阶级与私人部门的抵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继任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José López Portillo)上台后立即终止了国家干预政策,在采取紧缩经济政策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以调和中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此外,波蒂略在 1977 年颁布了《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放宽了政党登记条件并建立了临时登记制度,扩大了联邦议会参会政党的规模,联邦议会的代表性也得到增强。此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危机打击下,墨西哥中间阶层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明显增加,由革命制度党和政府政治统治的支柱变成反对党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由政府政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变为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主要批评者。[8]在民主化的政党制度改革下,不同阶层的政党代表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更多政党也由此逐渐脱离国家制度党的威权控制,获得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伴随着革命制度党“党国一体”的社会统合模式在经济转型期的社会控制力不断削弱,媒体在民主革命理念的实践中也开始逐步挣脱革命制度党的收买与控制。尤其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对于墨西哥媒体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大多数记者受到了学生运动的激励,在媒体中逐渐显示出了反抗威权政府的意识。[9]在改革初始阶段,由于利益统合体系尚未彻底崩塌,墨西哥政府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媒体的直接控制,这也减轻了媒体来自政府的压力。在诸多社会矛盾的不断显露以及政治改革中提升了中产阶级在政治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拓宽了其利益诉求表达的空间。因此,尽管印刷媒体影响力有限且受众范围较为狭窄,但其主要受众群体——知识精英作为中产阶级的翘楚在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开始争取其在媒体中的话语权。从《至上报》向独立媒体转变的过程来看,威权政府在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仍未放弃对媒体的管控与打压,但江河日下的威权统治政府已难以阻挡媒体独立的潮流。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商业报刊与政党报刊并存之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商业性报刊开始逐渐成为报业的主流,报业走向了垄断和集团化。[10]

1977 年,波蒂略总统的政党民主化改革措施为广播、电视等媒体随后的独立化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在电视媒体产业初期,革命制度党将最早一批电视执照颁发给了具有共同利益的拥护者,从行业准入层面就对媒体的立场进行了筛选。此外,革命制度党通过其控制的各项经济产业对媒体进行广告投放,从而建立媒体对政府在经济上稳固的依附关系。此外,从特莱维萨发展壮大的历史中也可看出,政府对电视产业其他进场的竞争者进行了严苛的限制与打压,以确保其支持者特莱维萨在电视行业的垄断性地位。因此,尽管从 70 年代开始,墨西哥独立媒体运动在印刷、广播领域不断推进,电视媒体领域的独立化却在牢固的威权侍从体系束缚下难以开展。尽管如此,伴随着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电视媒体转型所需的政治环境在逐渐形成。在报刊、广播业独立化内容的对比反衬下,越来越多的墨西哥民众对电视媒体单一立场的政治内容产生不满,电视媒体的独立化的各方面条件也逐渐酝酿成熟。

在 1988 年特莱维萨最后一次作为墨西哥总统竞选的主要信息来源之后,90 年代的经济危机所推动的政治经济自由化改革对墨西哥社会的变动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经济自由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将国有电视台Imevisión 私有化,从而创立了墨西哥第二大电视台阿兹特克。[11]自此,尽管特莱维萨在电视媒体行业仍占据着绝对的霸主地位,但在革命制度党的社会统合体系日渐式微以及各党派崛起竞争的情况下,电视媒体也开始从 “威权侍从”体系的拉拢与控制中逐渐解脱出来。由于墨西哥普通民众更多通过电视媒体了解大选情况以及政治信息,因此电视媒体格局的转变与墨西哥政治经济自由化改革同时并举而又相辅相成。选举的改革将墨西哥带到了民主的门前,但是如果没有媒介的多元化,墨西哥仍然会在民主的门槛前徘徊很久。[12]相较于 1988 年墨西哥大选中特莱维萨以压倒性的播出时长对革命制度党竞选人进行宣传的情况,在 1994 年的墨西哥大选中,尽管成立不久的阿兹特克并未根本扭转电视媒体对总统竞选宣传的格局,但其在电视媒体立场的多元化方面做出了最初的努力,也使得 1994 年的选举有了更为浓厚的民主氛围。

在不断受到来自阿兹特克的竞争与挑战后,长期依附于革命制度党统合体系下的特莱维萨也开始了媒体开放的尝试。早期出现的独立媒体财务上的成功和职业上的声誉,使他们的独立倾向和专业新闻规范扩散到了其他媒体。[13]在 1993 年阿兹特克成立后,其客观独立的内容在墨西哥动荡与改革的 90 年代成功吸引了大量受众,特莱维萨长久以来占据绝对优势的电视媒体市场份额开始不断遭到蚕食。面对这一情况,特莱维萨也尝试进行了自由化编辑方针的改革实践,聘任职业记者并开设政府监督类型的栏目进行政治立场独立化的探索。尽管这一改革在引起威权政府的不满后以栏目的裁撤告终,但作为独立化的初次尝试对特莱维萨不久后的转型有着重要的铺垫与示范作用。在市场竞争日渐激烈、公民组织呼声高涨以及受众不满程度加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在 1997 年特莱维萨终于迎来了蜕变式的独立化商业模式改革。这一年阿卡罗加·米奥默(Azcárraga Milmo)之子阿卡罗加·吉恩(Azcárraga Jean)接替了其父的产业成为特莱维萨新的掌舵人,并开启了特莱维萨市场驱动方向的全新发展道路。

接管特莱维萨后,面对政治立场固化导致的收视率不断下滑的颓势,吉恩在当年的中期大选中给予了各党派候选人接近对等的媒体报道时间,这也标志着特莱维萨不再唯革命制度党马首是瞻,在摒弃官方话语报道模式后逐步确立了客观平衡的报道模式,并将特莱维萨重新定义为一家商业公司,以更为自由的市场需求作为自身的发展方向。而在特莱维萨进行市场化改革后,由于墨西哥选民政治倾向的确立大多基于电视媒体披露的信息,大选中主要政党的电视报道时间趋于平等使得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直线下滑,并导致其最终在 2000 年的大选中首次败北,结束了长达近 70 年的威权统治时代。至此,墨西哥迎来了政治经济民主化发展的新阶段,同时改革也为媒体独立转型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此后,尽管政府对媒体的打压与限制等行为仍时有发生,但自由经济环境下的媒体拥有了更强的经济独立性,政府传统的经济控制手段已难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二、墨西哥传媒产业概况

受殖民历史因素的影响,伊比利亚美洲多数国家都以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墨西哥也不例外,其绝大部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都以西班牙语为主。因此,墨西哥新闻传媒业生产的西语内容除满足国内民众需求外,同时也面向全球西语国家输出其影视内容,并占据相当大的西语媒体市场份额。此外,由于墨西哥普通民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更偏向于电视媒体,墨西哥的新闻报刊行业也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发展状态。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墨西哥电视传媒集团逐步兴起,在对威权政府的依附下逐渐开始对报刊、广播等其他媒体进行吞并与控制。尤其在完成商业化转型后,特莱维萨加快了商业化转型的步伐,在已有国内电视覆盖的基础上开拓了数字电视服务,提供网站、移动应用、视频点播以及现场视频,并与国内外重要品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4]

(一)语言特性与国际传媒市场

在国际传播中,地域、文化、语言的差异性往往是媒介内容传播方向与效果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陆续的殖民活动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全球殖民格局,并形成了语言文化的地域分布特征。由于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活动,凭借其强盛的国力占据了大量的殖民地,以“日不落帝国”著称的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以英语语言为基础的文化版图。在民族国家逐步形成后,这一格局深刻影响了全球媒体的扩张以及媒介内容的流向。相比之下,尽管西班牙的殖民范围触及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但其未能形成媲美英国的全球英语语言国家群体。因此,在全球迎来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后,西班牙语的地域影响范围主要分布于拉丁美洲地区,语言也成为墨西哥新闻传播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国内市场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墨西哥总人口截至 2018 年已达到 1.26 亿,且呈现出稳定的逐年上升趋势。相对单一的语言构成使得墨西哥国内媒体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电视所生产的媒介内容绝大多数采用西语,基本满足了墨西哥社会各阶层对信息与文化娱乐的需求。由于语言的隐性“壁垒”,尽管仍有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传媒资本的进入,但媒介内容方面,墨西哥国内媒体更能满足墨西哥国人的需求并几乎独占整个国内的媒体市场空间,并且这一市场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因此,殖民历史格局及语言的特性减少了墨西哥媒体来自其他语言媒介内容的竞争与冲击,国内市场的相对稳定也为墨西哥传媒集团的发展与开拓夯实了根基。

此外,在国际市场方面,尽管西语国家除西班牙外大多分布于拉丁美洲,西语母语人口总量仍超过了英语母语人口。尽管局限于拉丁美洲地区,西语媒体仍以西语人口优势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对于墨西哥媒体而言,无论是拥有长久历史积累的特莱维萨以及新崛起的阿兹特克,凭借其语言优势及经济实力迅速占据了西语传媒市场的主要阵地。面对美国近 3000万西语人口所蕴藏的巨大市场潜力,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特莱维萨就已经着手开发美国国内的西语传媒市场。特莱维萨最早走出国门的举动是创办了美国最大的西班牙语电视网 Univision 的前身——SIN(Spanish International Network),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SIN 发展成为 16 家电视台,1976 年成为美国第一个被卫星连接的电视网,Azcárraga 占有 SIN 75% 的股份。[15]

在 1988 年,特莱维萨效仿 CNN 建立了西班牙语世界首个 24 小时不间断播出的新闻频道 ECO。这一新闻频道的报道范围几乎涵盖了经济、科技、娱乐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在地域覆盖方面,ECO 通过卫星向整个西欧、部分东欧、少数北非等国家的西班牙语居民提供电视新闻节目,在不同国家也采用有线电视网的形式实现节目的输送与覆盖。而后 SIN 被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定为逾越了外国人在美国拥有广播和电视台所有权的限制,因此在易主后更名为环视公司(Univision),依然受到美国西班牙语观众的欢迎。特莱维萨在环视公司占有 19.8% 的股份,并根据与环视公司签署的“节目许可协议”,连续 25 年向环视公司提供节目。[16]

(二)国内媒体业态格局与传媒集团

20 世纪末,随着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进程不断推进,革命制度党对社会经济部门的控制力愈加弱化,墨西哥社会经济也逐渐向自由化与商业化方向发展。早在 60 年代就开始掀起媒体独立化浪潮的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在 90 年代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转型。在革命制度党威权政府时代结束后,墨西哥在新世纪开始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因此在 21 世纪初,全国约有 300 家报纸和 100 多种全国性刊物,平均每百人订报 14.4份。[17]此时墨西哥新闻报刊仍处于本地化新闻阶段,各大报刊开始有意识地相互联合或与其他国际组织联合,致力于改变信息处理方式并促进报业管理体系的专业化。至 2006 年,墨西哥新闻报刊业仍在蓬勃发展,全国已注册的新闻报纸数量超过了 400 家。到 2009 年,报纸拥有自诞生于墨西哥以来最强的影响力和最佳的定位,有来自汽车行业以及服务业等大财团的广告收入。[18]

但由于威权政府时代遗留下了报纸与政府利益关联的不透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媒体与经济组织间关系的发展。自 2010 年以来,以社交媒体兴盛为标志的互联网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用户在全球范围不断增长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报刊用户相对稳定的媒介接触时间。因此,在全球报刊行业受众规模整体缩减的情况下,尽管墨西哥报刊数量仍处于增长趋势,但报刊业也因受众减少、广告收入下滑而时常面临财政压力。为了应对这一局势,传统报刊不断进行改革尝试,以各种方式维持生计,所有报刊行业的领军企业都努力试图进入互联网市场。[19]

在广播方面,尽管广播的诞生早于电视,但由于社会发展状况、媒介特点、传媒集团特点等因素,墨西哥的广播业也一直未能形成强大的媒体影响力。墨西哥的广播节目多以当地文化特点作为节目创作与设置的基础,因此受众定位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其报道的范围及地域上的扩张。2009 年,墨西哥有 855 座调幅电台、616 座调频电台,并且这些电台绝大多数附属于更大的广播集团。[20]尽管广播未能形成足够的辐射力,对全球传媒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其在国内城市与乡村的本土化新闻与娱乐节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墨西哥谷地广播协会数据表明,在墨西哥城,由于城市通勤每天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广播成为影响墨西哥城的重要媒介。[21]根据 2016 年墨西哥联邦通信协会的调查显示,墨西哥 41% 的人口都是广播节目的忠实听众,并且城市与乡村以 42% 与 41% 的占比基本持平。由此可见,广播以其伴随性的媒介特点以及本土接近性的节目在特殊的时间段形成了对受众的有效媒介渗透。截至 2018 年,尽管隶属的传媒集团发生变迁,墨西哥广播仍以 392 座调幅电台、1352 座调频电台的产业规模实现了对国内 98% 人口的节目覆盖。[22]

在电视方面,自 20 世纪 50 年代诞生以来,墨西哥电视产业就凭借其媒介特性优势赢得了国内受众的青睐,少数电视公司在威权政府的扶持下通过兼并、收购活动迅速发展成为大型传媒集团。在革命制度党威权统治时代结束后,尽管墨西哥国内传媒集团逐步摆脱了政府经济统合部门在经济来源与政治立场上的束缚,但商业化步伐的加快也推动了传媒产业的集中与垄断进程。因此,在 21 世纪墨西哥电视媒体发展进程中,拥有雄厚基础的特莱维萨和在民主化改革中异军突起的阿兹特克成为墨西哥广播电视网的两大主流电视集团。尽管在成立初期阿兹特克强劲的竞争势头促使两大电视集团竞相改变新闻报道与电视节目的风格,提供差异化、多元化的内容[23],然而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内,两大电视集团并未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反而共同促成了墨西哥国内电视市场双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两大集团电视内容也因竞争力不足而缺乏创新动力,更聚焦于当日突发新闻而非深度的背景分析。

到 2014 年,墨西哥出台的新传媒法案对电视产业的垄断行为进行了限制,2016 年 Imagen Televisión 的成立打破了墨西哥电视市场双头垄断的格局。截至 2018 年,墨西哥国内共有 760 座电视台,其中包括 7 个全国性的电视频道,然而尽管墨西哥电视市场正趋向多元化,特莱维萨、阿兹特克以及 Imagen Televisión 分别以 43%、31% 和 21% 的份额将国内的电视市场瓜分殆尽,并且在墨西哥民众媒介使用占比结构中,平均每户家庭拥有 1.9套电视设备,96% 的人口拥有电视设备,49% 的人口订阅了有线、卫星电视服务类型,电视成为墨西哥唯一一个用户覆盖率近半的媒体系统。[24]

在互联网与新媒体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微型计算机为设备基础的互联网技术开始在美国普及,其内在的交互属性使其迅速成为促进人类信息交流的最新形态媒介,并逐渐在世界各国扩散开来。2000 年,特莱维萨作为墨西哥最大的传媒集团,宣布将通过其在墨西哥城的有线电视公司开展网络业务,墨西哥传媒形态的发展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媒介受众赋权的社会发展趋势下,重构自身的大众传播市场策略成为媒体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此外,墨西哥民众也逐渐习惯于将互联网媒体作为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因此,墨西哥《改革报》《宇宙报》等传统报业集团在维持纸质媒体运营的同时也纷纷完成了数字化的转型。同该地区其他国家民众媒介使用习惯相似,尽管墨西哥整体互联网渗透率相对较低,但仍有近四分之三的墨西哥人习惯通过智能手机上的脸书(Facebook)和沃茨阿普(WhatsApp)等社交媒体应用来获取新闻。[25]

伴随移动通信技术不断升级以及智能手机普及程度提高,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墨西哥民众日常生活中沟通交往、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根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协会(INEGI)2014 年数据显示,100 户家庭中仅有 45 户拥有电脑,而每 100 个墨西哥人中有 89 部智能手机。根据墨西哥互联网协会(AMIPCI)调查显示,墨西哥全国共有 6500 万互联网用户,其中男女性别占比均为 5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5 年墨西哥互联网人口普及率为 57.4%,到 2016 年普及率达到了 59%,每日互联网平均使用时间为 7小时 14 分钟。[26]截至 2018 年,墨西哥国家统计协会报告显示,在互联网用户中使用社交网络平台的用户达到了 76%,其中脸书(Facebook)使用率达到 93%,油管(YouTube)为 79%,推特(Twitter)达到 40%。[27]

在传媒集团方面,由于电视媒体更符合墨西哥人的信息接受偏好,其在墨西哥媒体市场占据相对较大的优势,因此墨西哥的传媒集团往往发端并成长于电视媒体行业。自 20 世纪 50 年代墨西哥电视媒体诞生以来,其电视市场呈现出从特莱维萨一家独大、阿兹特克分庭抗礼到 Imagen Televisión 加入角逐的多元化反垄断的趋势。作为具有深厚历史积淀与雄厚经济实力老牌电视集团,尽管在 20 世纪末特莱维萨的垄断性优势被打破,但特莱维萨凭借多年积累的忠诚受众与相对成熟的节目生产、引入输出体系依旧占据墨西哥电视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进入 21 世纪,特莱维萨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创新节目制作,积极开拓节目国内外市场,通过众多子公司及合作伙伴将其节目打入更多西语国家电视节目市场,多年来稳定维持其在西语电视节目市场的霸主地位。

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尽管特莱维萨集团以强大的电视内容生产为立足之本,特莱维萨集团的业务范围涵盖电视制作与播出、付费电视节目供应、全球范围内的节目发行、有线电视和电信服务、各类杂志出版及发行、广播节目制作和播出、专业体育赛事及演出推广、电影发行及译制,此外还运营自己的门户网站,并参与游戏与博彩产业。[28]在电视领域,特莱维萨有线电视业务销售额在墨西哥全国有线电视行业营收贡献占比为34.2%,天空卫星电视在全国入户卫星电视行业营收贡献占比为 20.7%;此外,特莱维萨通过铺设 9 万公里同轴电缆、4.3 万公里光纤等措施构建了

多元媒体通讯系统,为用户及企业提供视频、音频、高速数据网络等服务,并向国内及美国的企业与政府机构提供媒体实体与云服务。[29]

在对外合作方面,特莱维萨瞄准美国这一仍在增长的拉丁裔人口传媒市场,收购了美国联视电视网(Univision,以下简称联视网)一定的股份并与其建立了内容合作联盟,受到了广大美国西语观众的欢迎。在网络播出方面,根据新协议,联视网有权在美国的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行特莱维萨制作的节目,在 2011 年 10 月,联视网与美国视频网站互录(Hulu)签订了数年的协议,在后者的视频网站和 Hulu Plus 其他平台上播出特莱维萨的内容,许多都是最受欢迎的西语节目(包括电视剧、综艺节目和真人秀),以及许多重大的西语国家体育赛事。[30]

阿兹特克电视台自诞生以来就以特莱维萨作为其发展目标与竞争对手。在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阿兹特克敏锐地根据国内政治经济气候来改变其报道与节目风格,赢得了大量原本对特莱维萨报道风格不满的观众的支持,其市场占有率在成立仅仅 3 年就达到了 28%,逐渐发展成为能够与特莱维萨相抗衡的墨西哥第二大电视台。在业务方面,相对于特莱维萨业务的广泛涉猎,阿兹特克主要集中于提供电视内容服务以及互联网新闻与娱乐内容。在电视内容方面,阿兹特克 1 台、阿兹特克 7 台、新闻频道、体育频道以及 A+ 等频道向墨西哥国内用户提供有线电视以及高清卫星电视节目转播与直播服务;在互联网内容方面,阿兹特克同样运营相应的门户网站,将其频道视频内容进行互联网线上转化播出,而阿兹特克旗下的AND 40 新闻网站则更专注于以文字、图片的形式对国内外新闻进行简要报道。[31]

2016 年,在墨西哥传媒业反垄断趋势不断增强的形势下,Imagen 传媒集团成立了 Imagen Televisión,开始加入墨西哥传媒市场的角逐,其在墨西哥国内电视市场份额也在短短两年内达到 21%。[32]与两大传统媒体集团不同,诞生于 Web2.0 时代的 Imagen 传媒集团在成立后就一直致力于全媒体发展。除 Imagen TV、ETV 以及体育频道之外,Imagen 传媒旗下 Imagen Radio、RMX、Radio Latina 等广播电台为国内外用户提供互动性音乐服务,并实现了向互联网平台的迁移;在报纸方面,除纸质版的《至上报》及其门户网站外,其下属集中报道全球体育赛事的 Adrenalina 网站、专注于经济科技新闻 Dinero 网站以及独立的女性与时尚网站 RSVP 等媒体网站为拉丁裔人口提供各个领域的新闻报道;在数字媒体方面,Actitud、Salud180、Delirante 等门户网站及其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谷歌 +(Google+)等社交平台的账户向西语用户推送关于娱乐、健康、美食等生活类信息。[33]尽管 Imagen Televisión 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其对墨西哥国内媒体格局的影响日渐增强,为进一步打破国内传媒巨头垄断局面、向受众提供更为多元的信息选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传媒法规与行业规范

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国家的法律法规总要与本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墨西哥传媒规制的变迁也毫无例外。墨西哥自建国以来在政治上经历了革命动荡时期、政党威权统合时期以及如今的民主化时期,大众媒介与政治的关系经历多次转折,因此不同政治阶段,墨西哥对传媒业的规制也不尽相同,从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墨西哥针对传媒业的规制从最初的混乱后不断趋于合理。对于行业规范而言,由于紧靠传统传媒大国美国,墨西哥在学习、借鉴美国传媒行业规范与专业精神方面有着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且长久以来两国传媒集团在广播电视内容生产、播出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更为墨西哥确立传媒行业规范并调整以适应国际规则提供了便利。

(一)传媒规制的变迁

尽管拉丁美洲在 19 世纪初紧随北美步伐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但多数国家的政权并未因此得到稳固,许多国家仍难以摆脱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1824 年颁布的墨西哥共和国宪法赋予了民众言论与出版自由,并且自由派总统贝尼托·帕勃罗·胡亚雷斯·加西亚(Benito Pablo Juárez García)在 1855 年颁布了一项额外的法案以确保该法案的执行。然而在政治上,尽管拉美普遍建立共和体制(除巴西外),但实行的是所谓考迪罗(西班牙语首领的意思)主义,实行军人政权、大地产主和教会的三结合政权。[34]接连不断的国内革命争斗以及相对动荡的政局使得墨西哥缺乏商业媒体成长的环境,因此直到 18 世纪下半叶,墨西哥才出现了政党报刊与商业报刊并存的局面。然而 1876 年迪亚士上台后实行了军事化统治,对宪法的肆意践踏也严重破坏了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在这一阶段,政党报刊成为墨西哥媒体的主流势力,少数私营媒体也完全臣服于政府控制,并且接受政府所提供的“津贴”。[35]因此,在政党直接控制的模式下也并没有针对媒体的进一步规制措施。直到 21 世纪初,墨西哥革命动乱结束,国内众多政党实现了联合统一,墨西哥的商业报刊才迎来了发展的 “黄金时期”。

1929 年,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将墨西哥国内政党联合成立国家革命党(前身是革命制度党)后,墨西哥开始逐步建立起“党国一体”的社会经济统合模式。在该模式下,墨西哥执政党通过对媒体经营者的把控以及经济上的优待来实现对媒体的软性规制。最终,墨西哥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朝着一种更加“精巧”的模式发展,而传统上赤裸裸的审查模式,或者将媒体直接收归国有,这类控制方式却用得很少。[36]对于纸质媒体,墨西哥威权政府往往采取付费宣传、新闻纸配额与优惠等方式进行收买与控制;而对于广播电视媒体,政府则通过有选择的执照颁发、广告投放等手段形成媒体与政府的利益共存体系。在 1960 年,墨西哥颁布了《联邦广播电视法案》对传媒行业进行规制。因此,在革命制度党统治下的威权政府时期,墨西哥传媒业迫于政治经济压力倾向于与政府立场保持一致,对不符合政府立场的内容进行“自我审查”,并且政府保持着一种随时可以审查的态势,一旦认为媒体“越轨”,便可实施干预。[37]

这种政府与媒体心照不宣的控制模式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民主化改革才开始发生转变。1976 年波蒂略当选总统后,面对国内抗议四起的局面,选择开放政党竞争来营造民主氛围。波蒂略总统的改革措施中还包括批准反对党使用电视和电台等大众传播工具,这对反对党扩大影响和争取选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38]同时,这一举措推动了墨西哥广播电视行业从革命制度党的控制中逐渐解脱出来,媒体开始不再唯政府马首是瞻,广播电视行业也开始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1993 年,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总统在经济自由化改革中将墨西哥国家电视台私有化,推动了墨西哥第二大电视台阿兹特克的成立。至此,代表政府观点的特莱维萨垄断国内电视市场的格局最终被打破,墨西哥电视行业真正进入了多元化发展阶段。

为了争取多样化发展,2002 年一些学者、传媒人士和立法委员曾尝试通过法令限制传媒公司在墨西哥任一城市的市场占有率不超过 25%,但却没有得到当时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Vicente Fox Quesada)的支持,并且在 2006 年参议院通过了新的广播法案,这项重大的改革被称为“联邦广播法案”也称为“特莱维萨法”。顾名思义,最大的受惠者是墨西哥电视集团。[39]尽管遭到了各方批评,但这一状况直到 2014 年才发生转变。

2013 年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na Nieto)当选墨西哥总统后对墨西哥经济进行了现代化结构性改革,对包括传媒业在内的诸多经济领域进行了调整。此前,尽管墨西哥宪法设立条令赋权联邦政府,在保护传媒业整体利益的理念下对媒体的使用进行引导与规制,然而宪法下的次级法律也并未包含可供参照执行的理论、规范以及制度,因而次级的法律并未有效促进墨西哥媒体的民主化。[40]而此次在对各经济管理部门的调整中,墨西哥联邦电信委员会在 2014 年被改组纳入了新的联邦电信研究院中,并在媒体行业反垄断方面颁布了新的法规。新法规规定“媒体基础设施应在非独占、非歧视的基础上与第三方政党共享,以促进新的广播电台进入传媒市场参与竞争,限制媒体购买拥有良好收视前景的赛事的独播权,并禁止两大优势媒体集团未经联邦电信研究院批准联合购买、获取视听内容的行为”。[41]这一法规的颁布也直接推动了墨西哥第三大电视传播机构 Imagen Televisión 的诞生,特莱维萨、阿兹特克在电视行业双头垄断的格局得以打破,墨西哥传媒产业在多元化改革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专业主义的发展

由于美洲大陆国家几乎都曾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命运,同美国报刊的发展历程相似,墨西哥报刊也经历了从殖民时代、政党报刊时代到独立报刊时代的阶段性历程。“职业”、“专业” 、“专业化”和“专业主义”是四个意义不同的词语,实现从“职业”到“专业”与“专业化”的转变,进而达到“专业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42]以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端的时代条件作为参照,墨西哥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也应始于商业报刊以及职业记者的出现。对于墨西哥而言,20 世纪末墨西哥政局趋于稳定,政党报刊时代接近尾声。1896 年面向广大公众、实行企业化运营的《公众日报》创刊标志着商业化报刊时代的到来。然而在国民革命党、革命制度党长达 70 年的社会统合模式下,墨西哥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一直受制于政府的利益收买与经济控制。新闻工作者在媒体与政府默契的“自我审查制度”下只能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进行报道,甚至直接发布政府的宣传稿件,因此仍未实现完全独立的传媒业也难以培养出真正的专业主义精神。

到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墨西哥的社会统合体系积弊逐渐显露,社会民主运动的浪潮对革命制度党威权统治的冲击也接踵而至。这次民主运动不仅为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更激发了媒体行业新闻独立精神与专业理念的追求。1968 年《至上报》在斯科尔(Julio Scherer)的执掌下对诸多社会弊端的受害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开始了报纸从“哈巴狗”到 “看门狗”角色转变的尝试。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尽管《至上报》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一尝试无疑是墨西哥媒体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政府对于《至上报》的“清洗”并没有阻挡住这场新的新闻报道模式改革,相反此次“清洗”将记者的独立、专业主义精神的火种传遍了整个墨西哥新闻界。[43]这一事件促进了墨西哥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标准的形成,从而吸引更多读者与受众来获取更丰厚的广告收入。这一新的状况也表明,墨西哥国内已经拥有能够为新闻业的独立与专业化发展提供经济支持的受众群体基础。[44]

随着墨西哥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以及独立报刊运动的不断推进,墨西哥受众对国内广播电视行业单一立场与行政化内容的不满情绪也日渐加深。而作为革命制度党的利益共享者,长久以来垄断国内电视市场的特莱维萨害怕破坏与政府的利益关系,因而迟迟不愿冒险进行内容、风格等各方面的改革。然而在 1993 年墨西哥第二大电视网阿兹特克诞生后,凭借其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报道视角赢得了大量观众的青睐,其收视率的节节攀升对特莱维萨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最终,特莱维萨在拓宽市场与忠于政党之间选择了市场,并在 1997 年开启了转型之路。在立场方面,特莱维萨摒弃了原本的严重倾向革命制度党的立场,在报道中对各政党给予了相差无几的报道时长,确立了相对可客观的报道原则。在业务规范方面,为了重塑公司的形象,改变公司的经营策略,特莱维萨从美国专门聘请专家进行业务指导,并把自己的工作人员送到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美国知名电视媒体学习。[45]除此之外,进入 21世纪后,美国新闻学界对拉丁美洲新闻行业的专业技能培养方面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2002 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在奥斯汀成立了美洲新闻业中心,为拉丁美洲国家新闻工作者提供新闻专业技巧与理念的课程培训,并协助墨西哥成立了新闻与公共伦理中心,推动墨西哥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www.xing528.com)

作为伊比利亚美洲具有较强传媒实力的国家,墨西哥的新闻传播发展历程既有源于美洲殖民因素的共性,又有受本国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影响的特性。从其媒体特点的变迁历程看,墨西哥报刊业也同北美国家一样经历了从官方报刊、政党报刊到独立报刊的报业发展历程。然而对于众多采用军事化措施维持国家稳定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而言,其新闻发展进程也受到了动荡与混乱等因素的严重阻碍,并且类似于墨西哥对国内新闻传播进行收买性控制做法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比比皆是。同时,报纸、广播电视公司借助威权政府的扶持与优待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传媒集团,也正是巴西、阿根廷等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大型传媒集团崛起历程的真实写照。再借助语言人口优势,墨西哥传媒集团在西班牙语传媒市场逐渐占据垄断性优势。然而在转型过程中,由于革命制度党以和平方式逐渐让出了长期把持的政权,墨西哥传媒业的民主化进程发展也相对平和缓慢。在传媒业转型期间,墨西哥新闻专业主义以及行业法律、规制情况也得到了改善。进入 21 世纪后,墨西哥传媒业正朝着民主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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